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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斯曲线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菲利浦斯曲线问题。 在凯恩斯著作中,其实并没有提到菲利浦斯曲线问题,按理说,它本不应被纳如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但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了解工资和价格随着时间变化的非常简洁可靠的方法,所以一直也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 60年代,很多凯式经济学家相信,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一定会有某种必然的关联性,不管是从短期或者长期去看,都应如此。 但福雷德曼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德蒙德-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却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种所谓"从长期去看也有关联"的现象,只是一种表象而非本质,那种认为解决就业要以承受高通货膨胀作代价的观点,只不过是施政者掩藏他们失败经济政策的借口。当我们研究一下"菲利浦曲线"后,定会发现,福雷德曼他们绝对是正确的!所以到70年代中期后,实际上已经无人继续相信,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还有什么必 然联系。 政策的作用 第三个争论的焦点,就是有关政策的作用问题。 关于政策制定者们,是否会出台合适的经济政策去稳定社会生产,经济学家对此谁也不敢肯定。为此,福雷德曼提出了一些简单的判断原则,如观察货币增长是否稳定等。他在1958年这么说: "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虽不意味着就一定会有一种稳定完美的经济,但至少可以避免我们在过去所经历的较大的经济波动。我们正在尝试采用更多的有效措施和货币政策,去平衡和对冲掉其他可能造成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因素的影响力。。。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有比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更能恰当影响经济运行的好方法,所以,这也就同时也意味着,不加思索地采用随意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危险的,它可能会把经济弄得更糟。 在公众要求干预物价和解决失业时,就要求施政者"有所作为",政府此时有来自公众的压力;但如果匆忙出台一些货币政策,胡乱实施干预,对此,前面已经说的很清楚,可能就会把情况弄得更加糟糕。" 以上这些理论争执,到今天都还不能说已有明确的结论,时至当今,理论上当然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那时的看法和认识,但是,如今也还是仍然继续捆绕着经济界的一些基本问题。 理性心理批评 时间到了1970年前后,除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比较激烈的争论外,整体经济学的理论构架,看上去已比较成熟,在分析经济现象和指导经济实践中,也确实都比较成功。至此,整个经济学的讨论,似乎已约定在了一个大致的理论轮廓内。但是,几年以后,学界却突然爆发了危机──--根本的、理论的危机。 本次危机的根源,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来自于经济实践活动。7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家正在痛苦地面对经济停滞的局面,整个世界里,突然出现了持续的高失业和高通胀现象,而经济学家们并没能预计到这种局面的来临。在经过几年的理论摸索后,经济学家们才姗姗找出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那就是:因价格和产出的双重反向冲击,从而造成此种尴尬痛苦的局面出现。可惜,结论来得太晚了些,经济局面的破坏,早已既成事实。 其次,是来自于思想上的冲突。在70年代早几年,由芝家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明里苏达大学(现转芝家哥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原在芝大,现供职哈佛)几人,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自己对此事也毫不讳言,卢卡斯和萨金特在1978年的文章中激烈写到: "(凯恩斯学派的)那些关于经济的预计是完全错误的,在强有力的经济事实面前,此种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教条学说,已基本显得狗屁不通、一无是处!现在是经济学子们考虑如何在活的经济事实面前,对所谓的"凯恩斯革命"理论进行彻底打破和摈弃的时候了;除了把那些或许还有某种参考价值的东西进行变革使用,其他的一切,都必须坚决加以抛弃!" 理性期望心理的三方面阐释瓜葛 卢卡斯和萨金特的主要论点,是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者忽视了的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完满的考虑。他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假设人们的心理期望是建立在最大理性的基础上,并在他/她所能掌握的所有信息之上而产生的。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得出三个方面的引申阐释,而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符合凯恩斯主义思想的观点。 卢卡斯的批评(the Lucas Critique) 第一种引申阐释出来的结论就是:现有的经济学模型理论,根本就不能帮助设计和制定经济对策。 现有的模型,虽然也考虑到了人们的心理期望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但却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利用和调和,所考虑到的变量,都只不过是过去和现在其它变量的函数值而已,其中也包括政策变量;所以,这些模型里所抓住的,只不过是过去一段时间内、在过去的政策下、一些经济变量之间的一些关系;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人们在获得新的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理期望,也会重新进行调整和改变;因此,这时如果继续采用原来的模型,去预计和估摸人们在新的经济政策情况下的新的行为动向,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无多少意义。 这就是对经济模型批驳的非常著名的所谓"卢卡斯批评"。 理性心理和菲利浦曲线 第二种阐释是:在凯恩斯理论的一些模型引进和考虑理性期望心理时,这些模型实际上会连带导出一些反凯恩斯观点的结论,其所引发的社会产出的偏移现象,也比凯恩斯主义者所想象的在时间上要短命的多。这一结论,是在重新考察社会总供给时得出的。 在凯恩斯模型中,如果社会产出要缓慢恢复到它原来的正常水平,就只有通过调节价格和工资,通过所谓的"菲利浦曲线"机制才能缓慢得以实现。举例来说,如果增加货币供应,首先就会增加社会产出,然后就增加就业量;高就业率出现后,又导致名义工资增长,并引发较高的物价。如此这般的调整持续进行,直到工资和物价的变化,能够和名义货币投放量相一致,这样,就业与社会产出,才又重新恢复到它原来的本然水平上去。 卢卡斯指出,这种调整,其实主要是依赖于工资的设定者对过去通货膨胀的心理估计。举例来说,在MPS模型中,工资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对现在和过去的通货膨胀及就业情况的考虑;但如果人们假设工资的设定者有理性期望心理的话,那么这种调整就可以快的多。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的货币量投放量改变,可能对产出会无什么影响。举例来说,如果在来年增加5%的货币投放,工资的确定者们也会相对应地在来年提高5%的工资总额,这样,实际结果就是,货币的总储备并无增加,需求和产出也不会变化。 所以,卢卡斯指出,如果按照凯恩斯的逻辑,那么,只有意外的货币投放变化才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可以预见得到的货币变化,不会对经济行为有什么影响。再说白一点就是,如果工资的设定者具有理性心理预估的话,那么,社会需求变化对产出的影响时间,其长短将和工资确定的时间一样长:一年或者多少。所以说,如果用凯氏体系的本身理论要点去演绎推断,凯恩斯理论模型却不能提供一个关于需求和产出长期关联的很好理论解 释。 "最优控制"与博弈理论(Optimal Control versus Game Theory) 第三种阐释是:如果企业和人群都具备"理性心理"的话,那么,所谓经济的"政策"和"对策",就不能被认为是对复杂而又被动的社会系统的一种"控制",而只能被看作为是决策者和社会经济之间的一场"博弈"。因此,解决经济问题的正确工具,就不是什么"最优控制",而是"博弈理论"。 综合以上,我们就应该知道:当我们了解了"理性心理期望"概念后,(1)凯恩斯模型理论不能用来进行决策;(2)凯恩斯模型理论不能够解释社会产出长期偏离它本原水平的现象;(3)决策的工具需要调整,不是所谓的"最优控制",而是"博弈理论"。 "理性期望"思潮的融合 从前文所引用的卢卡斯和萨金特的引语中,相信你已经可以感触得到70年代早期学界激烈的争执气氛。但几年以后,一种各种观点日趋融合的现象却出现了,尽管热烈讨论的气氛丝毫没有削减。可以说,这种"融合"的思潮,一直主宰了70年代和80年代。 但这种"理性心理期望"的理论,却并没能很快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因为经济学家们很难相信社会人群、企业乃至金融市场上的"玩家"一直总是能保持所谓的"理性期望心理"。但这种理论的提出与出台,又确实可视为是一个新的理论时代的标志,因为经济学家们已开始系统研究实际期望心理与"理性期望心理"的差距和异同,并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理性心理期望"的应用研究 首先,在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三个方面,对"理性心理期望"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里只列举两个典型例子: 罗伯特-豪教授(Robert Hall,原在MIT,现于斯坦福)发现,如果消费者很有预见性的话,那么消费的变化趋势其实是不可预测的;对下一年消费的最佳预测,就是本年的实际消费情况!尽管这一结论的出现,确实让当时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感到震惊,但其理论依据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消费者具有"理性心理",那么,在还没有获得新的信息的前提下,他们在下一年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消费状况。但是,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去看,这种所谓的"新的信息"是完全没办法预测的!这种消费行为,就是后来称为"随机漫步"(Random Walk)的理论表象。这是消费领域研究中从未达到过的一个空前高度,成为划分前后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理论界限。 若迪杰-唐博切教授(Rudiger Dornbusch,于MIT)的研究发现,浮动汇率机制下的市场汇率的巨大震荡,原来总是错误地认为是一小撮疯狂分子的非理性投机炒作的结果,但是,有关的研究却发现,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在"理性心理"支配下做出的,他们要做大量的"理性"研究工作,如:一国货币政策改变后对利率变化的影响;两国货币、利率变化对两种货币汇率变化的影响,等等。唐博切的"过调"模型(Overshooting Model)研究,也是汇率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标志。 工资和价格确定 其次,在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决定性因素方面,也完成了系统的探索,相较于菲利普曲线所简单描述的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坦尼-费契尔(Stanley Fischer)及哥仑比亚大学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现于斯坦福)两位教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两个都发现,哪怕在"理信心理期望"的情况下,价格和工资的变化相对于失业情况的改变,在时间上其实要慢一些。 他们还描绘出了工资和价格决定的一个重要特征:震荡性。 政策理论(The Theory of Policy) 再次,在"博弈理论"出台以后,对经济"博弈"本质的研究探索,顿时呈现爆发式的兴盛,不仅展开研究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客体之间的"博弈",而且对政策制定者之间、政党之间、央行与政府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等、等的"博弈"行为,都展开了全面的研究论证。其中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发现了诸如"信誉"、"名声"、"承诺"之类的重要性;同时,对政府 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改变,从强调"政府应该干什么"转向了观察"政府实际干了些什么",并且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部门提经决策建议时,也已经学去会考虑那些政治性的限制条件。 综上所述: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理性心理期望"理论的出现,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自身理论反思革新时期,整体的基本结构,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新的延伸和拓展,广泛吸收了"理性心理期望"学说的研究成果,并开始重视研究人群和企业对未来的看法,即所谓的"理性心理期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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