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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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作者：王贵贤 田书为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社会生活领域中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生活的丰富尚未实现协调发展。本质上看，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表现。要解决这一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应明确“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经济内容也包括文化内容这一基本前提，通过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广大人民的精神境界，以促进人们全面理解和合理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


　　关 键 词：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美好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高点上，对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特点的基本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进入新时代，应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回应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物质文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面对这样的历史阶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稳扎稳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推进改革开放。[3]邓小平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4]236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现实发展的正确判断，这一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思想和制度基础。20世纪末，我国基本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与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交流合作日趋频繁，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与贡献也在不断加大。目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1]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新的福祉与新的机遇。


　　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思考、警惕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而言，资本在使人类迈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35，同时，“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36。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视野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6]至于现代市民社会，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给予了很高评价，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这个受造物(Schpfung)属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遭遇到它们的正当性”[7]329，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一切单一性、禀赋、诞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使自身自由起来”[7]330。马克思也认为，现代市民社会使个体意识到自身的特殊性，使个体在劳动中初步实现了“自由”。[8]不过，马克思也以强大的历史辩证法揭示出资本的逐利性、非理性特征，及其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统治地位：“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9]871


　　现如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区域间的合作往来越来越密切频繁，沟通交往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延展。面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很难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度对话的同时，短时间地彻底消解现代市民社会中的资本逻辑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形式。[10]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5]34。在这里，“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感伤”本质上指称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伦理情感。这些伦理情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据着人类精神生活。但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们却被资本主义式的“利己主义”摧毁了，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对比视野中探讨了人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变，那么卢卡奇则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类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和意志。卢卡奇发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失去了这种自觉，失去了斗争的精神，失去了实现未来社会的内在动力。因为“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11]，“物化意识”取代了“阶级意识”，取代了工人对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渴望与追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尖锐对立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显著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不过在新的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1]9我们应当清醒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停止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严重危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侵蚀人们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追求；国内一些人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价值诉求呈现出庸俗化、低俗化的趋向。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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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及其要求


　　美好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追求，把握美好生活的内涵是超越现阶段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2]185所以，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好”的，那么它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的本性。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追求美好生活，其实就是在追求一个更加符合人的本质属性、更加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社会。那么，理解人的本质属性，把握人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便成为理解美好生活的价值指向的关键。


　　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上具有一种二重性特征，人总是在“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的历史张力中，通过劳动实现对自身及其现实境遇的反思与超越。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这使得人必然遵循自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但是，人是超越动物的，因为人并非单纯是一种物质性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存在，人先天地具有一种超越物质性对其自身约束的内在倾向。对此，黑格尔认为，“动物的需要具有确定的范围。也是在这个依赖性的方面，人类则证明他们对动物的超越性及其自身的普遍性。……具体的需要……成为不同的需要，更加详细化，并且与此同时愈发不具体，愈发抽象”[13]。在这里，黑格尔首先澄明人类是“依赖”自然的，因为自然必然地对人具有天然的支配力，人类最初拥有的与动物一样，就是大自然直接赋予的一切。但是人类的需要却呈现出一种“抽象化”趋势，人类所欲求的对象总是要超越他自身以及被直接赋予的事物。这种不同于动物的精神特质，总能够使人类超越先天的自然局限，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由。所以，人类不断反思自己和他的类的生存境遇，渴求超越他所属的时代而迈向更高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属性的理解方式，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理论传统，生动揭示了人类社会诸多现象的深层根源。他认为，“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4]。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一方面受到自然必然性的束缚，另一方面受到追求自由的精神意志的引领。可以说，“人怎样超出动物界，人就怎样进入历史。……每个人来到世间，终生要面对的是人的二重性生存境遇——人是心灵与肉体的复合体”[15]。只有既立足现实又具有崇高的价值追求，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人类始终在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逻辑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与进步，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内在驱动力。


　　新时代语境中的美好生活，应当能够使人保持其二重性的内在张力，但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对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精神。首先，美好生活是物质性的，它必然扎根并依托于具体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结果。同时，美好生活也是精神性的，它必然鼓舞人们形成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精神追求。所以，美好生活指向的社会阶段是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它既是它自身的肯定性(继承性)力量，也是它自身的否定性(超越性)力量。不过，马尔库塞认为，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人类逐步失去了“否定性的思维”，哲学逐步沦为“单向度的哲学”。[16]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趋于消解，人的二重性无法迸发出强大的历史张力推动整个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迈进。这时，人就会脱离社会发展的大潮，甚至走向历史发展趋势的反面。2017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教育问题时曾指出，教育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17]如前文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出现了一些“旁观者”“反对派”。应该说，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反对派”，都是与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相违背的。因此，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追求美好生活，就应当直面挑战，以更高级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共识、鼓舞人心，使广大人民超越资本逻辑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局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激发人的二重性张力，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呈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中，公有制而非私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壁垒，在本质上消解了对抗性的利益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结成了真正的共同体。另外，生产力也不再是统治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被人重新掌握，这样人就可以自主地、自由地根据实际需要解放并发展生产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国防、科技等尖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成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每一项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团结及其对生产力的合理掌握与有机管控的结果，而归根结底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等一系列价值理念的精神实质，体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能够使人们看到资本逻辑及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树立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引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广大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在实践中建设美好生活，实现精神文明成果向物质文明成果的转化。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已经看到“通过劳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人类自身中生发出来。与此同时，劳动标志着与直接性的脱离，以及与人自然的、本能的生活的决裂”[18]。这种通过劳动(实践)范畴解释并解决人类身心冲突的方式，总体上被马克思继承下来，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实践去理解，……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2]499所以，马克思没有把人单纯地理解为自然存在物，或仅从精神层面抽象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主观见于客观的实践(劳动)活动中看到了二者统一的必然性，所以，人的二重性必然要求通过实践来实现自身，而人的实践也必将推动人的二重性向更高的历史阶段发展。因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广大人民将自身的崇高价值追求转化为建设美好生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现实力量。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超越路径


　　如前所述，我们应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意识形态导向，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美好生活，寻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超越路径。


　　首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119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蓬勃发展。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的旗号，与封建等级和宗教神权相抗衡，彰显人的理性与尊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启蒙精神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对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在世界范围内鼓吹这种价值的绝对性和真理性。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无法掩盖这一系列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实质。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认为，所谓的“自由”，实际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之上，所以，自由并非“人与人的结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分隔”，个体最终只局限于私人的权利，因而资本主义中的个体恰恰是不自由的。[12]4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自由、平等”只存在于“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9]204，而在具体的生产领域里，有的只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洞见直接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其真实目的在于掩盖生产领域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实际上，包括马克思在内，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启蒙运动以后，虽然西方国家的自救和改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弊病却日益凸显，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直接指出，启蒙精神虽然消解了蒙昧时代的“神话”，但却通过“文化工业”重新树立起了“作为大众欺骗”的神话。[19]这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性与欺骗性，为当代世界价值文化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所以，在当代中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必须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制高点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理论的高度上透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局限，在实践的领域中沿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只有这样，广大人民才能具有追求更崇高的美好生活的坚定意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真正占领信仰高地。


　　其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应鼓励国家间、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59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大特点，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主体进行对话与沟通。马克思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35“世界的文学”，实际是指人类普遍的精神文明成果。在这里，马克思揭示的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浪潮中，不同类型的精神产品必然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也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产物。所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文化对话，在不同种类文化的比较与对照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应当承认的是，相比于我国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地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它们相对较早地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的诸多问题，在文化价值建设、社会发展理念等领域，的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建设美好生活的实践历程中遇到类似问题时，我们才能够更加从容、更加科学地应对并解决。另外，如前文所述，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展现，根本标识的是社会主义改革理念与发展模式。究其根本，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能够帮助西方国家反思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这对于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乃至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应立足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12]11。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精神力量都只能依靠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并最终为物质世界带来深远持久的变革。在马克思之前，甚至许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大多强调精神或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陶冶)对主体的改造，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现代社会的超越。但是，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任何精神领域的活动，如果不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予以实现，那么只能沦为空洞抽象的说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502当然，任何实践都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都要在具体的时代语境中才能实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曾指出：“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4]392的确，爱国必须与爱社会主义相结合，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同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新时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必须扎根于当代的中国语境，坚定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投身于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奋斗浪潮。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究其核心，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1]17，在实践中实现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的有机统一，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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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Georg Lukács.The Young Hegel: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M].London:Merlin Press,1975:325.

　　（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