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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朝时，清廷接纳了诸多明末官员投清，或命其担任原职，或委以新职，其中，操守不堪之人也混入了新朝官僚队伍。同时，由于清朝忙于镇压南明，清廷无法腾出主要精力抓吏治，贪官污吏无法得到及时惩治。因此，虽然顺治朝时清廷曾整顿吏治，但吏治并无根本改观，彼时“积弊难除，颓风犹煽，有司则贪婪成习”。康熙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启者，其在用人上有自己的特点。康熙亲政后，开始大力整顿吏治。
选官用人 首推德行
在康熙看来，“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即若要改善民生、实现大治，首先要整顿吏治。而整顿吏治，首要之务在于选贤用人。在选贤用人上，康熙认为官员操守和德行最为重要，他认为：“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即用人以德为先，有才无德者不可用。同时，康熙认为：“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谨者不多见”，认为有德之人更难寻到。
康熙推崇以德为先，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有助于培育清廉之风。康熙认为官吏有德，则“持身清正、表率下僚”，选拔有德官僚并委以重任，可以起到“上率下效”的作用，进而消弭贪腐之风，培育清廉之风。二是有助于地方稳定。康熙认为“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有操守之人，在地方有声望，且少有害民之举，有助于地方稳定。因此，康熙在提拔江苏巡抚宋荦时提到其“操守好、不生事”，即操守好的人管理地方不易新生矛盾。同时，康熙认为有才无德者“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有才无德之人，若不修德，之后终究会把才学用在邪道上。三是有助于革除积弊。康熙提拔直隶守道邵嗣尧为学政，尽管邵嗣尧“于烦剧之事未见其长”，即他并不善于处理具体事务，但依然提拔了他，原因便是他有操守，康熙认为他“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即有德的人更能秉持公正，真正革除弊端。
有德乏才 亦生弊端
康熙中前期，由于康熙践行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达到了“广厉风节，群士幕效，吏治丕变”的效果，政风得到澄清，逐步实现了大治。但康熙过于强调德而忽视强调才，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一是有德乏才之人不能高效处理政务。康熙曾批评部分清官不能高效处理政务：“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康熙认为有德乏才之人造成政务积压，影响到施政效能。康熙曾批评操守较优的侍郎达哈：“近见尔衙门事务，弊端尚多，旗下人不无怨言。若但守己廉洁，而于凡事不能勉力肃清，究竟何益?”认为有德无才，于政务也是无益。
二是有德乏才之人不能维持地方稳定。康熙四十年，朝廷曾推荐道员施世纶担任湖南按察使，但康熙认为施世纶不适合负责监察工作，原因便是“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庇护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庇护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康熙认为施世纶虽然有德，但他有时认为自己是秉公办事，但实际上造成了新的不公，无助于地方稳定。此外，康熙曾批评某位巡抚不知处理关系：“今以己为清官，独市饼饵而食，兵丁赏赉不及，岂合于理?”认为他不谙人情，不知抚恤各方，也是无助于治理。康熙朝官员张伯行以清廉刚直闻名，康熙评价他“操守为天下第一”，但仅有德行是无法处理好政务的。张伯行初任巡抚之时，在移风易俗上确有成绩，但康熙五十四年康熙批评张伯行：“绌于才力，张弛失宜，反致渐生事端，扰累民生，地方盈宁之状，迥不如前。”在康熙眼中，地方稳定无事是最重要的。
因此，康熙在康熙中后期开始强调官员的才干，注重德才兼备。但总体而言，康熙用人是以德为先;有才无德之人不用，如康熙朝吏部文选司郎中刘始恢有才但“声名颇劣，可令休致”;有德乏才之人酌情用之，如吏部文选司郎中宋文运“才虽平常，而操守声名甚好，朕不次擢用洊升刑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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