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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方典型观于“五四”以后传人我国，但真正的讨论和应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我们主要从苏联移植了典型理论，当时认为典型性就是阶级性，典型人物便是将某个阶级的共同特征集中于一个典型人物身上。这种“阶级论典型”说明显地带有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倾向。
接着出现的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说。这种见解开始重视个性因素，对于纠正上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类型化、概念化倾向有一定作用，但仍未能把握典型的特征。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把事物的最一般属性看作典型的本质，并不能把典型形象与一般形象区别开来，而且把一个活鲜鲜的艺术生命整体——典型，机械地划分这是个性、那是共性，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仍带有机械唯物论的阴影。
出于对“阶级论典型”说和“共性与个性统一”说的怀疑，有人提出了“共名”说。认为典型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它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的榜样，是人物塑造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标志。此说在研究方法上别开生面，不是就典型本身论典型，而是企图从艺术形象的审美效果上去判定是否是典型，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共名”说对典型的本质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不易为人把握，仅以是否广泛流传作为判定典型的标准，也未见周密，仅从普遍性判定典型也容易回到类型说老路上去。
于是又有人寻找新途径，提出了“必然与偶然的联系说”。此说认为对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能仅作静止、抽象的理解，而应深入到比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范畴更深的层次中，即放到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的范畴上来考察。典型之所以具有个性体现共性的特点，其实质正在于在偶然的现象中体现必然性的本质或规律。
这里以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透视典型，在解释典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方面是比“共性与个性统一”说前进了一步，但“必然与偶然”，仍然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联系，仍不足以揭示典型的本质。
“文化大革命”后，由于人们对过去政治化、公式化文艺的反感，所以第一个出现的新观点便是“个性出典型”。虽然对消除“四人帮”的反动影响有一定作用，但这个观点从理论上看不过是跳到另一极上来反对这一极。思路上总是在共性与个性两极之间徘徊，并未跳出“共性与个性统一”说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人们以“中介一特殊”说，打破了典型研究的困境。此说认为，哲学为了便于解释复杂的事物，往往使用三个概念：个别、特殊、一般。“特殊”是个别与一般的中间环节，又叫“中介”，典型就是这个“中介”。典型包含有个别的因素，但又不是个别；典型包含有普遍的因素，但又不是普遍；它是处于个别与一般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逻辑范畴的“特殊”揭示了典型的深层本质：典型即“特殊”。“特殊”对个别而言是本质，对本质而言又是现象；个别对一般而言是远离本质的现象， “特殊”较之于个别对一般而言，则是更加切近本质的现象。
“中介一特殊”说的观察视角虽然仍用哲学切人法，但邑不是生硬地，运用哲学范畴去硬套文艺现象，而是一种具体的辩证分析。它的出现·，使典型研究终于跳出了机械唯物论的纠缠，获得了生机。这些见解从不同角度，逐步逼近了典型的本质和特征，丰富了典型理论。但是，典型作为一种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为什么偏要以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呢?人类为什么不应当首先把它当作一种美学现实，用审美的眼光直接去把握它的本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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