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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航空纠纷为什么爱用民族叙事陪绑
继东京成田机场唱国歌之后，中国游客在境外机场又有一场新表现。日前，伊朗首都德黑兰遭遇数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28日，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和梅赫拉巴德机场都被迫关闭，国际、国内几乎所有航班取消，不少中国乘客滞留。30日，中国社交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乱哄哄的机场里，一群中国乘客高喊“中国”。后经媒体调查，据当事旅客陈述，“那是得知当天中午可以入住酒店了，大家觉得在异国他乡被祖国惦念很开心，有人喊了‘中国’，流露出很激动的情绪”。
“逼迫飞机起飞”也好，“情绪激动”也好，无论如何，在机场这种公共场合唱国歌、喊“中国”，总归是一幕很反常的行为，总难逃脱“不文明”的审视。这则新闻语焉不详，但依然透露出些许信息，“据了解，当时有中国乘客在该区域拍摄，曾和伊警方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见，这是一场不惜以身试法的“情绪激动”，其间种种细节，有充足的想象空间。
飞机晚点、取消等实属航空业内常态，尤其是中国游客，对这类航变更不应陌生。根据民航局数据，2017上半年全国航班正点率为71.18%，同比下降5.58个百分点；也曾有外媒报道，中国民航的准点率处于“世界落后”位置。然而，在新闻中，似乎鲜少看到有他国游客在中国机场唱国歌、喊口号，也少见他国游客在他国机场有类似举动。那么，这类行为是似乎可以打上“中国制造”标签的奇异景观：本属于个人民事纠纷，却要用民族叙事来陪绑，甚至不惜诉诸外交层面的解决机制。
当然，在国内我们也并不鲜见因为航空纠纷而大打出手的，如果说这类行为还可以用公德意识、法制观念来解释的话，在国外类似“唱国歌”的套路，除了国内经验的化用之外，还当有另一个思维原点。或许是近代以来的悲情叙事，塑造了一种“弱国无外交”“国人受歧视”的思维惯性，并从国家层面带入个体视角，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个体，相比于旅客、顾客、游客等身份，似乎把“中国人”视为更成为基础的身份底色。同时，在一些特殊情况时重大的国家行为，以及一些影视作品的艺术想象，在未经仔细辨析的情况下，更强化了一种个体与国家的互动模式：“国家强则民强”本身一个宏大的命题，却被简化成了国家理当为个体行为撑腰，将“民事”上升成“国事”，从而凌驾于契约、合同之上，获得一种超常规的解决方案。
今天，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之深，中国国民走出国门的数量之多，国际环境的变化之大，急需补给对权利义务、国际事务、公德法制的常识认知。作为一个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民，是否只能抱着“歧视中国人”的悲怆心态，能否代之以“自信自尊”的坦荡自然？已经富起来的中国人，是否只能呈现“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壮观场面，能否代之以“温和友善”“守法有礼”的集体面貌？今天网络上常有人说“厉害了我的国”，“厉害”恐怕也不只是嗓门粗、力量大，更是一种国民言谈举止间的文明力量。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走出去的人，既是“某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除了“祖国在我背后”的行事逻辑之外，需要认同世界公认的契约与法制。
同时，这种规则意识、常识认知不能是出国时紧急培训，国民形象的展现必然遵守“在家什么样出去什么样”的逻辑。那么究竟如何塑造起一种正常的、理性的、平允的思维模式，恐怕功夫还在国内，得看整体的文化语境，是否能展现足够的讨论深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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