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讨论1：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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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不妨做个简要回顾。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而且将它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述三大概念的产生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层次，三者是一脉相承的，是战略决策思路一步一步具体化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是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取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举措，它将战略思路、战略取向进一步具体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因此，现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有了支配权，对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有了使用权。这次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2000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为农民减负，落实党和国家在“三农”方面“少取”的政策。这次改革不但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动摇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税制基础。可以预见，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近两年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实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宏观层次和新农村建设内容看，这次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提出，是通过改革和发展给农民以更多的公平待遇，使他们享受到由公共财政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由此缩小城乡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差距。

　　我体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综合概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不但涵盖了以往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政策内容，而且赋予其新时期新的内涵，它既包括了路电水气等生活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也包括了以农田、水利、科技等农业基础设施为主的产业能力建设；既包括了村容村貌环境整治，也包括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通过这些综合建设，最终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系统工程，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和需要，而不能搞成政治运动，也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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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标题．

[此贴子已经被dreamdiy于2006-3-10 9:23:3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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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 农村建设 新农村 农村税费改革 讨论 农村建设

还不是一样啊

社会主义新农村该怎么建 ——访经济学家韩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那么，如何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呢？

韩俊认为，从《建议》对新农村描述的20个字里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完成这个系统工程，实现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十一五”期间要突出抓好“六新”，即培植新优势、培育新农民、发育新组织、形成新机制、资源新配置、塑造新风貌。

培植产业发展新优势是建设新农村的经济基础

韩俊分析说，建设新农村的物质前提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新农村的建设才有产业支撑。

发展富民优势新产业，必须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新时期培植新优势产业的范畴经过探索会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优势农产品出口、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劳务输出等方面，都是培育新优势产业的着力点和增长点。

培育新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措施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把培育新农民当作一项根本措施来抓，通过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致富能力，为增产增收和改变乡容村貌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韩俊说，毋庸讳言，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慢、农民增收难与农民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十一五”期间，一定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首要的是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要让所有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

要按照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标准，培养新型产业农民和务工农民，大力实施以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的“阳光工程”，有针对性地举办相关技术培训。

他认为，要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增加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

发育新经济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

韩俊说，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组建新经济组织来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应当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在法律上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明确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有社会团体法人公益性的属性，也有企业法人经营和营利的属性，应赋予农民合作组织独立的合作社法人的法律地位。为了使合作社能在经济上逐渐自立，各级政府必须在税收优惠、财政补助和金融支持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

韩俊特别强调，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培育新的农村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要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特别是在提高对农户的贷款覆盖面，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切实加大中国农业银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应真正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充分发挥小额金融的作用。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发育、培养民间金融机构，放宽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的限制。

以城带乡新机制是建设新农村的有力引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进一步调整城乡关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这也是保证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他认为，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

资源新配置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举措

韩俊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在取消农业税以后，不要急于对农民开征新的税种，“以税惠农”应该成为今后国家财政对农民支持的一项重要政策；

切实增加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加快实行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在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对“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保证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并开辟新的财政支农资金渠道。

塑造新风貌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要求

未来新农村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呢？韩俊形象地回答说，新农村是阳光的、健康的、文明的农村，是“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农村。

人与环境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些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一直不尽如人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应该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了。

要建设新农村，必须在农村广泛开展塑造新风貌活动，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要大力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活动，促使新风尚蔚然成风，不断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

全面启动乡镇基层政权组织改革，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要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为重点，加快乡镇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紧紧围绕服务群众这个中心，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和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坚持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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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胡景北：质疑新农村运动
摘要：
本文对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温铁军提出的新乡村运动以及中国政府目前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质疑。本文的质疑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这些运动都缺乏明确的含义，尤其可操作的目标，而代之以某种理想的宣示。林毅夫提出的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刺激农村内需的思路，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建议，和与经济周期无关的新农村运动不是一回事。第二，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前提，是了解中国目前有多少农民。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充满了混乱。中国统计资料上的农民数据，一是以户口为标准的9亿多，一是以住址为标准的7亿多，但二者都不符合农民的经济学定义。一个户口农民，在城市已经有了长期稳定的工作，新农村运动和他没有关系；同样，一个非农的乡村居民和新农村运动也很少关系。第三，新农村运动要有明确的含义，不但需要估计到未来农民越来越少的情形，需要把城乡收入差距比作为政策目标，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制度变革内容。由于上亿户口“农民”不是农民，所以，任何新农村运动都必须首先取消现行户口制度，澄清谁是农民的问题，然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开展运动。为此，中国应当放弃把土地做为非农“农民”社会保障工具的做法，以便为取消户口制度铺平道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变创造条件。

全文详见：
http://www.hujingbei.net/taolungao/WorkingP2006/WorkingPaperNo01-Hu.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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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

我建议来自祖国各地的经济学人 都能 观察 并 记录你们所在当地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进展

(包括相关规划、农民的反应，当地经济学者的建议等），

以便于我们大家都能在一个更真实、宽阔的视野中来观察、评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举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6 9:04:46编辑过]

４楼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对新农村建设的密切关注有利于深入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不断修正人们在其认识上的误区．

也许主要目的是延缓过快的城市化进程,我已经用动态经济学证明了这一点

难啊 是自上而下的  不是自下而上的

新农村建设不要“运动”要“行动”

［ 作者：徐全红 转贴自：三农中国 点击数：90 文章录入：乡村野夫 ］

新农村建设不要“运动”要“行动” 徐全红 2006.3.1 我赞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不赞成所谓的“运动”。新农村的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勤而踏实的工作。早在民国时期，宋美龄曾倡导新农村运动，但无果而终。毛泽东时代，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也没能实现。 其实，三农问题虽有联系，但毕竟是三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农业问题主要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其焦点是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其焦点是农民的收入和农民的公民权的保障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解决农村生产、生活方式问题，其焦点是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很显然，农业问题是一个经常性问题，没有具体的时间约束。农民问题是当前乃至于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应根据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从根本上讲，是由农村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以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狭隘的。因此，三农问题中的任何问题都不是一场“运动”所能解决的。 单就农业问题而言，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远未解决。因为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问题很复杂，既不能“高产”，因为“高产”必将“伤农”；也不能“减产”，因为“减产”会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只能是“稳产”，即随着国内外农产品的供需状况的变化使农作物的产量保持适度、稳定的增加。有哪个经济学家敢说中国粮食实现了“稳产”？更令人头痛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内部矛盾，即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以及农村其它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强调粮食生产势必牺牲农业的比较优势，影响农民的收入；强调农业的比较优势，则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政府如何把有限的资金用于中国农业的稳定与发展，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要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任重而道远。（目前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张五常之流，鼓吹取消农业补贴，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笔者将以专文驳之。） 再看看农民问题，这里先不谈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仅就其收入而言，我们解决了吗？近两年有人说农民的收入增长快，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不让我们汗颜吗？不先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和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奢谈“新农村运动”我看是在建空中楼阁。 不要谈什么“运动”，要谈如何“行动”。不要试图首先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想方设法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各部门各司其职，一步一个脚印地工作，才是正理。例如财政部门要认识到：当前一系列农村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在于，建立在现行农村政治基础之上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和公民政治的发展，难以适应农村经济增长和社区自治的要求。因此农村财政建设和核心问题，应当主要集中在农村公共物品的融资与提供两方面。（高培勇，2005）采取切实措施，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洒在农村大地上。民政、公安部门应着手解决以户籍制度为焦点的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设计，恢复农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尊严。农业部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设上。交通部门想方设法把高速公路的预算降低一点点，多拿出几个亿人民币用于农村道路的建设。等等。（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王宏斌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作者：小元 转贴自：华岳论坛 点击数：518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王宏斌：南街村不能变 -------------------------------------------------------------------------------- 作者: 小元(梁.城.千.樟) [143063:6699], 01:19:39 02/13/2006: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经济观察报《王宏斌：南街村不能变》2005年10月31日 经济观察报：这次中央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对这个传统而 又新鲜的提法，你怎么评价？ 王宏斌：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提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没 提过了，这次能提出来，决定在农村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太好了，太 正确了。 我认为，这说明中央看到了“三农”这个中国最大的问题，想解决就必须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而且说明建设新农村不把“社会主义”带上，还是解决不了。实 践证明，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但是，提出 的那几条标准（记者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我认为还少一条，就是“集体经济”，这是最关键的，有了这一条就全了， 就不只是“新农村”了，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不讲发展集体经济，社会 主义新农村就建设不起来。 经济观察报：外界对南街村的模式说法也很多，你怎么看待这些争议？南街村发 展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王宏斌：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发展，都有不利或制约因素，完全看人怎样去操作 。好比开车，路好时可以开的速度高一些，路不好可以速度低一些。作为南街村 20 年来的改革，不论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尽管有争议。 对这些争议，我看大部分是误解，一部分是立场问题，是站在哪个立场看南街村 的问题。 谈到制约，从政治角度讲，我看是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从经济角度讲，越来越困 难。因为中央有好的政策，广大农村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势必要争市场、 争原料、争劳力，南街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调整发展思路。但是，作为南街村 的根本经济体制模式不会变、不能变，改变了经济体制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经济观察报：一直听说南街村企业有可能要搞股份化改造，会不会改？因为我了 解这几年你们有些企业经营情况并不是太好，你们很需要资金来持续投入。 王宏斌：虽然你说到股份制也是实现公有制的一种途径，但是我们都得承认，它 本身决不是公有制。我们决不会搞股份制，这个不会动摇。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说决不搞股份化，但是搞集体经济不就是为了让农民过上有 保障的好日子吗，他们要是能都持有股份，他们的将来的利益不是更有法律保障 吗？ 王宏斌：我们不搞股份化。依靠法律、依靠什么都不如依靠共产党。老百姓不依 靠共产党，成立共产党干什么？有没有我们一样发展，你共产党还起什么作用？ 每件事上都要考虑这个作用问题。法律是神圣的，但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万能的 ，资本主义的法律比我们健全，为什么还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法越多，说明存 在的问题越多越严重。现在很多人把“权宜之计”当作“目的”对待，比如联产 承包、股份化，这些决不是长远之计，更不是目的。 经济观察报：你不认为这些做法有现实合理性吗？ 王宏斌：“现实”合理性，正是说明它们是阶段性的，不是长久性的。中国老百 姓听话，共产党指向哪里，老百姓就会干到哪里。为什么会一盘散沙？这20年来 ，对这些都是表彰、鼓励、给优惠政策，人家咋不会这样干呢？现在改过来，晚 走20年，重新组织起来更有利（力）。 经济观察报：这个“晚走20年，重新组织起来更有利（力）”，是否可以认为是 你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走向的整体判断？ 王宏斌：可以。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现在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是 个什么样的关系？ 王宏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谁是基础，是群众是基层党组织。要是光剩几个 政治局常委，那还有啥执政能力。巩固加强了共产党基层建设，都像南街村，何 必提加强执政能力。之所以提，就是（再不加强）要受威胁了。所以我开始就跟 你说，不要仅从经济上看南街村。 对村民自治，我理解不深刻。我认为上面讲村民自治，核心就是要民主管理，一 个村它自治个啥呢？又不是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经济观察报：那南街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是等额 还是差额？有说法是，都是你先提名然后让村民投票。 王宏斌：南街村是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班子。党委抓全面，村委是教育 、衣食住行这些村务，企业班子是经济建设。整体的发展，村民委员会没有能力 来决定，党领导一切，因为党是执政党不是在野党。过去提党政分家、政企分家 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自由主义泛滥。政企分家，企业离开政府能够发展吗？想发 展，必须上级拿政策。南街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差额，是提了两个选一个。 经济观察报：是谁提名的呢？你有没有想过“一肩挑”？ 王宏斌：党委提名，经过村民代表推荐然后党委提名。南街村要办好靠大家，多 个人多个力量，何必要“一肩挑”，我并不专制。 经济观察报：外界也有评论说，“红色”只是南街村和你的“包装”，是个成功 的市场策划？ 王宏斌：像我们这一类人，无须包装，把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把一个共产党员 的形象展现给大家就是了。南街村在“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提法之外，现在 讲 “绿色食品城，红色亿元村”，坚持红色文化，生产绿色食品。两样不能分开 。至于包装、轰动，我们的本意、初衷不是想拿毛泽东思想作包装，可是从现在 看来，已经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事实。南街村不坚持红色文化，就不是南街村 的现在了。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这与高福利的供给制分配模式有关系吗？ 王宏斌：有关系，但不完全。吃不饱饭、上不起学、盖不起房子——这种情况下 ，满足现状的也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可以了。不见得福利高了就会养懒。惰性 强，靠纪律、约束、引导、鞭策，才能好。二次创业首先是要加强思想教育。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农村要发展必须走南街村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吗？如果是，那 为什么1970年代一搞“包产到户”，农民就能吃饱饭了呢？难道那不是生产力的 解放带来的吗？ 王宏斌：各地到南街村来看的很多，国内最早搞“分田到户”的安徽小岗村也来 了几次。实际情况是，1970年代，粮食产量低不是人不干，那时的干劲不知比现 在多多少倍，可为啥粮食产量上不去呢？我跟你说，真的是因为那时工业太落后 ，没有化肥。哪个队里有“能人”，能弄来化肥指标，哪里的产量就上去。1970 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提倡大办“社队企业”，化肥、农机逐步开始满足了，已经 就要到好的时候了。 经济观察报：我记得也是在河南，1975年吧，好像毛主席的那个“光明的未来” 的批示，说的是巩县回郭镇大办社队集体企业？ 王宏斌：是的。那已经就要到好的时候了。该到好的时候了，与分和不分关系不 大。 经济观察报：我曾对一些地方现在新出现的农村合作社作过一些调研，它们是农 民的自发组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在当前县乡政府很难给农村提供充足的公 共品服务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了很多的发展问题。它的民主管理方式，大大提高 了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他们的自我组织，也使农民对外界的谈判能力加强了。你 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王宏斌：合作社这种形式，与当年的互助组、初级社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区别 。以往是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的组织，现在是无组织无领导的自愿结合。这萌 芽出现了是好现象，但无人施肥浇水，它就不一定能开花结果。除非野花，开过 就枯萎了，是短暂的。只有将来党对这个萌芽的关心、支持、领导，它才能长期 茂盛下去。没有领导、组织、纪律，这种联合是长不了的。 经济观察报：南街村对村民生活物资的供给比例是否会进一步加大？有什么样的 规划吗？ 王宏斌：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进一步会努力达到生活 资料公有制。我们叫“富裕得没有一分钱存款”，我们现在已经住房、医疗、教 育、婚丧嫁娶，都是由公家负担，连家具、空调、燃气、水电、菜蛋鱼肉米面， 都是配给的。只有做饭还是各家开伙，衣裳除了厂服还要自己买。 在计划里，估计3年以内，先把南街村大食堂建起来，让村民都吃上自助餐，当然 也是免费供给的，在饮食这个基本生活需求上实现各取所需。10年以内，村民日 常生活用品建成供应站，日常生活穿戴抹搽实现各取所需。在达到计划以前这段 ，实行的是叫“按需分配”，还不叫“各取所需”，还需要审批、监督，各取所 需的时候，监督就小得多了，审批就不存在了。 经济观察报：要达到这样，关键是什么？村民对你这个计划怎么看？ 王宏斌：关键是经济发展的准备和思想教育。当前大部分的群众还不理解，他们 不愿意吃大食堂，还理解成1958年的大食堂，吃过的知道不好。我知道这些议论 。

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社成农村“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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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社成农村“稳定器” www.XINHUANET.com　　2006年03月03日 07:31:46　　来源：新华网吉林频道 【字号：大 中 小】 【背景色 】 【留言】 【评论】 　 策划：周长庆 采写：李亚彪、王晓明 制作：王巍 　 近几年来，吉林四平梨树县不少农民纷纷自发创建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社，尝试解决农民在贷款、储蓄与融资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困扰。记者通过调查采访三个各具特色的农民合作社，感到梨树县农民的探索与实践，实际上是为农民们的生产生活增加了一个新的“稳定器”。 　　太平镇的农民合作社：集体与农村信用社打交道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来到梨树县农民合作社调查研究。（照片来源：新合作社网） 农民合作社的倡导者姜柏林正在为农民讲课。（照片来源：新合作社网） 梨树县是全国产粮大县。当地农民说，过去由于多数农户贫穷，还款能力低，农村信用社为了规避经营风险，只对少数农民的简单再生产活动给予少量贷款。一段时间以来，农信社增资扩股，结果部分入股的农民是“花50元买回个小本子（股金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贷款难问题。每到备耕时节，农民都为缺少资金而大伤脑筋。 银监会四平市监管分局干部姜柏林介绍说，“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改变”。姜柏林长期从事农信社体制改革和调研工作，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平市农村信用社监督指导科巡视员的姜柏林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农产品，获得批零购销差价利益，再将收入拿到农信社入股，通过联保贷款支持生产发展，形成农民通过合作社入股信用社，信用社通过合作社联保贷款给农民的互动发展模式。这种“股权信贷”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信用社－农民”的信贷模式，形成“信用社－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的新模式。 事实上，过去农信社面对一家一户发放贷款，不仅产生高额的交易成本，而且难以贴近农民的需要，结果是农民的生产受金融制约；农信社因业务量不足也难有发展，只能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如上浮利率等来维持。农信社通过合作社组织与农民打交道，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化解农信社的金融风险。 姜柏林的想法得到太平镇李家村农民田永海等8个养猪户的响应。他们按这种思路，创办了“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首批集资3000元到镇农信社入股。农信社当年就向合作社农民发放了四笔贷款。农民在用贷款采购浓缩饲料时，厂家卖给这个“大客户”的饲料价格每吨平均比市场零售价低550元，仅此举便节支增收1万余元。扣除合作社管理费用后，这笔钱按每户的交易量全部返还社员，再由社员集体拿到农信社入股。年末猪出栏后，社员一次性将贷款结清。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磨合，农民合作社与农信社初步建立起信用关系。 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发现，当自己的经营活动或市场出现波动时，合作社能够及时化解风险。社员李春山没搞好防疫工作，养猪赔了数千元，贷款还不上，生产无法接续。为此，合作社先帮李春山还贷，又通过联保为他贷款5万元。李春山用这笔钱购进120头仔猪，饲养94天出栏，净挣1.4万元。拿到钱后，他连家都没回，就去农信社还贷，并主动入股5000元。目前，合作社已发展到36户，股金增长到60余万元，贷款由当年的7万元增加到去年的450万元，年户均收入超过5万元。 榆树台镇的农民合作社：农民有了自己的“小银行” 四平市榆树台镇闫家村不少农民说，“我们有了自己的银行！”当地农民新型的“资金互助”合作社，把民间资本转化成农村金融资本，成了农民自己的“小银行”。 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的社员们（照片来源：新合作社网） 榆树台农民合作社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资金互助起源于闫家村社员李丙玖的一次借款。2004年，李丙玖家出现资金困难，合作社各家尽自己的所能借给他部分钱，没有钱的社员给李丙玖借款做了担保，大家都签字画押。当地农民根据这一模式，成立了闫家村资金互助合作社，采取社员集资再服务于社员的办法，互助资金的股金由社员入股，分为资格股、投资股、流动股和社会公共股。 合作社章程规定，以农民身份入社的最低标准是200元为资格股，每增加400元即获得一投资股，增加一个表决权；非农户获得资格股和投资股的标准分别为500元和1000元；随入随出、没有数额限制的为流动股，流动股无表决权，只享受分红；合作社成员以外的政府、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的资金为社会公共股，资金年终红利计入合作社积累。 合作社理事长姜志国说，资金互助只限于入股成员内部，由个人申请，社员大会表决通过。农民身份的社员可享有入股资金6倍的资助额，非农身份享有入股资金80％的资助额，流动股没有受资助权。得到资助的成员需要五户以上社员担保，并支付5厘利息。临时用款不足10天者不支付利息。目前，合作社共吸纳了43户农民，他们共经营土地53公顷，养羊养猪约3000头；社员入股资金3万余元，放款2.76万元。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已帮助7户社员脱贫致富。 不少农民说，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小银行”，随取随用。社员张超结婚急需2000元，想把家里的3500公斤玉米卖掉，当时的玉米价格每公斤仅0.7元。合作社知道后，让他先不要贱卖，如果需要用钱可到合作社借款。两个月后，玉米价格上涨到每公斤0.94元，张超出售玉米多得了800多元。社员张志学因妻子有病、孩子要上学而急需1000元，也是靠借合作社的互助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农民互助合作金融，除了通过调节资金余缺满足农民需求，还能有效地建立起国家帮助农民的体系。比如农业发展银行或财政通过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转贷给农民，可以降低运作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的挪用和截留；同时能扩大内需，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农民互助合作金融还能建立起资金回流机制，利用农村的巨大市场和利润前景，吸引城市资金下乡，促使工业反哺农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等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不仅对区域内的人吸收存款和提供信贷服务，还可吸收居住在本地的非农户的存款。从制度本身看，这种合作金融组织的活动面不宜太广，只在社区内部服务，解决农户的小额信用需求。这种农民内部合作组织的管理具有成本低、监督机制自然天成和几乎没有监督费用等优点。 胜利乡的农民合作社：“要把农民的一生安排好” 看病难、上学难和缺乏养老保障，是过去困扰农民生活的三大难题。梨树县胜利乡农民郭连伟探索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以“消费合作＋医疗教育养老合作＋资金互助合作”的方式，再造农民福利，提出“要把农民的一生安排好”。 郭连伟家的门口挂着“胜利乡农民合作社”的牌子；屋中除张贴着“合作社章程”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墙上的“医疗教育保障费积累表”、“医疗保障费支付表”和“教育保障费支付表”。“合作社社员的个人帐户上，都有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郭连伟说。 据他介绍，基金的来源是从农民参加合作社统一购销生产、生活资料时省下的钱和获得的利润中提取的。分配提取比例为：纯利润的12％提公积金，8％提公益金，其余80％提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年终结算计入个人账户。公积金作为合作社的积累，公益金用于社会捐助，三项保障基金用于农民的个人福利。目前，合作社社员的三项基金积累达15436元。 合作社的话题，成为梨树县农民热议的焦点。（照片来源：新合作社网） 胜利乡合作社的理事长郭连伟是一个乡村医生。据他介绍，社员医疗、教育基金的使用根据社员家庭的实际需要来调节。社员生产100头猪，通过合作社购料100袋，就可以节余400元保障基金。如果社员一家人身体健康，没有发生医疗费用，而孩子上学需要280元费用，就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学校划去所需费用，并在社员的基金账目上作出手续；账目反映基金余额120元。社员继续消费，基金继续增加。 在合作社中，如果社员遇到特殊情况，某一项保障基金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时，还可以通过合作社制度，建立基金互补往来账目手续，以应对暂时的困难。单个社员会得到多个社员或全体社员的联合帮助，通过账目间的转换平衡手续，可以用以后的基金积累逐步偿还。例如，社员王俊起由于种养业规模不大，保障基金才发展到28元，不够孩子的上学费用，因而一度产生让孩子辍学的念头。社员郭生栋把自己账上的基金暂借给王俊起，使孩子留在了学校。 “社员养老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郭连伟说，医疗、教育两项基金确立后，他又想到可以从社员的医疗消费中形成积累，成立养老基金。为此，合作社成立了合作医疗站，就医看病平价收费，并把医疗费和药品差价费通过处方和年终医疗结算清单，重新返还农民，形成个人专项养老基金。社员再到医疗站打针用药，医疗站不再挣钱，而将原来的药品差价和医疗费作为养老基金存入个人账户。 在郭连伟提供的一份清单上，是社员郭连和通过医疗消费而成的养老金积累过程：医疗消费总额94.7元，其中药品零售额73.7元（成本额62.5元，差价11.2元），医疗费21元，养老基金积累金额为医疗费加药品差价之和，计32.2元。 养老金的建立，免除了不少农民的后顾之忧。56岁的社员张树江体弱多病，没有能力从事种养业，生活比较贫困。2004年末，他积累了专项养老基金276.2元。老两口高兴地说：“农民有养老金，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虽然我没有儿女们照料，可慢慢积累，再过十年八载，到老年后也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合作社监事长方明文今年46岁，他2002年加入合作社后，当年就积累了基金892元，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支付了孩子的上学费用；现在孩子已经毕业并找到了工作，这样方明文以后的积累就可以全部作为养老基金了。 梨树县农资局负责合作社工作的王晓光科长人说，胜利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不增加政府一分钱负担的情况下，解决了过去集体经济组织解决不了的事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发挥了促进和谐的“稳定器”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