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关注焦点及其争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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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截至目前，研究次贷危机的文献相当丰富，视角各异。围绕次贷危机展开的国际合作和大国博弈日渐深入，讨论的焦点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切换，还将延续下去。本文着眼于对现有研究和争论进行全面梳理，辨析不同人士的主要观点及其关系，探寻理论研究和政治博弈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次贷危机，经济增长，货币政策
　　全球对次贷危机关注的焦点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切换，看似相互之间缺乏明晰的内在联系，但细细推敲却不尽然。实际上，目前各界参与的讨论活动大致可以概括为爆发根源、责任认定和重建方略三个方面，它们相互之间虽然存在争论主体、场合、目的和结论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但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深入解读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和争论，有利于全面把握后次贷危机时代全球主要经济体间博弈棋局，有利于分析和预判世界经济走势。
　　一、第一场争论：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
　　有关次贷危机根源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流观点；另一类是非主流观点，本文仅关注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泛滥成灾。汶川大地震前夕，美国前财长约翰·斯诺在北京参加“2008年中国首席财务官论坛”时指出：“美国的投资银行犯了很多的错误，创造了太多所谓的金融衍生工具。”他认为，正是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使次贷危机从美国的银行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流入世界其他的资本市场。所以，“次贷危机的根源，正是美国的投资银行”。[1]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的话说：“我们看到好象这么多大的机构倒闭了，很多人为此扼腕叹息，其实一点儿不可惜，这些机构不知道从全世界敲诈了多少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死有余辜。“[2]部分投行人士认为作为金融衍生工具买方的商业银行才是罪魁祸首，投资银行只是满足商业银行扩张欲望的供应商。例如，美国投资大亨巴菲特向媒体表示，次贷危机的爆发应归因于那些冒着风险进行抵押借贷的各个银行。在他看来，”银行承担了太大的风险，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错误，没有必要怪罪他人“。[3]
　　第二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监管体制的漏洞。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名誉主席，有着”金融期货之父“之称的梅拉梅德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信息不透明和政府监管缺位，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为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而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这种金融衍生品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私人机构和评级标准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间。[4]不应过多责怪市场人士层出不穷的创新性做法，那是资本主义活力旺盛的体现，需要批评的是失职的监管机构，它们没有及时预警系统性危险的萌生，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三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意失误或有意失误。很多学者认为，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当前次贷危机的根源，理由在于：2003年中期，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1%，并维持长达一年之久，由此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现在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泡沫的破裂罢了。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JohnTaylor）在一次召开的JacksonHole会议上，就谴责美联储在2002—2006年间采取了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5]部分学者从中看到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幽灵。按照这一理论，政策制定者的“私念”很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诱因。具体来说，在任者为了赢得连任或退休时的声誉，倾向于在当权时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此时有效需求受到刺激，产出就业得以扩张，但由此导致的泡沫通常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当通胀真正来临或泡沫真正破灭时，执政者已经成功连任或已退休了。格林斯潘的“私念”或许也难逃“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宿命。
　　第四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美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些专家指出，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6]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7]
　　第五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失衡。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本位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因此，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
　　第六种观点是把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生产过剩性危机。赵磊指出，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8]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二、第二场争论：次贷危机的责任认定
　　（一）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造成金融危机的突出原因有三点：其一，美国监管机构繁多、责任交叉导致的漏洞使有些机构可以逃避金融监管；其二，有关国际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未能发挥预警功能；其三，欧美国家的市场环境有漏洞，评级公司过多、企业激励机制过分鼓励冒险、会计制度过度放大金融活动。[9]巴西总统卢拉认为，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克服危机无从谈起，像巴西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决策过程之中。
　　赵锡军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义务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10]（1）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引发了此次全球金融的动荡，美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2）滥发美元的策略祸害他国，美国必须控制好美元发行，稳定美元汇率，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3）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的客观基础。美国必须提高国民储蓄率，约束政府开支，改善目前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局面。（4）美国应该主动协调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改变目前这种由本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而形成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强调，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改变美国在IMF一家独大的局面。
　　（二）美国的观点鲍尔森在2009年1月1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抛出了“这次危机部分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对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巨额储蓄，为全球信贷泡沫埋下了祸根，导致了后来的危机。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美联储不是住房泡沫祸首，造成美国楼市泡沫的是长期固息抵押贷款利率的下降，而全球利率被压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等国家的高储蓄率。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中国通过设定相对固定的汇率，大量购买外币来维持人民币比较弱的估值。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把流入的私营资本通过外汇的控制输出，形成”大量的贸易盈余、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相当一部分的资本输出“三者共存的格局。本质上，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操控汇率的结果。
　　然而，美国抛出的上述观点无法得到认同。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曾作为美联储主管货币政策事务高层官员的维森特·莱恩哈特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11]世界银行官员对于鲍尔森的讲话进行了驳斥。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表示，全球信贷泡沫产生的原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而非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率。[12]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中国不应因贸易顺差多而受到指责，中国也没有像克鲁格曼想象的那样操控汇率。“中国目前不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美国主导的金融秩序导致的后果，而不是中国政府的操控。”王松奇指出，巨额贸易顺差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有比较优势。[13]
（三）欧盟和日本的观点
　　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责任认定分歧较大，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盟发达国家避而不谈这一敏感话题，而冷战后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国则对美国和西欧国家抱怨颇多，希望发达国家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救助那些更加困难的东欧“穷弟兄”。欧盟内部一度因金融危机恶化产生激烈矛盾。[14]日本的立场受制于国家战略，矛头更多地指向了欧洲。[15]日本央行金融市场局通过对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的分析指出，在2002年以后，英国、瑞士、欧元区内欧洲三个地区的银行扩大了与产油国和新兴工业国之间的交易，其规模超过美、日，成为世界资金的最大“中转地”。这种中继作用一旦发生冲击，整个资金网络会瞬间广泛传递。当次级贷风险显现后，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始撤资，欧洲银行间美元资金的交易会被冻结，导致利率急剧上升。欧元圈和英国之间的银行频繁交易资金的结果，使冲击像乒乓球一样来回对打，影响因此传至世界各地。因此，可以确定金融危机震源为欧洲银行，虽然危机发端美国，但资金多是经由欧洲银行扩散，最后传导至世界。
　　三、第三场争论：重建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方略
　　为了走出危机，为了重建更加健康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各国围绕以下焦点展开激烈争论：
　　（一）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200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指出，发达国家应承担稳定金融市场和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IMF应积极推进自身改革。经过各方努力，IMF改革方案逐步推进：（1）3月24日IMF宣布全面改革贷款项目，扩大贷款项目的灵活性，减少不必要的附加条件，标志着IMF帮助成员国方式的重大转变，能够有效帮助成员国抵御危机和恢复增长。（2）4月10日IMF高层通过一项改革方案，将投票权重新分摊，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重将由40.5%提高至42.1%，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将在改革中得益，他们的表决影响力将得到提升。（3）7月21日IMF执董会就IMF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进行了初步讨论，主要涵盖5个问题：改革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执董会构架、投票规则、管理层与工作人员选任以及IMF职责，但目前阶段分歧仍大于共识。（4）8月5日中国政府公布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共识，双方承诺共同努力改革IMF，通过改善治理结构、增强财务能力和加强政策监督等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做出回应，增强防范和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此外，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加入。
　　（二）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美元贬值对美国是有利益的，而且是巨大的利益。[16]“金砖四国”不同场合表态支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提出要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俄罗斯对中国的提议非常赞同，并向G20峰会提交一份提案，希望IMF考虑建立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可以接受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而对于美元地位的改革这一触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呼吁则无法接受。奥巴马表示，“没必要设定一种世界货币。”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也分别表示，不会放弃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名助手明确反对在G20峰会中讨论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四、三大争论之间的关系及其启示
　　三场争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为：（1）三者的争论目的不同。爆发原因之争意在剖析危机衍生的内在机理，责任认定更加关注哪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承担主要责任，改革方略之争重在架构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新格局。（2）三者的结论不尽相同。爆发原因之争的结论深度是最高的，经过不断追问，最终剑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内在矛盾，责任认定相关争论初步达成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改革方略之争的结论主要在于对大国间斗争合作策略的感悟。（3）两者的争论主体和场合不同。爆发原因之争的参与者主要是各国经济学家、知名学者，责任认定和改革方略两场争论更多是由各国政府官员和政府研究机构中的学者们充当辩手，场合主要是历次领导人峰会。
　　实际上，三场争论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分析爆发原因的目的是界定事故责任。（2）界定责任的目的是搜寻谈判筹码。（3）搜寻筹码的目的是改革现有不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不合理的增长模式。（4）改革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那么，各国利益交集、力量对比和博弈技巧就成为各场争论能否达成共识的决定力量。
　　把握了这一逻辑，就容易理解不同国家在争论中的态度，例如，为什么日本认为欧洲是次贷危机的震源（转移矛盾焦点，又不冒犯美国）；为什么日本支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趁机进一步推动日元的国际化，推动亚元的诞生）；为什么奥巴马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始终不肯松口（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他国染指）.把握了这一逻辑，就不难明了不同国家提出的后危机时代国内国际政策，例如，为什么美国要挑起轮胎特保案和无缝钢管反倾销案（把博弈焦点从货币体系转移到贸易问题，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建议对欧盟进口中国和越南鞋类继续征收反倾销关税（照顾东欧穷国，弥合次贷危机后恶化的内部关系）；为什么奥巴马总统要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政策协调的动议（巧妙回应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吁，为“弱势美元”政策的推行寻找理由）。
　　那么，三场争论能引导世界经济走向美好未来吗？恐怕很难，要解决困扰各国的核心问题并不容易。理由如下：
　　其一，国外政治家们关心的重点在于国家利益，他们或许并不真正关心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诸如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生产过剩性危机是危机根源这样的观点注定无法引起其兴趣，那么危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恐难发生，一切都将依托经济周期的自我修复。对于未来，也许危机的影响将会消退，类似的危机亦将换个形式继续演绎。
　　其二，围绕次贷危机展开的三场争论就是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发达国家之间结盟与对立的舞台，一旦危机有所缓和，作为既有金融体系维护者的美欧等国愿意作出的让步就将缩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把握好博弈时机，提升博弈智慧，同心协力，尽快迫使发达国家作出更大的让步。要争取让G20全面取代G8，使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
　　其三，新旧体系的更替受历史惯性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应明白，从目前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思考。与其和发达国家争辩，不如“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警告约束美国滥发美元的冲动，坚决反击欧美国家挑起的“贸易战”，坚持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逐步寻找替代性货币。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开始启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各国双边货币互换计划，支持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此外，或可采纳一些激进学者的提议，发展中国家应该大规模增加黄金和石油、铜的战略储备，不再购入和适时抛出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衍生品，限制外资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减少以美元资产置换本国实业资产的行为。[18]
　　参考文献：
　　[1]杨学聪。美国前财长：次贷危机根源在美国银行[N].北京日报，2008-05-08.
　　[2]江涌。美金融风暴祸延全球，新兴市场国家首应避害[N].新华网，2008-09-19.
　　[3]巴菲特。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银行过度冒险[N].环球外汇网，2008-05-26.
　　[4]张强。金融期货之父剖析次贷危机根源[N].经济参考报，2007-09-12.
　　[5]傅勇。次贷危机原因的新解释[N].中国经济时报，2007-11-05.
　　[6]徐以升，陈晓晨。金融危机的本质：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生产过剩危机[N].第一财经日报，2008-09-22.
　　[7]李若谷。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N].金融时报，2008-11-14.
　　[8]赵磊。不应忘却马克思的追问——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2008（11）。
　　[9]周小川。美国监管等三大原因造成金融危机[N].新华网，2009-4-1.
　　[10]赵锡军。次贷危机的根源与各方的责任[Z].新浪博客，2009-6-21.
　　[11]冯科。狼要吃羊找理由：保尔森指责中国高储蓄美国担心中国减持美国债[Z].中国经济网博客，2009-1-22.
　　[12]汪旭。世界银行驳美国财长鲍尔森金融危机责任在新兴市场论[N].中国日报，2009-1-16.
　　[13]橘梗。王松奇激辩克鲁格曼：美国应先取消贸易保护[Z].新浪财经，2009-5-12.
　　[14]李永群。东西欧之间再现裂痕金融危机考验欧盟团结[N].人民日报，2009-3-2.
　　[15]笪志刚。日本央行资金报告认为：金融危机震源为欧洲[Z].蓝色月光博客网。2009-7-11.
　　[16]徐以升。危机周年祭：黄金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N]，第一财经日报，2009-8-10.
　　[17]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囚徒困境”[N].中国经济时报，2009-5-20.
　　[18]徐以升。危机周年祭：黄金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N].第一财经日报，2009-8-10.

作者：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林春山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白龙 来源：《财经科学》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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