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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新浪财经01-24
与其他危机不同，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如果当前生育趋势不改变，未来将出现如下三大场景，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难改变：一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015年的37岁上升至2050年的50岁。三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2100年人口萎缩至8亿，2200年降至2亿。
尽管中国人才红利潜力很大，但只能部分对冲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解决人口危机根本之策仍在人口发展本身。我们呼吁，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 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1100多万。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1960-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这与我们此前预测的2018年出生人口数基本相符。2018年出生率降至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即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52个孩子。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但随后两年持续下滑，政策效应明显消退。未来十年左右，中国育龄妇女规模将快速下滑，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到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约1100万，到2050年仅约900万。
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如果当前生育趋势不改变，我们将在未来看到如下场景：
一是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从绝对值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长期实行，人口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2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到2050将达3.9亿，届时平均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三是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出生人口和总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30%，每隔两代人将萎缩约50%。按照当前生育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我们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尽管中国人才红利潜力很大，但只能部分对冲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解决人口危机根本之策仍在人口发展本身。2018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首次超过800万，预计未来几年仍将持续超过800万，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红利。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2015年中国拥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从3.6%升至12.4%，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8年，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3.4、12.8、14.1年。但是，人才红利等只能部分对冲劳动力规模下降及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人口规模萎缩造成的人力资源规模和市场萎缩问题。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人口基数越大，人才规模才可能越大，因此创新、技术进步既依赖于教育和技能提升，也与人口基数、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
2 为什么不生？——机会成本、教育成本和房价抑制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从中国的情况看，计划生育政策明显加快了生育水平下滑速度，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代的6左右降至1976年的3.2，再降至1980年代的2.4左右，再降至1990年代以来的2以下。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在发达地区，晚婚晚育情况更是突出；根据上海市妇联《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28.4岁；其中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9.0岁。并且，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从1990年的0.3%升至2015年的1.4%，未婚女性规模快速增加至当前的约600万，且约6成在城市，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日益增多也削弱生育基础。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房价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近日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下降11.7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这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第三大因素是房价，有66.4%的人选择。随着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比从17%增至44%，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3 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近年来，“计划生育”一词在十九大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中逐渐消失，2018年计生机构取消、民法典分编草案不再保留计划生育内容、个税改革将子女教育费用纳入专项抵扣等生育政策调整信号频发。我们呼吁，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拯救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
一方面，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一旦错过，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则将事倍功半。
“全面放开”是因为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根据2018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如果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将上升19%至1.75。2018年3月我们曾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平台发起12.3万人参与的调查，选择不生、生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5.0%、28.1%、33.9%、14.7%、8.3%，这大致意味着调查样本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为1.42，全面放开可使意愿总和生育率提高22%至1.73。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意愿生育水平并不等于实际生育水平，实际生育水平一般小于意愿生育水平0.3-0.4左右。二是现实中已有家庭一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这意味着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不会这么好。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根据1月生育调查，发放经济补贴、增加托幼服务成为民众最希望享有的鼓励生育政策，分别有69.0%、59.4%的人选择。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一般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生育水平越高；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4.2%。一般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中国0-3岁入托率仅为4.1%。
我们建议，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依标配建幼儿园，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应及时移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由教育行政部门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营利性。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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