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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博士论文奖的中国人
举世公认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
张培刚，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7年其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Wells Prize）。后被列入《哈佛经济丛书》，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在美国再版，这是国际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探讨农业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此书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成为到目前为止亚洲惟一获此殊荣的人。1946年回国，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再次回国，继续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担任系主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培刚在华中理工大学（后改为华中科技大学）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1998年，在其努力下，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点，85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农业与工业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
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
在国内知道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人不多，在他的名字前面也只有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这个头衔。但是提到张培刚的时候，许多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厉以宁说：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胡鞍刚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是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知识贡献的人。高鸿业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50年代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在老师给的参考书目中，我意外发现了有一本是中国人张培刚写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那是惟一的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这是很不寻常的。梁小民说：有一次来华讲学的一位世界银行的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跟我们讲，你们都以为刘易斯（W. A. Lewis）和舒尔兹（ Theodore W. Schultz）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在你们中国，那就是张培刚先生。谭崇台说：培刚同志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学术上他是第一流的，外语他是第一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人品是第一流的。
让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为之脱帽致敬的张培刚先生，今年（2004年）已经91岁了。在他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那三十多年中，却只能放牛、种地、盖房子，这几乎使张培刚成为了一个被历史湮没的人。所幸，改革开放给了这颗被尘封多年的珍珠最后一次闪耀光芒的机会。
☆ 这个奖就相当于诺贝尔奖
91岁的张培刚现在每到周末都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麦当劳，跟他特别的生活方式一样，年轻时他就创造着各种第一，并因此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毕业时学习成绩全院第一；三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博士论文奖的中国人。这个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使张培刚获奖的是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写的那篇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
1941年考取庚款公费留美之前，张培刚曾经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6年的农村经济调查研究，这为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了重要而详细的材料。他的老师看到他厚厚的资料时曾说，这些稍加修改就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但张培刚坚定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立下的实现民富国强的志向，决心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怎样才能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可行途径，于是他选择了如何使农业国走向工业化这个题目。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申请了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地方，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除了用一年的时间大量看书、摘录和做笔记、做卡片外，又用了10个月的时间写成英文版的《农业与工业化》。1947年，论文获奖，张培刚当时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张培刚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担任他公费留美考试的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m）获得，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位中国的留美学生获得了这个奖。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那位同学，正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1946年，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他的两位导师布莱克（John D. Black）和厄谢尔（A. P. Usher）曾邀请他回哈佛大学任教，但一心想在中国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张培刚还是决定回国。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再次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经济系主任。1949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被世界很多著名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列为指定参考书。
我就想如何能让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1913年，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的孩子们比谁家富裕，就在吃饭的时候，在门前塘岸上把饭碗里的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家的菜叶泛起的油花多，就说明谁家富裕。比的结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张培刚从小学习成绩非常好，1925年春，11岁半的他考入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武汉中学。1929年春， 15岁半的张培刚作为班上最小的学生，跳过高中，直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一年级下学期。在武汉大学的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张培刚考入武大预科时的报名表，而当年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1930年，张培刚顺利地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武汉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比如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刘秉麟、刘博平、陈登恪、袁昌英等等，使他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至今他仍然怀念母校的这些恩师。他也还记得1941年秋，当他进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时，正是经济系的极盛时期。教师阵容空前整齐，名家汇聚。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布莱克（John D. Black）、汉森（A. H. Hansen）、厄谢尔（A. P. Ush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昂畅夫（Wassily W. Leontief）等等，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使他视野开拓，知识加深，受益丰厚。张培刚总结说：如果没有国内外大学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武汉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农业与工业化》这篇博士论文的。1946年，32岁的张培刚，已于上年冬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随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现在依然在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谭崇台教授。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全国可谓盛极一时，大有超过当时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学府南开大学之势。很多学生报考武汉大学时，都是看了招生简章上关于张培刚的介绍之后慕名而来的。以这样的知名度，1948年张培刚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他是委员会中位居第四的高级官员。
我自己都怀疑过去学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把张培刚推向了更深的灾难。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就在张培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切时，曾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 “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20年前的论文中就提出来了。萨缪尔森和刘易斯在学术上如日中天之时，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只记录了7个字：文化大革命，劳动。
☆ 这个有理论上的因素，更有感情上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在华中理工大学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抽屉里找出由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的，却藏了整整30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稿整理出版。这本书在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在国内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张培刚已经将近70岁了。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了中文，他认为，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梁小民在比较这两本书时认为：刘易斯在他的书里是主张通过 “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刘易斯说的“工业化”就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培刚和他不一样，张培刚在书中是叫作“产业化”，也就是说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不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现在看来张培刚的观点是正确的，刘易斯的观点是片面的。后来刘易斯本人也作过反思，他说，过去他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
张培刚和他写的书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在国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对此也极为遗憾，他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礼贤下士，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悲哀，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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