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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三十五年，常见剧情大反转的小品，可是，再大的反转，都没有人口和生育这个国家级小品来得凶猛。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张国刚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我国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由“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下调至18周岁，以优化人口结构，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专家儒雅，建议生猛。不到急眼的程度，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从七十年代末的电影《甜蜜的事业》到九十年代初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从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到全面放开二胎，这个转身几乎是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张国刚委员提出了几个理由：1、法律上规定年龄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义为“成人”；2、从医学上来说，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为23岁到29岁，一对夫妻如果要生两个孩子，女性最好在30岁之前生育二孩；3、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都在18岁或18岁以下。
张委员举例说，就在前不久，为生育率不振而苦恼的日本，通过法案将男女结婚年龄由之前的男18岁、女16岁，统一为18岁。
理由本身都对，可在实际中却是另一回事。一个18岁的中国人通常在干什么？在准备高考，基本上可以用焦头烂额来描述。有几个人会想到结婚？
最佳生育年龄听上去很美好，可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要么在大学读书，要么刚走向社会，还在为工作和住房苦恼，特别是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一个孩子都让她们难以应对，想让她们尽快完成两个孩子的定额，是不是不太现实？
推出新东西时，我们总会向国际看齐，可是国际上的很多东西在中国并行不通，日本还拍成人片呢，你在中国行吗？还是搞点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现实。
在《甜蜜的事业》中，田大妈东奔西跑，就是为了让唐二婶做绝育手术，而现在，拼命凸显最佳生育年龄的重要意义，两会中的代表们和委员们纷纷出谋划策，“延长女职工生育产假”、“对二胎家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等等建议，不外就是让育龄女性早生二孩。
毫无疑问，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太不考虑女性自身的感受了？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是摸着人头过河。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从《甜蜜的事业》和《超生游击队》，到放开二胎和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则明摆着告诉我们，一切政策都是临时政策。
大大的街头广告画中，一对夫妇高举着一个孩子的画面还记忆犹新，这个孩子刚长大后就被告知，你的主要任务是尽快生出两个，尽管当初你是作为没有兄弟姐妹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的确比较讽刺，当初国家不准孩子的父母多生，现在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多生，这种突兀的转变，比左派忽然变身右派还要尴尬。
在当今住房、教育和医疗支出急剧增长的情况下，结婚和生儿育女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岂是一两条法规的改变就能很快改变的？二胎已经全面放开，可是很多育龄夫妻却不考虑要二孩，理由只有一个：养不起。
如果法定结婚年龄真的降低到18岁，年轻人未必会提早结婚，但是父母催婚的力度却几乎肯定会提高一到两挡。到那时，公园里的相亲广场相信会更加热闹。
在我读高中时，班上很多同学已经18岁，但在那个经常能够听到《甜蜜的事业》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年代里，学校对男生女生之间的交往总是保持高度警觉，一旦发现谁和谁多说几句话，老师就会找相关人谈话。那个时候，17、18岁的一对男生女生去看电影逛公园，叫早恋。
如今，已到中年的他们，如果知道有人正提议18岁的人就可以领结婚证，他们会不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或许，他们会想到崔健的那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晚婚晚育，这样的标语过去见过太多，有些或许还在县城的墙上，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是不是显得有些尴尬？自己贴出去的标语，自己撕下来时，脸上会不会发烧？
也许有些人会很“辩证地”说：当初狠抓计划生育是对的，现在全面放开二胎也是对的。果真如此，那就没辙了，这就像让一个法官判定自己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那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发达地区的城市青年，特别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未必能起多大作用。相反，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这样的规定却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18、19岁媳妇，让她们过早地进入婚姻生活，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
如今的育龄女性，几乎都是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她们出生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年代，现在自己也在执行这个“光荣的使命”，很多人只要一个孩子，有的甚至不要孩子。不仅如此，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也在逐年推迟。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2012年平均初婚年龄为29.5岁，到2015年升至32.4岁，到了2017年，更升至34.2岁，其中女性为34.3岁，超过男性的34.1岁。
在晚婚晚育年代出生的人，如今也开始自觉地晚婚晚育，这在过去值得表彰的行为，却让因老龄化重负而忧心忡忡的国家坐不住了，这到底是能生孩子的人出错了，还是政府的人口政策，乃至其它政策出了问题？
在结婚意味着一套房子而不是一张床的年代，在教育日益产业化的今天，在一场大病就可以把一个中产家庭打回赤贫的当前，生育二孩，对于普通人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中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时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20.5%的家庭有生育二孩的意愿；53.3%的家庭不想生育二孩；26.2%的家庭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由于生育成本、经济负担、照料负担等问题，相当一部分家庭表示“不敢生、不愿生”。
我们过去总说，不要把女性视为生育机器。可是，无论是在计划生育年代，还是鼓励生育二孩的今天，我们的种种做法都似乎违背了初心。
现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而且十分紧迫。
除了已实行的全面放开二胎，以及热议中的“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延长女职工生育产假”、“对二胎家庭实施税收减免政策”、“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等等建议，如果能在住房问题上做点文章，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
可是，房地产商们肯吗？这又是一个问题。他们只会吃肉，别说割肉，吐骨头都不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出台政策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台的政策出了问题，怎么办？不切实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就想扭转晚婚的趋势，甚至想让健康活泼的二孩满地跑，那显然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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