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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批判性
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变革，让中国重新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我们有幸亲身经历着这场惊人的历史变革，有幸目睹着一个个经济奇迹的出现。三十年，已成为一个意义非凡的词汇，它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回归，见证了十三亿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见证了成功与幸福，也见证了冲突与苦难。这三十年所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GDP飞跃式的增长，也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拔地而起。抽象的数字，永远无法完整的还原历史，甚至也无法确切的反映现实。当我们日益为那些复杂的数字感到欢欣鼓舞甚至欣欣然无法自己的时候，请保持清醒，因为被那些看似美好的符号所掩盖的，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现实。
资源稀缺，生态污染，社会两极化，地区发展失衡，信仰缺失，道德市场化，价值虚无化，贪污腐败······一个个名词，无不深深地刺痛我们的神经。是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催生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充分导致了这些痼疾？改革派和保守派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毫无疑问，如今改革势力以占据了主流）鄙人之见，任何在缺乏配套政治改良与社会改良状况之下的经济改革，必定是畸形而不健全的。因为单方面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破坏原来体制之下的相对稳定的宏观结构，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的问题乃至恶果。在沿袭以往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在经济上撕开一个裂口，不可避免的导致权利寻租的空间极度膨胀，从而催生出大量的腐败，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充满中国特色的非正常的商业发展模式——通过与权力的结合或勾结，逐渐将曾经具有统一性和垄断色彩的经济资源市场化乃至私人化。这种模式，造就了无数个所谓的商业奇迹，也同时成为中国大量企业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污点，即便这早已被我们的权力体系默认。
如果说邓公试图以经济利益作为筹码，交换早期政治精英在改革之上的退让，从现在的结果看，这个决定似乎是明智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汹涌的腐败浪潮是经济变革的社会成本。然而我们有必要深入的探讨，这种体制性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要讨论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必须先回溯到之前，毛润之时代的中国。毛润之对于中国的影响，在于他通过经济手段摧毁了中国的自然阶级分化，使中国进入了一种全民性的平均体系当中。这一激进的变革方式，在很大程度之上反映出毛润之对于传统社会组织体系（包括封建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剖析。他试图通过消灭经济精英，从而断绝一切试图通过经济基础攫取政治控制权的路径，试图以此来建立一种全民性的平等。简而言之，毛润之努力在西方语境之外，寻找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一种否定西方现代化理念的全新的中国的现代化理念。从根本上，毛润之是反精英化的。当下对于毛的批评与否定，更多的只是站在所谓精英的“高尚”立场之上的道德评判。如果要将整个制度化的缺憾归结于毛个人之上，这必然是有失偏颇的。当下很多的知识精英批评毛的集权，实则他是最最草根，最最民主的。只不过，其信仰的不是西方语境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而是一种全民性的反抗社会权力体系压迫的颠覆性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场大民主的试验，即使在那样的历史境况下，这必然导向混乱与失败。不可避免的，这也成为后期知识分子反弹性的批判毛的最大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代表着在毛润之带领下，中国人对于全新现代性探索的终结。我们又不得不回归西语之下的“现代化”常识，开始另一次摆渡。
在中国社会经历了破坏性打击之后，以邓小平为标志的改革势力取而代之开始主导新的另一个方向的改革：一是要修复残缺的政治及社会体系，二是启动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在政治上，邓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也十分聪明的承认了毛的主导地位，从而稳定了整个政治结构，弥合了思想分歧，使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得以保留。在经济上，政府逐渐放开对各个领域的控制，引入市场机制，但在缺乏监督的状况下，这事实上为权利寻租开启了绿灯。早期的政治精英，趁机将权利货币化，从而逐渐变身为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济精英；而另一部分原先处于体制外的商人，通过与权利的结合，也过渡为全新的经济精英——这一在毛的时代也已消失的角色，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时至今日，毫无疑问，在政府官员关心的事务中，招商引资长期位居前列；而在官员们接触的对象中，商人已占据了极大的比例。张五常先生将中国经济的奇迹归结于县际竞争，而这种竞争的驱使力乃是GDP考核标准下的官员升迁制度，这种制度在表面上促成了各地区疯狂的招商引资。但是在此现象之下隐藏的是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这种方式强化了权利与经济利益的联系，导致了权利寻租的大范围蔓延；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代价，以土地、补贴、税收优惠等各种方式吸引投资，表面上改善了地区经济活力，实质上则是以牺牲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正如今天我们所目睹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名义之下，地方政府竟然可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是无偿的征用农民的土地，而后以此为优惠条件吸引商业投资。更让人愤慨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本身竟也毫无顾忌的参与到商业交易之中，以公共利益名义低价征收的土地竟然可以在第二天以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价格投入商业市场。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我们警醒，在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逐渐结合甚至同化的趋势下，我们且不可熟视无睹。否则，危言耸听，我们将滑向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黑洞，一种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沦陷与集权。
要讨论中国所经历的变革，我们也无法避开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无不伴随着知识界的论战。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其变迁过程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缩影。
而中国思想界的变革，源头何在？鄙人认为，现代中国的一切思想变迁与争论，始肇于五四。自五四起，中国的思想历程，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伦理价值与学理资源被一并否弃，取而代之的，是汹涌而来的西方价值，西方伦理和西方制度。在五四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中国传统精神资源在西方语境前溃败。自此，汉语资源被尘封进历史的木匣，中国坠入西方语境的迷宫。这一决定性的变革，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思想界在当今所陷入的困境——我们抛弃了自己的语言，生活在他人的概念之中。
五四起始，我们用西方的眼光，走着中国自己的路。共和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一直在西方的语境里寻找着思想资源，并且义无反顾的实践着这些价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经历着跌宕起伏，他们努力地思考着中国的路在何方。
1949年，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取得了它的胜利，这不仅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所阐述的平均主义对于中国广大贫民的吸引力，更取决于其代言者中国共产党联合农民阶级的战略决策。中国共产党取得权利斗争的胜利之后，高度统一的制度体系在中国建立，这种统一性，也不可避免的降临到思想领域。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融入了这种统一体制的内部，成为了知识型官僚；而另一部分不愿融入该体制的知识分子，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名曰独立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对后者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后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再一次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至今难以愈合的伤疤。
毛的时代之后，邓开启了变革的大门，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思想体系也逐渐得到松绑，西方精神资源（尤其指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资源）再一次涌入中国。八十年代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以经济变革为契机，各种新思潮在权力有意识松绑的情况下积聚扩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大量涌现，其言论尺度也迅速扩张。然而，当这一系列思潮开始有意的冲击政治体系的时候，国家机器便展现出它的面目。邓公必然知道，政治体制这块石头迟早是要触碰的，但时机，尙不成熟。或许，他是真正的智者。
八十年代后，知识分子逐渐专业化，非政治化，一部分成为单一的学者，另一部分成为技术工人（以知识谋取经济收益的知识分子）。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大批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成为政府的智囊，为改革出谋划策。九十年代的思想界，有两个事件引人注目，一是九十年代初期国学的兴起，二是贯穿整个九十年代时至今日仍在延续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这两个事件，表明中国知识界逐渐开始跳出西方语境的桎梏，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所谓的“现代性”，试图在西方价值之外的领域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在鄙人看来，这的确是一种突破，或者说是突围。
然而，放眼当今中国的知识界，绝大多数的争论只是停留在问题表面，只是基于片面而僵硬的价值判断而水火不容。当今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的，是批判性的意识。挥舞着各种“主义”的大旗而相互攻讦，拘泥于所谓“价值”的形式而不可自拔，这乃是以“理性”之名行“非理性”之实，乃是以“启蒙”之名行“愚昧”之实。
熟知非真知。回归批判性就是回归理性。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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