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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农业的影响直接明显，而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相对间接隐晦。通过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作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二是气候变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三是气候变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的论断由来已久。早在1915年，地理学家Ellsworth在其《文明与气候》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气候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联系。作者选取不同类型的工人作为对象进行经验研究表明，在气候温和的春季和夏季时，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最高，而在极端高温的夏季和极端低温的冬季时，劳动生产率最低。随后，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分析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总结起来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研究的是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分析气候冲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进而得出气候变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效率之间的关联。
在研究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的文献中，学者们多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Grether（1973）和Seppanen（2006）将受试者随机分配到不同温度的房间里，并要求他们执行相应的任务，实验室环境能够显示出受试者对高温的认知反应，包括估计时间、警惕性、心算能力等。研究发现，当温度超过25℃时，气温每升高1℃，各种认知任务的生产力约损失2%。Niemel et al（2002）研究了呼叫中心人员在不同温度下的生产率，研究发现，在22～29℃的温度范围内，气温每增加1℃，劳动生产率降低约1.8%。他们同时指出，气候变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其很可能受湿度、室外环境质量以及CO2水平等因素的影响。Wargocki & Wyon（2007）选取了10～12岁的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令教室的温度每周在适宜温暖（约25℃）和正常（约20～21℃）之间随机变化，同样发现较低的温度能提升生产率。此外，天气的好坏也会影响工作效率。相关研究表明，在室外天气不适宜休闲的日子里，职工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好天气则会让人们分心，以致劳动生产率下降。
众所周知，人类的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而气候变化会降低人的健康程度。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选取死亡率、出生率、婴儿体重以及平均寿命等指标来衡量人类的健康水平，进而分析气候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Deschenes（2014）通过整理温度、健康与适应行为的经典文献发现，多数文献采用死亡率来衡量健康水平，研究结论也均表明极端温度会通过降低健康水平来影响劳动生产率。Deschenes et al（2009）研究发现，妇女在怀孕期间暴露于极端高温会导致婴儿出生体重下降。估计结果表明，到21世纪末，白人婴儿的平均出生体重将减少0.22%，黑人婴儿的平均出生体重则将降低0.36%；此外，影响作用的概率分布也存在差异，白人婴儿中出现低体重的概率会增加5.9%，黑人婴儿中低体重的概率则增加5%。Hasegawa et al（2016）认为天气冲击会影响粮食产量，进而增加总人口中营养不良的比例，造成婴儿体重的普遍下降，最终会加大人类患病和死亡的风险，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上述文献选取了不同的工具变量，从多个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理论基础。无论是关于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的研究，均是通过数据检验而得出结论。故而，后续的研究有必要拓展定性分析，构建作用机理。
（二）气候变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动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报酬。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层面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方面。诸如降水、温度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等因素的变化会引发劳动力在地区间、产业间、部门间、就业状态间乃至工作间进行转移。诸多文献对上述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气候变化不仅能引发国家内部区域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而且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在研究国内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文献中，Deschênes & Moretti（2009）研究发现，极端热和极端冷的天气状况会导致死亡率增加，且死于寒冷的人数是美国总死亡人数的1.3%，为此，部分人会从寒冷的东北部迁移到温暖的西南部，以提高预期寿命。Feng et al（2014）的估计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会导致玉米和大豆产区的产量下降，故而这两个产区发生了大量农民向外迁移的现象。在研究国际迁移的文献中，Feng et al（2010）采用墨西哥各州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与美国移民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由温度和降水引起的较低的农作物产量会使向美国移民的人数增加。Gray & Mueller（2012）研究了1994-2010年间孟加拉国向外移民的数量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洪水会造成民众的适度迁移，但由降雨造成的农作物歉收则会造成大规模的迁移。Hornbeck（2012）研究发现，沙尘暴也会引发大量的迁移行为。
2.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气候变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作用是有差异的，对一些产业产生负面影响，但也会增加某些行业的产值，引发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现象。Kirchber ger（2017）利用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IFLS）、DesInventar数据库、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等多个数据库的数据，探讨了自然灾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建筑业等部门。Kolsuz & Yeldan（2017）选取土耳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税收、技术和体制创新均会促使劳动力向绿色产业流动。
3.劳动力的就业状态间流动。一些研究发现气候变动会影响人们的工作状态选择。例如，Connolly（2008）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降水对美国工人休闲选择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如果天空一直下雨，人们会倾向于选择比平时更多的休闲时光，每天多休息30分钟。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气候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大多关注的是劳动力的区域间流动，较少涉及劳动力在产业间、部门间尤其是就业状态间的流动。因此，有必要从多个角度丰富此类研究。
（三）气候变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依据劳动力结构的特点，本部分将气候变化对劳动力结构影响的研究归纳为：气候变化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影响、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劳动力地域结构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1.劳动力年龄结构。气候变化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影响不同。有证据显示，气候变化将导致死亡率的增加，如果“一切照旧”，至21世纪末，死亡率将从0.5%上升至1.7%，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婴儿。Barreca et al（2013）的研究表明，在1900-1959年间，每年由超过90℉的高温而造成的婴儿死亡数约为3600例，而在1960-2004年间，即使空调技术已经逐渐普及，每年仍有600例婴儿因此死亡。此外，有学者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故而会出现劳动力迁移的现象，而在这类迁移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2.劳动力产业结构。基于已有文献，气候变化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气候冲击能够直接影响该结构。例如，Hsiang（2010）研究表明，极端高温会对大部分非农业部门产生负面影响，旋风尤其是异常高能量的旋风对采矿业、公用事业以及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具有负面影响，抵消了建筑业积极的产出影响。Dell et al（2012）发现温度和工业活动之间密切关联。Zivin & Neidell（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炎热天气尤其是极端高温下，暴露于室外的劳动力供应减少了，农业、林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的就业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也会使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Ho et al（2008）通过分析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发现，碳税对就业的负面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是在不同行业中，就业量的下降幅度不同。Aldy & Piezer（2011）研究发现，虽然估计结果显示碳税的总体影响不大，但是一些电力密集型制造业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3.劳动力地域结构。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气候与劳动力地域结构的关系。Lom bard（2002）实证分析了1970年和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实施前后的制造业相关数据，估计结果表明，在法案生效的前15年，相较于污染物排放达标的县，未达标的县损失了约59万个工作岗位。Burgess et al（2013）探究了天气冲击对农村和城市人口死亡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温会增加农村的年人口死亡率，但是对城市地区近乎没有影响。
相比于气候因素对经济增长和农业影响的分析，气候变化对劳动力结构影响研究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劳动力结构没有一个“最好的”标准。此类研究无法判断天气冲击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最多只能大致得出影响作用的趋势。所以，进一步的研究需要逐渐明晰上述问题，以期提出应对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五、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气候问题具有极强的外部性，排放CO2等污染物引起的气候变化能够影响地球上所有人的福利，并且大多数受影响的人没有获得补偿。这种外部性的规模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故而国际组织和政府的干预势在必行。目前，针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减缓性政策和适应性政策。减缓性政策旨在实现更少的气候变化，而适应性政策的目标在于削弱气候变化的影响，二者相辅相成。
（一）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
政府部门能够采用许多措施来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归纳起来，减缓性政策工具主要有以下四种：直接管制、税收、补贴和排污权交易。
1.直接管制。直接管制也被称之为指令和控制，本质上讲，就是政府部门告诉家庭或企业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够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或如何不去做。如若能够知晓监管活动的详细信息，政府部门就能够在委托较少代理机构或运用少量技术的情况下进行监管。该方法基本上是“一刀切”的，对每个个体一视同仁，具体的实施方式有：（1）禁止生产过程中的某些输入或设置量化标准；（2）禁止某些技术的使用或设置执行标准；（3）限制某些活动的时间和地点。
2.税收和补贴。基于自由市场的政策工具是直接监管的主要替代手段，其中税收和补贴是最为古老的工具。税收是对每单位的违规物质的使用、生产或排放进行征税或罚款，补贴是针对不使用、不生产、不排放的每单位违规物质进行货币奖励。从短期来看，两种政策工具对排放的影响相同，避免每一单位的污染物质的排放都会得到补贴的奖励，或者减少税收的负担；从中长期来看，由于税收是资本从私有部门流向政府，而补贴则是资本从政府流向私有部门，故而，税收会增加某一行业的成本，致使该行业萎缩，而补贴则会减少一些行业的成本，使其得到扩张。
3.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是近些年新出现的一种监管部门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该工具聚焦于排放量，就是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上限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排放者只得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如果一个国家或公司认为它的排污权太少，可以从排污权较多的国家或公司购买额外的排污许可。实现排放权初始分配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四种：（1）世袭制，也称之为祖父制。以最近的排放为基础，排污权免费分配，虽然排放大户面临监管，但也获得了大量的排污权。该制度受欢迎之处在于，承认现状。不公正之处在于，过去的不良行为即大量排放将得到奖励；相反，良好的行为即较低的排放却会受到惩罚。（2）将补偿给予受害者。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它是无意识和无补偿后果的。故而，将补偿给予受害者，即排放者向可能被排放物伤害的人购买权利，将有助于恢复效率并兼顾公平性。该方式的难点在于，需要识别受害者以及估计他们的相对损失。（3）以人均基础进行分配。该方式对应了一个基本的公平概念，即每个个体都被同等对待。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讲，这可能一点也不公平，如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需要更多的资源。同时，人均分配的不现实性也在于其意味着巨大的财产转移。（4）组织拍卖。免费分配排放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市场没有初始价格。当排放许可证能够被拍卖时，交易者从中获悉价格，监管部门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用来降低税收、补偿受害者或存入国库。
综上所述，每一种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特点，实施后果也不尽相同。直接管制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当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大量的异质性时，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不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还很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同时，直接管制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官僚机构的扩大。对于税收、补贴和排放权交易，如果选择环境效益作为衡量标准，使用排污权交易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排污权交易方法会制定排放总量的上限，如果监管和执行得当，就能够知道多少排放将会被削减，而税收和补贴则没有这样的保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补贴还会导致污染产业的扩张。如果从成本-效益视角出发，采用税收的方法更为明智。由于税收能够通过控制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设定总成本的上限，但是排污权交易仅仅关注的是减排的效果而忽略了减排的过程，采用此方法的成本是不可估测的，可能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且不可逆的损害。
究竟哪一种减排政策是有效的，答案莫衷一是。Fischer et al（2003）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比较了排放税、拍卖和祖父制的排污权许可证制度对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创新作为内生变量时，选择这些政策工具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明确的理由，工具的相对福利排名取决于创新的成本、创新的可模仿程度、边际环境效益函数的斜率和水平以及污染企业的数量。Fischer & Newell（2008）分析了减少CO2排放和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不同政策选择，并评估了它们在经济盈余、减排、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研发方面的表现，发现碳排放价格是最有效的单一的减排政策，因为它同时可以激励化石能源生产者减少碳排放，激励消费者节约资源，激励可再生能源生产者扩大生产并增加对知识的投资，但是最优的政策组合将包括碳排放价格和针对技术研发和学习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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