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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信一年有4封。
25岁的巴菲特是“野蛮人”，攻击性强，37岁的巴菲特对这种行为有点不安，想转型。
摘录：致合伙人信（1967 年 1 月 25 日）
1966 年是合伙基金成立十周年。这一年，我们创造了我们领先道指的最高纪录（这是过去的最高纪录，也是将来的最高纪录），这是献给成立十周年最好的礼物。合伙基金上涨 20.4%，道指下跌 15.6%，我们领先 36 个百分点。
职业基金经理受人尊敬、薪水丰厚。确实有能取得超一流业绩的基金经理，但很少。<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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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起步时，我才 25 岁，充满饥饿感，最初管理的资金只有105,100 美元，在这十年的商业和市场环境里，我的投资理念如鱼得水。<br>
十年之后，我现在已 36 岁，小有成就，合伙基金的规模达到 54,065,345 美元，虽然我的投资理念没变，但现在能找到的好机会只有以前的 10% 到 20%。<br>
巴菲特合伙基金于 1956 年 5 月 5 日成立于密西西比河西岸。最初的几个合伙人都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四位家人，三个好朋友，我们一共投资了105,100 美元。（我找到了 1957 年 1 月的信，想从里面发现一两句闪光的话，能在这里引用一下。一定有人把我这封信给篡改了，要不里面的金句怎么没了？）<br>
合伙基金成立之初以及随后的几年里，按照我们低估类的标准，遍地都是远远低于产业资本所能给予的估值的股票。套利机会也接连涌现，都是胜算非常大的机会。机会太多，我都挑不过来了。<br>
过去几年里，环境彻底变了。成立之初那几年，这样的机会，不怎么费劲就能找到一大把。自己发掘投资机会的能力降低了，很难做到客观地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原因是比较明显的：(1) 市场环境变化了；(2) 我们的规模增加了；(3) 竞争更加激烈了。
好机会越少，投资的时候就越珍惜，越要把少量的机会用好。<br>
我不会因为现在的情况变了，就去做我不懂的投资。
有些投资机会，一定要懂高科技，我对高科技一无所知，就不做这样的投资。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一无所知，就像我对 chrzaszcz 的交配*性一无所知。（同学们，chrzaszcz 是波兰的一种甲虫，要是你不会念这个词的话，请跟我读 thrzaszcz。）<br>
在证券投资中，预测市场走势，忽略商业估值的行为经常盛行。我们不会效仿。我的理智（或许是我的偏见）不认可这种投资方法，我的秉性也不适合这种投资方法。<br>
最后，有的投资，很可能产生严重的人际冲突，就算利润前景很可观，我们也不会做。<br>
有一点，我可以向各位合伙人保证，我将努力保住眼前的潺潺溪流，尽最大可能利用有限的机会。然而，如果溪流可能完全干涸，我会在第一时间如实相告，以便我们另寻出路。
    看看我们的“低估类（基于产业资本视角）”中的平均投资额是多少，你就知道了。这笔投资结束后，新投资太难找了。去年卖出这只股票后，股市整体还是较低的，本来应该能比较容易找到投资机会，可我们一个新机会都没找到。
我们总是把新机会和已有机会做比较，如果新机会只能降低预期收益，我们不会将就。
在相对低估类中，我们集中投资，所以必然给短期业绩带来巨大的波动，有些波动肯定是令人不快的。我向合伙人报告的周期是一年时间，其实在一年之内，我们有过较大的波动。报告的太频繁不是好事，我们的投资着眼于长远，总盯着短期业绩容易走偏。<br><br>
1967 年 10 月 9 日<br>
致各位合伙人：<br>
过去 11 年里，我给巴菲特合伙基金设定的目标始终不变，即我们的业绩平均每年领先道指 10 个百分点。在过去的环境中，我认为这个目标有难度，但可以实现。<br>
现在情况发生了如下变化，我们的目标应该随之改变：<br>
1.        过去十年里，市场环境日渐改变，用定量分析方法判断，一眼看上去就很便宜的股票骤然减少。<br>
2.        人们一窝蜂地追逐投资业绩（几年前，倡导衡量投资业绩的人没几个，我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这样），市场变得极度亢奋，我的分析方法没了用武之地。<br>
3.        我们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 6500 万美元，好的投资机会却如同一条日渐干涸的小溪，它一直困扰着我们。 （注释：此后直到2000年左右，依然是高收益率。）<br>
4.        当年的我，比现在年轻、比现在穷，为了追求高超的投资业绩不顾一切，现在我对高超业绩的追求已不复当年那么强烈。<br>
在投资中，对证券和公司进行评估时，总是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一个极端是纯粹的定性派，他们的主张是：“挑好公司买（前景好、行业状况好、管理层好），不用管价格。”另一个极端是纯粹的定量派，他们会说：“挑好价格买，不用管公司（和股票）。”证券投资领域是个好行当，两种方法都能赚钱。至于一个人到底算是定性派，还是定量派，就看他在分析过程中更强调哪种方法。<br>
有意思的是，虽说我认为我自己基本上算是定量派的，这些年来我真正抓住的大的投资机会都是特别偏向定性的，都是我“看准了的大概率机会”。这些机会是给我们赚大钱的。这样的机会不常有，能真正看准的机会本来就少。所以说，真正能赚大钱的，是那些定性决策看得准的。不过，在我看来，通过定量分析，找到那些明显的投资机会，赚钱赚得更稳。<br>
这些年来，通过统计数据就能找到的便宜货几乎绝迹了。或许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里，没再出现 30 年代时的经济危机，没有人们对股票的厌恶，就没有遍地都是的便宜货，人们把股票筛选了一遍又一遍。
或许是因为杠杆收购被日益接受并随之广泛应用（日益接受和广泛应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让行为学家研究吧）。现在研究股票的分析师比前几年多多了。
大众不关注投资业绩则已，一关注就走极端。他们的预期时间越缩越短，衡量大资金的表现时，看一年、一个季度、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产生了所谓的“即时分析”）。短期业绩亮丽能获得巨大回报，不但业绩报酬高，而且下一轮募集资金时会备受追捧。由此形成了一种自我循环，参与短线的资金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后果令人不安：在越来越快的投资节奏中，投资什么（具体的公司或股票）越来越不重要。<br>
我个人认为，由此产生的是大规模的投机。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一次，越来越多的职业投资者（很多甚至是从前很温和的投资者）都认为自己必须要“上车”。借助各种仪式、名人和词汇，这场游戏被美化的冠冕堂皇。<br>
在证券市场中，大量资金任何形式的亢奋，都可能给所有市场参与者带来伤害。<br>
上面说的这些话可能只是一个“老顽固”的想法（怎么说我现在都 37 了）。
我很清楚的是：我不会放弃我原来的投资方法，而接受新的投资方法，哪怕会因此错过唾手可得的大量财富。原来的投资方法，虽然在现在的环境中很难发挥作用，但它的逻辑我懂。新的投资方法，我不完全明白，也没成功用过，还可能导致严重的本金永久损失。
第三个困难是我们现在的资金规模大多了。<br>
最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变化，是我没年轻时的冲劲了。合伙基金成立时，我把跑步机的马达设置在“跑赢道指十个点”。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讲过一个故事：有两个立陶宛女孩，二战后住在他的庄园里。虽然罗素家不缺吃的，但每天晚上天黑后，她们都跑出去偷邻居的蔬菜，藏到自己的屋里。罗素勋爵对这两个女孩说，在陷入战乱的立陶宛，她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这里是英国乡村，用不着这么做。这两个女孩点头表示明白了，但还是继续偷菜。<br>
后来罗素想明白了，虽然在邻居看来这两个女孩的行为很怪，但其实老洛克菲勒不也这样吗。（译注：罗素认为，老洛克菲勒年轻时经历过贫穷的痛苦，所以成年后不停地敛财。）<br>
   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但不追求最高收益。 但是，一直做公司的所有者，通过一些财务决策，让公司一点一滴的进步，这样更快乐（特别是不用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
（注释：此处省略几百字，即从赚钱机器“野蛮人”转型为“追求快乐、地位和口碑”。中国的徐翔，这一点远远不如巴菲特啊）
链接：https://xueqiu.com/1173786903/7168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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