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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汤飞凡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驻昆明的美军军医，他们提前几十分钟得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一个想要通知的，是心中真正的抗战英雄。
胜利的消息在昆明传开了，小小的中央防疫站与所有中国人一样沸腾了。此时的汤飞凡，却默默的离开狂欢的人群，回到书房里，默念故乡先贤杨度那首耳熟能详的《湖南少年歌》：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长歌吟罢，汤飞凡已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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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元旦中央防疫处全体员工（前排右三为汤飞凡）
六、公道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奉命接收北京天坛原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旧址——抗战八年，这里被日本人征用。
然而，就在中国人到达前一周，日本人用坦克将全部设备碾碎，菌种血清销毁，动物植物杀死深埋，只留下几幢四面透风的破烂建筑。
1949年，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1919-2011）在封存了四年的地下冷库满地的垃圾里，发现了六只试管。经过培养实验，其中五只装有鼠疫杆菌。这些是日本人匆忙中没有销毁的细菌战证据。
真相大白于天下。
抗战中，作为中国唯一的正式防疫机构，汤飞凡带领同仁，始终秘密承担着对付日寇细菌战的工作，这条看不见的战线，此时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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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央防疫处同仁游行庆祝南京解放
1949年初春，对腐败的南京政府心灰意冷的汤飞凡辗转从北京经南京抵达上海。此前，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并已陆续将大件行李运往香港。4月5日是在上海启程的日子，然而就在登机前几小时，汤飞凡突然做出决定，留在大陆。
没有人知道在那几个小时，汤飞凡的内心世界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我们只知道，这是那个时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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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起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厂。
六、名山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汤飞凡为朝气蓬勃的新社会欢欣鼓舞，他受到很高的礼遇，相继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各项工作日渐走入正轨后，汤飞凡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冲动，他要完成一项二十年未竟的毕生之役——沙眼病原体研究。
今天看来不值一提的沙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的发病率高达55%，致盲率高达5%，所谓“十眼九沙”。世卫组织也把沙眼列为国际重大流行疾病。而对于汤飞凡来说，促使他投入全部身心进行沙眼研究的，则是另一种更加富于情感性的因素。
对汤飞凡那一代在积贫积弱的国家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言，日本始终是绕不过去的情意结，既佩服，又憎恶，同时也是暗中较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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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钞票上的野口英世
今天但凡去过日本的人，都不会对一个微生物学家毫不陌生。他叫野口英世（1876-1928），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000日元纸币正面的人物，正是这位英年早逝的科学家。
极富戏剧性的事是，1928年野口英世声称从印第安人病体中分离出沙眼原菌，解决了困扰国际微生物学界三十年的难题，引起世界轰动，然而不久，他的名字就悄悄从全世界细菌学教科书和研究中消失了，为时长达三十年。
直到六十年代，作家渡边淳一（对，就是那个写《失乐园》的渡边）在札幌医科大学念书时无意中发现献身科学研究、英年早逝的野口英世，立志为其做传。1979年，长篇巨著《遥远的落日》出版，获得第十八届吉川英治文学奖，野口在日本被“再发现”，受到极高评价，直到头像被印上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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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淳一著作
然而，渡边淳一没有说实话，他故意对野口英世被从细菌学教材中删去的原因语焉不详——令他难以启齿的原因，来自汤飞凡。
基于对野口论文结果的怀疑，从1932年到1935年的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这一结果得到国际上的公认，野口英世就此从细菌学教材中消失。
1954年，汤飞凡恢复了中断了近20年的沙眼研究，为了进一步确定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瞒着家人，冒着失明的危险，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沙眼。
在其后的40天内，他坚持不做治疗，红肿着眼睛，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地解决了数十年来关于沙眼病毒的争论。这一发现，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70年，国际沙眼预防组织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被称为“衣原体之父”，他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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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国家邮政总局发行一套四枚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分别为熊庆来（上左）、汤飞凡（上右）、张孝骞（下左）、梁思成（下右）。
七、尾声：国士
1958年元旦，就在汤飞凡把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睛的那一刹那，他一定不会想到，仅仅九个月后，他被迫以最惨烈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甚至死后数十年，一直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战国策》里说，刺客豫让，犹知“人以众人待我，我故众人报之；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对于一辈子以国士之心报国的汤飞凡先生，最低限度上，我们该不该鞠躬、道歉？
1992，邮政总局发行一组四枚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汤飞凡与熊庆来、张孝骞、梁思成并列其中。1999年，汤飞凡铜像落成，此时，距离汤夫人谢世，已经四年。
但愿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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