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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春运高峰一年一度，是老问题了。每到这个时候，铁路部门就兴师动众、手忙脚乱；当然最苦的还不是铁路部门，而是那些急着回家的民工，归心似箭可又一票难求。有人把这局面归罪于“黄牛党”，认为是“票贩子”从中作祟，于是铁道部今年推出新招，率先在广州、成都等地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制对打击“黄牛党”肯定有用，但我不明白的是，打击“黄牛党”与改善车票供应有何关系？假如没有“黄牛党”，火车票难道就不紧张了么？ 回想二十年前，我当时在人民大学念书，那时“黄牛党”还不像今天这样猖獗，可每年寒假为买车票回家，同学们得在人大东门的售票点通宵达旦地排队，寒风凛冽，人困马乏，那情形于今想来还苦不堪言。由此我有个判断，春运火车票难买，并非“黄牛党”所致，而是车票供不应求。设想一下，如果春运期间缺一百万张票，即便政府有办法让“黄牛党”销声匿迹，铁道部不也不能增多一张票的供应么？ 是的，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一贯的观点，不是“黄牛党”造成了车票短缺，恰恰相反，是车票短缺成就了“黄牛党”。为便于理解，这里不妨让我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即“消费者剩余”。什么是“消费者剩余”？经济学说，假若消费者肯出高价购买某商品，可由于价格管制却以低价成交，这样，消费者的意愿价格与受管制后的成交价之间有个差额，此差额即为“消费者剩余”。切莫望文生义，如果你认为“消费者剩余”就是给消费者的好处，那么就大错特错了。 举火车票的例子。春运期间因为车票供应短缺，比如一张从广州到成都的车票，假如有人愿出500元，但铁道部规定只准卖400元，那么这100元的差价则是“消费者剩余”。问题也就出在这里。铁道部原本以为，管制价格是对消费者让利，其实不然，这正好是给了“黄牛党”可乘之机。这些年，铁道部一直限定票价，可顾客却很难买到低价票，为什么？路人皆知，那是铁路的“内部人”将车票加价卖给了“黄牛党”，而“黄牛党”再加价卖给消费者。这是说，价格管制所形成的消费者剩余并未归消费者，而是由“黄牛党”与“内部人”瓜分了。 想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价格双轨制吧。政府限制钢材价格，于是就有人“倒”钢材；政府限制地价，于是又有人“倒”土地批文。政府限制化肥的价格，于是连化肥也有人“倒”。总之，但凡有价格管制的商品，几乎都有人“倒”，当时社会各界对此意见很大，怨声载道。不得已，后来政府这才放开了价格，结果价格一放开，“官倒”很快就不禁而止。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打击“黄牛党”其实只需一招：放开价格。由此看，今天推行所谓实名制购票并非明智，恐怕是劳民伤财而已。 我的分析是这样：上文说，在实名制推行之前，“消费者剩余”是由“黄牛党”与“内部人”瓜分；而实名制后，“黄牛党”当然不能再从中渔利，但“消费者剩余”仍不会归到消费者头上，它会从两方面消散：一是顾客购票排队与验票等待的时间。听说这次实行实名制的地区，顾客会被要求提前四小时进站验票，对顾客这无疑是不小的成本；二是身份验证系统与设备的投资。有消息说，仅广州与成都采购相关设备的费用就高达两亿元。显然，这两亿元既未改善车票供应，也未改进国民福利，对社会纯属是浪费。 再想多一层。推行实名购票而不放开价格，说到底，是铁路部门在向身份验证设备供应商让利。道理简单，若放开价格，车票涨价铁路部门肯定会增收，“消费者剩余”不复存在；而管制价格推行实名购票，铁路部门未增收，“黄牛党”也无利可图，这样一来，“消费者剩余”则从“黄牛党”那里转给了设备供应商。我不清楚目前供应商是谁，铁道部至今语焉不详，若是自产自用还好说，肥水没流外人田。若设备来自进口，那铁路部门算是蠢到了家。 当下的麻烦，是国人对价格太敏感。不必说，谁若主张放开价格，谁就准得挨骂。但我要问的是，除了放开价格，谁又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呢？短缺就是短缺，价格放不放开都总有人买不到票。而且我坚信，价格管制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民工，而是那些掌管权力的官员。官员买票或许一个电话就能搞定，民工却要自己排队，而且还未必能买到。与其如此，就倒不如放开价格。价格放开后，不仅铁路部门可增收，同时也可分流顾客。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铁路部门有了钱可投资改善供应，长远看，对民工未必是坏事。 其实，铁道部若真想照顾民工，是用不着限制价格的。让价格放开，民工可按市价买票，然后铁路部门可根据其有效证明(如乡政府出具的打工证明，企业的雇佣合同等)，再返回一定的折扣给民工。当然，这件事操作起来会有些繁琐，也难保没有人弄虚作假，但事在人为，至少这样处理可避免富人搭穷人的便车，铁路部门没必要补贴富人坐车吧？多少年来，春运已令政府伤透了脑筋，长痛不如短痛，铁道部何不放手一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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