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现代银行体系的探索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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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快速发展，银行业亲经济周期特征显现。银行业朝轻型化、综合化和智能化转型，并探索国际化的新路径，逐步建立起审慎的监管体系。未来需要处理好银行业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构建开放性、竞争性的金融体系，不断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在金融等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为重要。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变革的带动和激励下，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高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业务模式更为稳健，但由于银行业的亲经济周期性特征，近年来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出现回落，资产质量下行压力增大。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对外开放持续向深层次推进，银行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监管机构更深入地参与了国际监管框架重构，推动银行业监管框架从借鉴走向与国际先进水准接轨，逐步建立审慎的监管体系，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未来，中国应积极探索更好地处理银行业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构建开放性、竞争性的金融体系，不断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金融从属于财政，金融体系实行资金供给制。当时，金融市场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集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和货币发行中心为一体，缺乏竞争性的市场业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摸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升市场在金融等各类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金融改革的大幕随之开启。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建设独立于财政的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成为首要任务。一方面，按产业分工的四大专业银行陆续成立；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完成对商业银行职能的剥离，单独行使信贷管理和货币发行权，“央行+银行机构”的双层银行体制建立。同时，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组建，资本市场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个阶段的金融机构仍存在明显的计划特征，市场竞争性不足。

党的十四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改革目标，金融体系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一是建立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国有独资银行逐步完成股改上市，成长起来一大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商业银行，金融市场活力有效提升。二是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于2003年最终成型，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细化监管，引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飞速发展。三是建设完善的金融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监法》等各类法规陆续颁布，使得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市场化行为有法可依。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和攻坚期，现代金融体系的改革面临新的任务。一是利率和汇率等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逐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并于2017年5月新增“逆周期因子”，使中间价更充分地反映宏观经济等基本面因素。二是逐步搭建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的“双支柱”调控体系，促进金融机构稳健审慎经营和系统性金融稳定。三是推动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大拓宽了企业和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渠道，优化了社会融资结构。

总体来说，市场化是过去四十年贯穿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主线。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推动金融市场向市场化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而且金融改革的深化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保证了转轨时期的经济平稳运行。

银行业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征

经济持续增长带动银行业综合实力提升，但在经济转型期呈现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下滑、资产质量下行趋势，表明银行业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征。经济周期变化主要反映在银行业的机构体系及其经营指标上。从机构体系来看，1985年之前，中国只有四家专业银行，银行的市场化运作能力较弱。为了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服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至2006年期间，一批采取股份制运作模式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陆续组建。与此同时，随着政策性业务的增加，三大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开始专门承担政策性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分离。进入21世纪后，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严峻。2013年，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多样性，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达到4549家，包括商业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体系日益完善。

从经营指标来看，2003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周期，银行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一是资产规模扩张。2018年6月末，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260.19万亿元，比2003年年末增长了8.41倍，而且已是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的两倍多。二是资产质量改善。中国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经营绩效好的时期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使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近10年的“双降”。三是盈利能力提升。2017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7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1.29倍。2010年至2017年，商业银行的年均资产利润率（ROA）和资本利润率（ROC）分别为1.15%和17.14%，长期维持在高位。

但是，2013年以来，在外部环境恶化和经济转型压力等的叠加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中枢回落，银行业经历了经济下行周期的考验。具体表现在：第一，资产规模增速放缓。银行业资产规模2004年至2017年的年均增速为17.17%，其中，受“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影响，2009年的增速更是达到25.91%。但是，2017年年末，银行业资产规模同比增长8.68%，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2018年6月末的同比增速又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仅为7.00%。第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均有所上行，尤其是不良贷款余额创出新高。2018年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96万亿元，比2012年年末增加1.4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86%，比2012年年末上升0.91个百分点，资产质量面临下行压力。第三，盈利增速下降。2017年，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同比增速仅为5.99%，相比2011年的增速下降了30.35个百分点。同时，商业银行的ROA和ROC近年来也有所下滑，分别在2017年到达历史新低0.92%和12.56%。

目前，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稳步推进，过去主要由地产和基建等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开始出清、集中度开始提高，消费升级逐渐成为总需求上升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些有利的经济变化将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银行业朝轻型化、综合化和智能化转型

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金融科技等新变革力量推动下，朝轻型化、综合化和智能化转型。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金融机构进入银行业务领域，金融市场出现了一系列新变革，银行业经营面临更大的竞争和挑战。一是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业净息差下降。2018年6月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12%，比2010年末下降0.38个百分点。息差收窄意味着银行向企业与居民部门让渡收益，将倒逼银行业提高风险定价能力，调整业务结构。二是互联网理财引致存款分流。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互联网理财规模已由2013年的2152.9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3.15万亿元，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5.36万亿元，而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15.5万亿元。存款分流会对商业银行的客户存款造成冲击，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将会弱化。三是金融脱媒压降银行信贷需求。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比重上升，同时去中介化的互联网信贷也为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方式，银行贷款渠道受到挤压。四是互联网支付以及金融科技挑战银行传统业务模式。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达到154.9万亿元，其中，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达到98.67万亿元，极大地冲击了银行传统支付业务。同时，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内部数据整合不够、外部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和尚未掌握数据挖掘处理技术，制约了金融科技在银行业的运用。

在金融市场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转型，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覆盖新的客户和市场，探索新的业务增长模式。一是向资本耗用低的轻型化银行发展。资产方面，传统的信贷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比如中型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信贷资产占比已从2010年年末的60.55%下降至了2017年年末的52.91%；表外业务快速发展，截至2017年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302.11万亿元（含托管资产表外部分），同比增长19.17%。收入方面，中国银行业大力发展银行卡、托管、代理、咨询等中间业务，降低对息差收入的依赖。2018年6月末，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23.92%，比2010年年末提升6.42个百分点。二是综合化经营成为新战略。商业银行设立子公司，将业务逐步延伸到了信托、金融租赁、基金管理、保险、证券、债转股等领域，大资管和大投行业务成为重点发展方向。三是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商业银行积极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跨业合作，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通过建立自己的应用场景和业务数据的不断积累，提升客户体验，努力将外部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来源。四是致力于发展交易银行，包括支付结算、现金管理、供应链金融和贸易金融等，有助于商业银行拓展低成本负债来源、提升客户服务黏度和转变经营服务模式。

银行业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探索国际化的新路径

开放经济向深层次推进，银行业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促使中国银行业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探索国际化的新路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前，因为种种内外部原因，使得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外汇储备等规模都非常小，无法借助全球资本和国际先进技术实现发展。1980年以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先后设立，在对外贸易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里程碑，包括金融在内的各行业都向世界积极敞开了大门。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银行业尚未完成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造，人们普遍担心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会冲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面临巨大压力。此后，中国积极推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学习国际银行业先进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基本实现了在5年缓冲期内建立一批能与外资银行平等竞争的商业银行的目标。2006年12月，中国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全面开放。

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银行业不断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增大，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不断提高。一是对外开放范围扩大。2017年年末，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营业性机构达到1013家，相比2002年增长了833家；总资产从2002年年末的3000多亿元增加到2017年年末的3.24万亿元，增长了逾9倍；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相当于2002年的10倍。二是金融服务国际化程度加深。《2018全球银行国际化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主要银行境外资产规模逾2万亿美元，超意大利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已有10家商业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8家一级机构，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三是全球影响力提升。在英国《银行家》2018年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135家中资银行榜上有名，相比2003年增加了120家。同时，2017年，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机构，一级资本依次排在全球前四名，其中工行的一级资本比第五名的摩根大通银行高1155亿美元，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加强了金融市场竞争，促进了银行业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型，逐渐形成了“开放经济能够推动银行业提高竞争力、走向国际化”的共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差距。2017年，全球银行国际化指数（BII）前十名中9家来自发达国家。因此，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设立自贸区、“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等将成为银行业提升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机遇和支撑。

银行业审慎监管体系逐步完善

银行业监管框架从追赶型借鉴走向全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审慎监管体系逐步完善，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中国银行业现代监管框架的建立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而且当时主要以借鉴为主。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参考巴塞尔Ⅰ在《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引入资本充足率指标；随后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颁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建立了银行业的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和贷款拨备制度。2004年，中国银监会借鉴巴塞尔Ⅱ中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规定，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构造了“巴塞尔Ⅰ+监督检查+市场纪律”的资本监管制度；2007年，又借鉴巴塞尔Ⅱ理念，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建立了以资本约束机制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对银行业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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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金融监管框架重构。同时，伴随着中国银行业重组与改革的进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系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从借鉴走向与全球领先水平接轨。一是较早实施国际监管新规。2011年，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地将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共识进行了本土化。2012年6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的新监管标准正式落地，资本、拨备、流动性、杠杆率等银行监管工具逐步更新。二是制定更为审慎的监管标准。主要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分别从巴塞尔Ⅲ要求的4.5%和3%上调为5%和4%；实施了更严格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定义和更高的拨备监管要求；构建了包含五项监管指标和九项监测指标的流动性风险指标体系；监管标准的过渡期安排总体短于巴塞尔Ⅲ要求。三是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引入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四是提升监管协调性和跨市场监管能力。2017年7月，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监管协调机制逐步完善。2018年3月，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合并，跨市场监管能力得以提升。

随着中国银行业监管框架实施的推进，无论是从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还是从抵御预期损失的拨备来看，银行业的风险防范能力都得以增强。2018年6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65%和13.57%，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占资本净额的比例达78.53%；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分别为178.70%和3.33%，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达到3.50万亿元；流动性比例为52.42%，流动性覆盖率为131.26%，这些指标数值远远高于监管标准，且均处在历史高位。

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探索

回顾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到了银行业强有力的支持。展望未来，中国银行业将会面临经济转型、监管趋严、金融科技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探索，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一，处理好银行体系和财政体系的关系。虽然中国已经从体制层面建立了独立于财政体系的银行体系，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有待明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存款、财政补贴等手段诱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当地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削弱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而且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政府应将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留给市场，减少财政手段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的干预；银行体系则应从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市场竞争力，减少对财政业务的依赖，将更多的资金投放给企业和个人。

第二，持续构建开放性、竞争性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而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金融体系的竞争程度。一方面，要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化的价格引导资金配置的方向。另一方面，2017年以来，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例有所降低。因此，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建立一个更均衡的融资结构，促进包括银行机构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竞争。具体来看，要逐步优化海外上市、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分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丰富债券种类，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提高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第三，不断推进银行业服务经济转型。实体经济是银行业的根基，而且银行业仍是中国实体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因此银行业应当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有：一是丰富银行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型银行机构，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二是银行机构应顺应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战略定位和经营模式，更好地配置金融资源；三是监管机构需要提升监管体系的本土化水平，在银行业稳定发展与支持实体经济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促进银行机构稳步开展金融工具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