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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中国谋变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21日
中国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关系。为此，“后危机”时期的中国不仅要继续全球化，更要深入市场化
这是全球化的劫后余生，市场化的一波三折。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年多来，中国和世界的改变都是空前的。
面对全球化诉求与中国改革之路，学者、政要、金融家和企业家的思考不尽相同。在2009年12月18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0：预测与战略”上，相关讨论热烈而深入。
始于2008年9月15日的这场金融危机，从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到通用汽车陷入困境，从外向型企业减产关门，到2000万农民工浩荡返乡，何处是足够安全的避风港？
2009年底，突然爆发的迪拜世界债务危机提示我们，虽然中国可能已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进入“后危机”时期，但危机在全球的冲击波和后遗症，并没有就此结束。所谓“后危机”，即经济增长已呈触底复苏迹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更是“V型”强劲复苏。
走向2010年，这场金融危机无法被真正忘却。危机改变了世界与中国，催生了金融与经济变局，国家利益和国际格局也面临深刻调整，一些重要共识正在逐步形成：
学者认为，危机从来是改革的助产士，中国最近30年来的改革都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率先进入“后危机”时期之际，中国相应政策调整和改革议程应予启动。
政要主张，这是第一场全球化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进入“后危机”时期，无论全球权力东移带给中国怎样的选择和取舍，“开放都应是永恒的主题”。
金融家和企业家则关心，“后危机”时期如何生存与成长，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商业帝国有的东倒西歪，任何曾经的激进扩张都不得不重走回头路。
中国长期以来依赖投资和净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当这场危机来临时，中国政府适时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
但此轮刺激政策在解救危机的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中国长期赖以生存的经济增长模式，变投资和净出口的双轮驱动，为投资的单轮拉动。
从长期来看，这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且将恶化中国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扩大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减弱消费水平，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平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关系。为此，“后危机”时期的中国不仅要继续全球化进程，更要坚持市场化改革。
更全面开放不可动摇，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必然伴随企业个体扩张。“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全球化，需要有勇有谋的行动。
更激烈的市场化改革有待推进，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需要向刺激消费转变，外贸萎缩之后的内需增长值得期待，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则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与此相应的配套改革，以及更广泛的法治和公民权利维护，都有赖于深层改革的推进。
许多重要的改革议程重启，时间表并不限于2010年，但惟有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后危机”时期中国才会不同凡响。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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