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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是中国未来重大发展战略。然而，中国自实施高校扩张政策以来，大学毕业生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求职人数与就业岗位供给不平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同时，大学毕业生内部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就业失衡现象愈演愈烈。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一份相对满意的工资收入，互联网对于拓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对制定公共就业政策和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毕业生是否使用互联网搜寻工作，取决于使用互联网搜寻工作所带来的预期边际收益，如果预期边际收益大于信息搜寻的边际成本，则大学毕业生使用互联网搜寻工作是可取的，并且这种搜寻状态会持续到预期边际收益与互联网搜寻的边际成本相同时为止。结合信息搜寻理论，大学毕业生通过互联网搜寻工作所获得的预期目标主要有：（1）获得与自身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一般而言，使用互联网能够获取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获取与自身工作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将变得更加便捷。（2）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包括获得更高的就业工资、获得就业地所在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和子女入学便利等。（3）提升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存量，主要表现在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的载体，能够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海量的各类信息，便于大学毕业生通过网络学习实现这一预期目标，以提高在工作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
搜寻互联网信息资源也意味着接受网络时代所带来的各类成本和风险，这主要包括：（1）难以辨别网络搜寻信息的真实性；（2）承担较高的信息搜寻费用，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而言，一般难以承受长期预支的信息费用；（3）互联网作为共享资源加剧了同行业竞争程度。在同一工作岗位网上竞争者较多，缺乏家庭社会资本和个人综合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也预示着信息搜寻中难以获得个体的预期工作岗位和预期工资水平。因而互联网使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究竟如何？不仅需要经验判断，更需要实证加以检验。
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水平，并且采用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稳健。这与本文关于预期目标的理论推断一致，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的重要渠道，便于大学毕业生获取与之个体能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这对于提高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不仅提高了对毕业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存量，也提升了搜寻工作的能力，增强了城市竞争和生存能力，利于工资的增长。
本文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值得关注。相对于女性大学毕业生，男性的就业工资水平更高，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可能存在性别工资差距。产生性别工资差距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受中国传统社会固有观念的禁锢，也与不同职业类型对不同性别的需求程度有关；并且女性较多地受到生育事件和照料子女的约束，在家庭和事业中难以实现平衡，男性受此约束较小，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多数用人单位倾向于为男性求职者提供较高的就业工资。年龄与就业工资水平显著正向相关，说明年龄越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越高。年龄较大的大学毕业生具备较多的工作经验，积累了相对丰富的人力资本，进而工资收入相对较高。
与农村户籍大学毕业生相比，城镇户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这与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分割有关。与未婚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已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较高，原因可能是已婚的大学毕业生会面临一定的家庭负担，客观存在的压力会促使其努力工作以提高收入来源；并且相对而言收入较高的群体也更容易结婚，因而已婚群体的就业工资更高也可能是收入较高群体的自选择结果，伴随着婚后夫妻双方社会资本积累存量的进一步增加和工作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对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党员变量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说明党员对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此外，有长期定居城市打算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较高。原因在于定居城市是对未来城市生活的一种美好预期，这种预期会激励大学毕业生积极就业，努力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
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与就业工资显著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由于兄弟姐妹数量多降低了自身获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子女数量抑或是老一代人口数量较多，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访者的照料成本，减少了自身的劳动供给，进而降低了家庭的整体收入。所以，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家庭规模导致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的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健康档案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较低，原因在于健康档案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并且健康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短期内难以提升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对就业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农合与就业工资的关系显著为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就业工资的关系不显著，但职工医疗与就业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些结果说明医疗保险对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割，医疗保险制度的分割是造成就业工资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与国有企业相比，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工资水平更高。其原因在于，就职于体制内的大学毕业生，一般工作相对稳定，工资水平也相对稳定，所以互联网的工资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就职于体制外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比较灵活，就业工资主要根据绩效和贡献确定，所以会加大对互联网的使用强度，以便发挥互联网的增收功能。
此外，与迁移到市外省内的大学毕业生相比，迁移到省外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更高，而县外市内迁移具有负向作用，说明迁移距离越远越有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与孔高文等的研究一致。可能的解释是，青年大学生具有积极的探索和风险尝试精神，有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相信自身能力能够在外地获得一份满意工作，从心理上提高了其在外地求职的职业预期和收入的信心。同时，从社会流动视角看，大学毕业生的流入地多数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流出地是吸引大学毕业生跨省迁移的主要动力。因此，迁移距离越远，意味着大学毕业生流动到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可能性越大，进而对其就业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区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与中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更高，而东北和西部地区则更低。这与迁移距离的解释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与就业工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大学毕业生获得较高职业收入的机会更多；而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吸引大学毕业生前往就业的优越条件，所以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效果不佳。
本文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收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还存在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层次大学毕业生运用互联网获取的工作类型存在工资差异。对于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而言，通过互联网搜寻所获取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可能高于非互联网搜寻获取的工作岗位的工资；如果随着职业提升到较高收入的工作中，由于高收入工作岗位均比较正规和规范，则是否通过互联网寻找工作的工资差距就会缩小。二是根据微观效用理论，边际效用存在递减倾向。一般而言，大学毕业生群体对于互联网的熟悉和利用程度均相对较高，使用互联网已成为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其城市竞争能力和增加工资收入都具有积极作用。相对于高收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积累及城市竞争能力相对较弱，互联网使用的经济效应在该类群体中会更加敏感，“边际贡献”会更大。流动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属于城市的弱势群体，这类群体更需要努力提升城市生存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通过互联网实现这一目标也成为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的理性选择。
从公共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城市发展差异和地理区域差异。互联网作为公共资源的组成形式，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不平衡值得关注。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省会城市、东中部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对城镇户籍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农村籍大学毕业生。这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的影响确实存在区域不平衡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仍存在显著差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仍需继续深入推进。
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缩小大学毕业生内部就业工资差距，助力推动大学生就业这一重要民生问题的解决，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大力打造“互联网+大学生就业”新模式。互联网的普及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互联网具备强大的搜索功能和信息资源，能够提供多渠道就业途径，将互联网的创收功能与就业有机结合，可以提升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竞争能力，提高就业工资水平。
第二，普及互联网教育。推动和普及互联网教育不仅要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还应从青少年抓起，甚至在有条件的地区更应从小学阶段就应普及互联网教育，以真正实现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缩减由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工资差异。
第三，增强互联网的适应性。大学毕业生内部结构比较复杂，不同学历群体和不同收入水平对互联网需求的内部差异较大，应强化互联网应用的针对性。对于专科学历毕业生，应强化“互联网+技术应用”模式的推广；对于本科生应建立“互联网+理论与应用”模式；对于研究生应推行“互联网+理论+应用+科研”模式。多样化和多层次的“互联网+”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大学毕业生的不同需求，真正发挥互联网对经济发展促进效应。
第四，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互联网作为新事物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正如本研究发现的一样，互联网对不同城市类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加快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将互联网资源向多数非省会城市及西部地区倾斜，有序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城市之间互联网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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