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进入“马尔萨斯陷阱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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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马尔萨斯陷阱”3.0，人类正在上演货币战、贸易战及秩序重构战。本文来自：智本社，版权归原作者和机构所有，经授权由《走向智能论坛》微信公号推荐阅读。

深度 | 中美正进入“马尔萨斯陷阱3.0 ”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这个世界变了……

在此之前，有钱一起赚；在此之后，有人躺赢，有人则躺街。

在此之前，两国关系是“小甜甜”；在此之后，变成了“牛夫人”。

我们为高房价、换档降速而头疼；西方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若将时间拉长百年，这场危机对历史的影响会超出当今世人的预计：

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将世界推向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

这就是困扰人类千万年的“马尔萨斯陷阱”。

所幸的是，技术革命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人类逐渐摆脱了饥荒、疾病及生存威胁，“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渐行渐远。

但是，技术革命的“保鲜”周期顶多半个世纪。

每一次技术革命爆发时，“破坏式”地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将经济增长率拉到一个更高水平，经济繁荣。高收益率吸引资本大量进入，技术稳定之后，投资收益率逐渐递减，经济进入衰退期，进而不景气。

如此，反复循环、周而复始。

从近代开始，人类一共爆发了三次典型意义的“工业革命”，分别是1760年爆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60年爆发于西方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70年（另一说法是二战之后）爆发于美国的新材料、生物技术及信息技术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间隔的时间大约是100年，重大技术红利维持时间为55年，经济维持在中高增长，然后持续递减，面临45年左右的低增长状态，直到下一次重大创新的到来。

每一次技术革命退潮，人类又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三次技术革命与马尔萨斯陷阱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1830年代到1860年代，是人类历史上工人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最为疯狂之际。

当时，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1831、1834）、英国宪章运动（1836-1848）、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4）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欧洲大陆革命风暴达到高潮。

这是近代社会第一次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经济再度持续繁荣，拯救了人类。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20世纪上半叶，人类再次滑入近代社会第二次“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人类社会最为血腥残酷的时代。这个阶段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规模最大经济危机以及大萧条。

人类陷入了历史上极端的零和博弈、存量争夺的丛林法则之中。

二战后，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幸福。

然而，这场技术革命红利，被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终结。人类正在步入近代社会以来的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世界陷入持续低增长，超发货币，房价、股价等资产泡沫膨胀，贫富差距扩大；欧洲政治斗争激烈，传统政客失势，保守党崛起，民粹主义泛滥；美国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对众多国家发动贸易战，全球化全面退潮。

“马尔萨斯陷阱”从来都没有离开，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马尔萨斯陷阱”3.0，人类正在上演货币战、贸易战及秩序重构战。

一、货币战

货币超发，本质是财富存量争夺

弗里德曼说，直升机撒钱，国民财富也不会增加。

但现实是，直升机撒钱，捡到钱的人财富增加，没有捡到的财富缩水。

在古代，每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之时，统治者定然提高税收，搜刮钱财，争夺存量。

现代社会，增加税收是一种不智的做法。印钞，更加隐蔽而高效。谁越接近铸币权，谁就更有机会获得财富。

当现代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时，超发货币，成为了零和博弈、存量斗争的主要手段。

货币超发，本质上是财富存量的争夺，而非增量的改进。

这些年，通货膨胀、房价高涨的事实，再次给人们上了一堂深刻的经济学课：货币长期中性，货币超发只会引发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不会带来财富增加和经济持续增长。

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经济学道理。

但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还不停地超发货币？

2016年开启的这轮紧缩周期，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加了250个点就加不动了，为什么？

美联储压力很大，美国各界乃至全球都不希望美联储继续紧缩。

特朗普说，再加息股市就要崩盘了，股市崩盘我还怎么连任。华尔街及广大股民也不希望继续加息。相反，很多投资者盼望美联储降息，股市、楼市再涨一波。全球实业债务负担沉重，正在苦苦支撑，希望宽松货币以解资金之困。

货币宽松，是一剂集体毒药，却是个人的苦咖啡。

人人都知道货币超发不会带来财富增值，但是货币超发可以引发财富存量争夺。

每个人都宁愿被胀死，也不愿意被渴死；每个人都渴望在直升机撒钱时，自己可以分得一杯羹；每个人知道资产泡沫总有一天会崩盘，但是每个人都相信最后一个接盘侠不是我。

如此，货币超发，自然不可避免。

这正是马尔萨斯陷阱的主要特征：争夺存量、侥幸求存。

复盘第三次技术革命，二战后的核能核电、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技术红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基本消失，欧洲国家逐渐进入低增长。

计算机及互联网革命只成就了美国，但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日渐乏力。

回顾最近五十年，整个世界逐步进入第三次技术革命后的低增长区：

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被1982年债务危机拖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至今无法自拔。

日本的战后增长奇迹在1990年终结，此后陷入将近30年的低增长。

英国、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在1990年代逐渐步入低增长陷阱。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以及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亚洲四小虎”，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终结，此后经济增长不稳定、且日渐低迷。

过去，“金砖国家”享受了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技术外溢红利，经济增长迅速。如今，印度增长依然强劲，中国正在“换档降速”，巴西、俄罗斯、南非早已掉队。

此时，世界进入马尔萨斯陷阱3.0的生存逻辑：技术停滞，经济衰退，零和博弈，争夺存量。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通过货币超发来争夺存量。

欧洲通过大肆借贷维持高福利——低收入者、民粹主义者“坐享其成”。

日本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低利率推动房产价格上涨——金融机构、房地产及金融投资者、投机者争夺财富。

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美联储调低利率，放宽信贷条件，中产大量购房，房地产次贷膨胀，金融过度繁荣——联邦政府、华尔街金融机构、大型企业、购房者、投机者争夺财富。

拉美国家及新兴国家大举外债，放宽信贷，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国企、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争夺财富。

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掀开了货币超发、金融泡沫这一“皇帝的新装”，彻底将人类推入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此后，货币超发更加凶猛，存量争夺更加赤裸，吃相更加难看。

2009年这轮量化宽松，是全球主要央行的集体决策，是全人类一次肆无忌惮的存量争夺。

从国际上来看，越接近美元中心，越能够得利。

美国联邦政府大发国债，低价吸收日本、中国及他国美元；美股在危机后持续十年大牛市，美国、英国、澳洲、中国香港房地产陆续大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等全球金融中心赚得钵满盆满。

2016年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新兴国家压力大增，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爆发货币危机，全球资本逐渐流入美国。美国借此走出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增长，经济复苏强劲，且一枝独秀。

这是一个比谁家的货币没那么垃圾的年代。

从本土来看，货币潮水的分布也是坑坑洼洼，极为不均的。

在货币盛世之下，国企、银行、金融、房地产及货币贸易者得利，普通中产、打工者、小企业及软件、设计、翻译等知识工作者的财富却在缩水。

2008年之前，百业兴旺，各行各业都赚钱。这是做大蛋糕的增量创造时代。

2008年之后，房地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它行业为其做嫁衣。这是瓜分蛋糕的存量争夺时代。

当货币紧缩时，与新兴国家类似，倒霉的还是小企业、私人企业。

数据显示，在去杠杆的背景下，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社融增速下滑，信贷利差（民企-国企）大幅度上涨，在今年五月份，一度超过2.0%。

所以，只要货币超发闸门开启，不管是宽松还是紧缩，都会造成小企业、私人企业、中产、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的财富缩水。

在低增长时代，世界各国央行难以顶住各方压力，无法坚持施政原则，难以坚守货币纪律。如此，“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被异化为各利益阶层争夺存量财富的工具。

其结果是，铸币权力中心，洗劫边缘阶层的财富，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等保守党崛起，传统政客失势，民粹主义泛滥，试图阻碍征税权，影响、控制或夺取铸币权，以维持高福利生活。

“中本聪”及数字货币拥趸们试图以新技术夺权，构建无国界之数字货币及金融体系。这一尝试富有进步意义，但始终被传统势力压制及投机者玩坏。

不管是传统政客、金融巨头、民粹主义者、技术极客、普通民众，都不是“保罗·沃尔克式”的英雄人物，都难以坚守客观原则与理性精神，都无法克制人性的贪婪以及无尽的掠夺。

马尔萨斯陷阱3.0时代，人类在一个理性预期的巨大泡沫中，“隐蔽”地争夺财富存量，玩转击鼓传花的游戏。

二、贸易战

贸易保护，失速叠加失衡下的选项

全球经济失速，全球化定然“翻车”。

人类每次掉入“马尔萨斯陷阱”，贸易保护主义必然抬头，甚至大打贸易战。

20世纪初，近代社会开始进入第二次“马尔萨斯陷阱”，倡导自由主义的英国对美发动贸易战，联合英联邦构成零关税贸易联盟围剿美国。

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率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降低利率，提高关税，挑起贸易战。

2008年后西方世界彻底进入低增长区，特朗普主动挑起贸易战，与世界多国同时开战，重点打击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轮贸易战，表面上是贸易逆差、制造业、蓝领工人工作问题，本质上是金融问题。

货币超发的赢家，不一定永远是赢家，但输家永远是输家。

通过几轮货币超发，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严重，金融隐患重重。若美联储开启下一轮宽松大潮，那么全球最危险的资产泡沫将是什么？

美国国债无疑首当其冲。

由于持续货币超发，导致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债务规模大增，美联储已经无法继续加息，若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么美债、美股则更加膨胀，杠杆率持续增加。

下一次，美联储稍微加息或外部市场有个风吹草动，即有可能刺破经济泡沫，引发资产价格崩盘，甚至是债务危机、金融危机。

所以，货币超发与贸易战是深刻关联的。

从美国国内来说，2008年美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时，建制派、华尔街金融机构利用经济手段，借助美联储的铸币权，超发货币来争夺生存空间。

这一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直接导致建制派失势。美国选民，主要是中低收入者，选举特朗普上台，利用政治手段，大打贸易战，争夺生存空间。

贸易战，是美国国内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利益平衡的主要选项。

从国际上来看，2008年之后的量化宽松以及2016年开始的紧缩政策，美国都最大限度地获取了“美元红利”。但是，过度发行美元导致美国债务风险巨大。

在货币超发的游戏中，得利益者未必笑到最后，可能崩于泰山之巅。

所以，特朗普政府必须在下一轮紧缩之前，尽量化解美国国债风险。

化解的办法是什么？

特朗普的花钱速度比奥巴马还快，可见他并不打算压缩债务规模来降低美债风险。

特朗普的做法是调整债务结构，推动美债本土化。

美国现代货币理论推崇日本的债务模式，即国内市场融资，而非国际市场，如此可大大降低债务风险。如今，日本、中国手握大量美债，美国对此感到不安。

改变这一局面的简单办法是，扭转贸易逆差，推动国际收支平衡。深层次的办法则是，修正经济结构失衡，增强本土出口制造业，促使美元以“外汇”的方式回流，改变过去的借债回流方式。

美国总统任期不过四年，特朗普试图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直接向中国出手，要求中国拿出美元购买大量美国商品。这一表面“成就”，可给美国选民一个交代，为连任铺路。

国际收支平衡，只是短期的第一步。接下来，特朗普试图全面改变“里根大循环”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

除了针对中国，特朗普向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日本、欧洲等全面开战，涉及范围包括出口、科技、汇率、金融及规则修订，试图让美国的制造业及科技企业振兴，扭转金融繁荣、制造业衰落的失衡问题。

所以，这轮贸易战，是全球经济失速叠加失衡之下的利益冲突。

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试图改善本国经济结构，化解美债风险。这本质上，这是存量斗争，而非制造增量。

西方世界保守党崛起，英国梅姨下台，约翰逊出任下一届首相，预计他将推动英国“硬脱欧”，大打“英国优先”旗号。

一旦经济失速，保护主义抬头，民选政府大多会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短期、甚至极端政策。

贸易战，是马尔萨斯陷阱3.0在国际问题上最为突出的表现。

在此之前，战争、冷战、军备竞赛，是国际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利益复杂交织，战争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贸易战逐渐取代了战争。

经贸，是当今世界各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压舱石。若贸易战持续升温，断送和谈机会，那么国家关系则可能会滑入更加危险的马尔萨斯“形态”。

从贸易战，到汇率战、科技战，再到全面金融战、经济封锁，现代社会的一场经济战，其破坏性可能不压于一场战争。

所以，总结起来，这一轮全球贸易战，与2008年金融危机及之后的宽松政策直接相关。

这场金融危机彻底将西方世界打入低增长区。这是失速的问题。

全球主要央行以宽松货币政策救市，导致国内累积大量矛盾，陷入存量争夺，吃相极为难看。这是失衡的问题。

美国人占领华尔街，欧洲人搞黄背心运动，英国人执意要脱欧，这些都是失速叠加失衡的冲突。

国内的冲突，促使西方保守党上台。保守党执政同样无法解决货币宽松问题，但试图将矛盾转移到他国，以实现执政承诺。如此，贸易摩擦，自然不可避免。

贸易战，演变为全面经济战，还是构建新秩序，维持稳定局面，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博弈，也取决于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套制度，凝聚各阶层的力量；国际社会能否建立新秩序，汇聚各国之力量，避免存量争夺，发力于科技，是走出马尔萨斯陷阱3.0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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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秩序战

秩序重构，在博弈中探寻出路



争夺游戏规则制定权，是马尔萨斯陷阱3.0的高阶斗争。没有什么比标准、规则、秩序，更能够压倒对手。



求诸于秩序重构，而非战争，是人类共同协作的文明表现。



但是，并非所有的新秩序，都是有益的。



一战之后，巴黎和会上，法国、美国试图严惩战败国德国，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则极力反对，并愤然辞去代表职务。

不久后，他发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文，预言巴黎和会上对德国的制裁，定然激起日耳曼人的民族情绪以及工人运动。

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登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印证了凯恩斯当年的远见。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黎和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战后欧洲不合理的“新秩序”，激化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打破了一个“旧世界”，试图重构国际秩序。特朗普在国际上退了不少“群”，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修订规则，试图联合墨西哥、加拿大、拉美、日本及欧洲国家，构建“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秩序。



若特朗普连任，国际贸易秩序重构，将成为其第二任期的重点。短短三年，我们认识了一个破坏性的特朗普，下一个四年，不知他能否转变成为建设性的特朗普。



美国白宫发布了《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指出近三分之二的世贸组织成员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获得特殊待遇，及不公平的优势。



其中，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经济体中有七个，包括文莱、香港、科威特、澳门、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声称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另外，墨西哥、韩国、土耳其也声称拥有发展中国家地位。



不管是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修改规则，还是构建“三零”贸易区，美国重构全球贸易秩序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优化本国经济结构。



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我利益为原则行事，公职人员也是如此。任何国家政策、任何国家行为，都是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



这里的关键是，特朗普推行的新秩序，可以多大程度上获得他国的共识，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更低交易费用的贸易秩序。



目前，新加坡政府已做出回应称，新加坡并未从发展中国家地位中获利，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巴西则公开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

欧洲、日本都在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修改规则。最终能否形成新规则，美国能否如愿构建“三零”新秩序，目前尚不清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法回避规则修订问题。预计，未来的打打谈谈中，规则问题将会是一个核心问题。



打打谈谈的好处是，中国更加了解国际规则以及秩序重构的动向。新的秩序建立，定然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博弈过程。每一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尽量影响、参与制度建设，争取最大利益。



秩序重构，是马尔萨斯陷阱3.0中的高阶争夺战，但也是走出马尔萨斯陷阱3.0的重要力量。



在新技术尚未突破之前，人类若能够建立一种秩序维持和平、协商、协作的局面，实属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



当经济陷入低增长时，欧洲各阶层的势力争夺比较明显，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分歧严重；美国的机制自愈能力强，充分利用了“美元霸权”的优势。



在经济长期萧条时，日本居然能够维持将近三十年的社会稳定，政府及企业大力投入科技创新以寻求突破，年轻人保持高强度工作，这一点远胜于欧洲国家。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低增长时期，如何建立一套和平稳定的、相互协作的国际秩序，是避免人类进一步滑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



中国目前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及行动面向国际竞争。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国有金融企业将面临股权风险、市场控制权风险以及金融外溢性风险。



中国可以借助市场开放与国际规则调整之际，推行国企“黄金股”，推动混合所有制2.0改革，可以主动迎接国际秩序及国际挑战。



从经济学角度，如何避免人类在技术革命之后的低增长期间，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避免人类无序争夺存量，恶意破坏市场及规则，利用丛林法则，大搞贸易战、金融战打击弱国？

如何避免货币超发洗劫小企业、中产阶级及低收入者的财富？



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经济增长依靠市场的机制的发挥。凯恩斯则发现了政府的力量，在危难之际，政府接管市场，刺激有效需求，避免经济崩盘。



当经济逐渐衰退，步入低增长时，依靠什么力量呢？



过去的做法是，经济一旦衰退，政府或央行就出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下滑。其实，这违背了凯恩斯的初衷。凯恩斯强调，其政策的实施环境为萧条周期，且为短期。



当经济衰退时，应该借助制度的力量。



1970年代之后，布坎南、哈耶克、阿罗、道格拉斯等一批经济学家意识到，必须通过法治、宪政、制度来约束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扩张。



当前两项制度尤为关键，一是国际贸易规则，二是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决策制度。



这两项制度难题都产生于美国：



特朗普政府破坏了旧的贸易规则，能否建立一个交易费用更低的规则？



美联储决策能否保持绝对独立性和客观性，避免受到白宫、金融界、实业界乃至任何组织及个人的压力？



美联储的决策应该诉诸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而非考虑现实的压力。若当下美联储应该加息，则不能因忌惮于股市崩盘而放弃，甚至转入降息周期。



如此美联储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只会养出一堆“巨婴”，不断释放货币，鼓励“巨婴”不创造，只争夺存量，不吃苦，只坐享其成。最终“巨婴”吃下海量货币后爆炸。



当年，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反对其实施极端紧缩措施。但是，沃尔克依然“与世界为敌”，坚持紧缩到底，最终降服通胀妖魔。



沃尔克，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可惜，这个时代，没有英雄，鲍威尔不是一个沃尔克式的英雄。



如今，全球央行都眼巴巴地看着鲍威尔的动向。



从2019年4月开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印尼、南非、乌克兰、土耳其等国的央行已经开始降息，其中印度央行已经降息三次，俄罗斯央行已两次降息。



美联储的决策，决定了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向。美联储，权力之大，责任之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持其独立性？什么样的制度才能避免美联储借美元行使霸权？



熊彼特认为，每一次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又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下一次技术浪潮，又会将边际曲线右移，推动人类经济迈向新的高度。



但是，如果下一次技术浪潮迟迟未到来，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是不幸的，一生都可能滑入货币泛滥、贸易摩擦、存量争夺的马尔萨斯陷阱3.0之中。



制度建设，凝聚人心，保持定力，发力科技，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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