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视角下的兰考新农村建设 赵晓峰 从2003年8月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的主导下，在河南省兰考县的部分村庄，掀起了“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建设为核心，以知识分子为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实验。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以村民生计为本，以合作组织为纲，以大众文化为根”的理念指导下，兰考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在兰考已经发育成立了四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五个农民文艺队，两个老年人协会以及其它一些农民的本土化组织。从表象来看，这样的规模说不上宏大，成绩也谈不上很大。然而，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探索的实践意义和长远效果，看到的是她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意义。 两年多来，我参与并时刻关注着兰考新农村建设两年多来的实践。兰考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可以看作是在为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留在农村的人寻找一条实现全面小康的可行性之路，是在为缓解和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其后暗含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探索之路。不管最终成败如何，其社会价值难以估量。 一、时间视角下的三个跨度 从时间的视角来看，兰考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根据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03年8月到2004年8月 2003年8月，何慧丽到兰考挂职副县长。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她主要负责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前期，她尝试进行了一些“招商引资”的工作。然而，她很快就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也不是一个出身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所擅长的。所以，她开始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基层调研上，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找到工作的突破口。 在一次《开封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初到兰考的何慧丽表示想搞小康村实验。消息见报后，很快就有陈寨村支书郭宪启找到她，希望把自己的村庄作为试点。“十一”国庆节期间，来自全国五所高校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来到了兰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就在陈寨村动员农民成立文艺队。等大学生离开后，何慧丽又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县政协副主席秦君枝，后者向她引见了大李西村的文艺能人赵凤兰。她随后就整合各种力量帮助农民成立了陈寨村文艺队。后来，文艺队在中原油田退休工人蘅生喜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演出的水平不断的提高。第二年3月份，何又在陈寨动员农民入股发起成立了一个养殖协会，共有股金19000元，包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10000元。同年7月2日，大李西村老年人协会在赵凤兰的带领下宣告成立。 这一阶段，还有必要谈到另外一支力量——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大学生志愿者。2003年“十一”长假，他们第一次到兰考开展支农调研活动就来到了贺村。本次活动，他们在村庄建立了信息站，在贺村中学出资200元建立了“阳光校园”广播站，遗憾的是社团极力推动成立的养猪协会没有成功。2004年元旦，社团两个同学回访贺村信息站，在他们与信息站负责人王德显的交流中，双方商议在随后的时间里共同推动村庄成立一个互助合作性质的农民组织，当时定位主要是用于推动农业生产上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在社团4月份举行的募捐义卖活动中，社团积累义卖资金1000元左右。所以，在随后而来的“五一”活动中就准备把这笔钱投入农村的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项目上。不过，“五一”的活动没有能够按照计划顺利进行，但是他们却对村庄的基本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就为暑假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在暑假的活动中，经过与王德显等人的多次座谈，他们确认村民已经初步具备了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条件。鉴于实际操作能力与知识阅历的局限，他们认为单纯依靠社团的力量不足以在短期内把设想变为现实。这时，他们就想到了何慧丽。随后的一切就好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何与王德显等村民达成八月底在贺村举办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交流会的口头协议。 由以上叙述可以明显看出，这一阶段兰考的新农村建设实践还处于萌芽阶段。何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农村社会，期望通过各种努力在广大的农村营造一个“人向农村走，劲向农村使，物向农村流，钱向农村跑”的新局面。但是，现实情况使她认识到过分的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作出实效的，所以，她将目光放在了发动农民成立文艺组织、公益组织上，力求在农村社会文化方面取得突破，在精神上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则在先后两任会长的带领下，在关注农村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将探索的焦点集中在了农村经济上，这也就为参与发动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埋下了伏笔，提供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2004年9月1日到2005年8月 2004年8月底，“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培训交流会”在贺村举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正式成立，当天入社人数达到了49人。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兰考新农村建设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她使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发生了令人惊喜的一连串反映。9月16日，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发展合作社诞生；10月中旬，陈寨村养殖协会改组成陈寨村经济发展合作社；12月中旬，兰考县科技扶贫与农村合作社经验交流会在南马庄村召开，南马、贺村、陈斋三个村庄的合作社开始引入资金互助项目；2005年1月，胡寨村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5月31日，南马庄村无公害大米协会注册成功；7月，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协会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业部农民合作组织试点”单位，农业部100000元资金到位。在此过程中，贺村、南马、胡寨、蔡姜楼等四个村庄先后成立了农民文艺队。 这个阶段是何慧丽任期的第二个阶段，不久她就调离兰考到开封市郊一个城区任副区长。在这一年里，兰考新农村建设的框架已经形成，剩下的就是不断的完善发展工作了。 第三个阶段：2005年9月至今 这个阶段，发育组织上主要是在慈根基金会的帮助下，胡寨、南马两个村庄成立了两个老年人协会。然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已经发起成立的组织已经开始发挥出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其中，陈寨合作社与郑州福象饲料厂达成合作协议，合作社成为该厂在兰考地区的唯一经销点；胡寨合作社的胡萝卜种植盈利一万多元；贺村的资金互助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协会注册成功，饲料加工厂投入运营；南马的无公害大米获得丰收，开始进入市场营销领域；各个文艺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这个阶段是外力逐渐撤退，民间草根力量发挥主力作用的阶段，是各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由制度建设、培训学习为主逐步转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其中，南马无公害大米在市场上由出师不利，到媒体炒作，再到销路不断扩展的经历是任何一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应该进行反思的事件，是任何一种关注三农问题的力量对不应该忽视的现象，她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横向视角下的“四位一体”齐头并进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兰考的新农村建设是四位一体的，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齐头并进的，这也是这项实验能够达到基层各界力量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兰考新农村建设围绕的中心是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引起一些关注者，甚至是倡导者的争议。然而，这是谁也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主观分析就加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分析这个问题要抓住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谁才是村庄真正的主人，真正的建设者？无疑，这一重任只有作为乡村社会未来支柱的青壮年才有能力和资格承当。试问我们谁能让滞留村庄的这些劳动力在社会舆论、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社会财富悬殊如此之大的市场化的社会中把眼光仅仅放在文化娱乐或者其它活动上，而不是去追求经济财富，物质利益呢？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财富观，在现代开放性社会中，任何一支力量也难以阻止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对物质幸福的追求。所以，他们才会在实践中不断的思考着村庄和自己的未来，重塑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而兰考的新农村建设中，最能引起社会关注的就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由目前的运转情况来看，在这些组织中真正发挥主力军作用非农村的男性青壮年莫属。因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是乡村社会中人的因素决定的，任何背离这一宗旨的尝试都难以阻值农村社会中青壮年农民精英的外流，都是不能持久的。 以文艺着手，从文化建设上寻找突破口是兰考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特色。成立文艺队是一个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但收效较大的活动。通过组建农民文艺队，由农民自编自演本土化的节目，可以将先进的文化、理念、知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无形中彼此传递，互相影响。事实还证明，这样的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不仅能够抵制赌博、麻将、邪教等封建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蚀，给农民闲余生活带来一股清风，而且能够把党和政府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无形中传递给农民，还能使农民在活动中锻炼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切身体会到合作的力量，学到合作的知识，更好的促进其它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可以说，文化建设能够为其它各方面的建设提供可能的方向，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扶持。离开文化建设，其它方面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这可以从胡寨的发展情况得到例证。胡寨村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之前农民们已经有多年的合作实践了，他们成立的种植协会从2001年开始运做到2005年元旦差不多有将近4年的历史，可是成效一直不大。合作社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也只是在模仿其它三个村庄在经济上的一些做法，而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建设上。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实际工作很难开展，不得不重新补课，兴办农民文艺队、盘鼓队。 中国自古以来“皇权止于县”，乡村社会基本上是村民自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目前中国，国家力量通过乡级政府以及村民委员会（名为村民自治机构，实际上却扮演着政府行政管理的角色，尤其是在税费改革之前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征缴农业税）延伸到乡村社区，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吃“皇粮”的人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由于其本身肩负的职能使其不可能承担起带领一方百姓发家致富，为民谋利的任务。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给村两委职能转变提供了可能性，而农民合作组织在兴起的过程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的体制内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使他们的职能更多的向地方自治的方面转化。同时，根据农民自身的能力和意愿，可以鼓励他们在党支部、村委会和农民合作组织中交叉任职，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村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就目前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四个村子的情况来看，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比如说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兼任合作社独立监事，无公害大米协会副会长，积极支持村庄合作社、文艺队的发展，为了把社员生产的无公害大米顺利销售出去，从2005年度十月份开始就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大米市场，期间的艰辛很难用辛苦两个字所能说的清的。 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使农民的私心加重，农村的公共水利、沟渠维护、道路交通等都遭到了破坏，社会风气也出现了诸多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变化。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和重建农村的公共设施，重新打造农村的社会风气，再造“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新面貌。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对于维护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龄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组织保障，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组织组织社会开展的修路、评选“十佳儿媳”等活动也对村庄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我们更加期望看到的是村两委能够承当起服务乡村社会的职能，能够与其它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一起承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农村建设应该而且可以是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四位一体”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虽然，目前兰考的实践中四者的紧密配合关系还没有象理想中那样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也已经显现出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要想建设和谐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四者的整体推进是必然的选择，我们要做就是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完善。 三、年龄视角下的农民福利再造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所以，作为“十一五”规划重要内容之一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福利是人们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是对自身所处的主客观环境的主体性评价。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迅速变迁，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追求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着内容侧重点不同的社会福利观。就乡村社会而言，这也影响着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不同内容的有选择的参与。 正如上面的分析，农村的青壮年的人生价值观念决定着他们对经济财富、物质利益的追求。换句话说，农村青壮年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物质福利的多寡。在实践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的年龄基本上全部在25-50岁之间，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使他们也关注文艺队、老年人协会等组织的发展，那也不能代表他们的福利观是偏离物质福利的。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就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能持久的，对于青年农民来说，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其它村庄发展的实践也表明，青壮年农民最渴望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自己人生价值的领域也是农村经济领域，最渴望获得也是物质福利。在这里，物质福利存在着一个参照系也就是参照标准的问题。在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农民的参照标准定的越高，他们对物质福利的迫切之心就越强烈，对自身的经济条件就会越不满，在实践中也就会更加关注物质收入的提高。所以，兰考也罢，其它地方也好，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着力提高农民的物质福利并为农民提供合适的参照系，否则，不断增长的社会张力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对于老年人以及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庄的妇女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精神上的享受、文化上的福利。社会的迅速变化加速了人们观念的改变和社会经验知识的更替，使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生育养育多年的儿女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许多人常年不在家，老年人生活在孤独寂寞中，被迫与孙儿辈的孩子相依为命。然而，他们大半辈子积累的生活经验却因为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所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中落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这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社会传统知识和经验的流失，另一方面使老年人更加滋生老来无用的想法，陷入生活的阴影。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不愁吃穿的基础上更加渴望的是在精神文化上得到享受，使自己能够发挥出老年人所拥有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兰考多数村庄的文艺组织、公益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是老年人。对于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农村妇女而言，她们的空闲时间充足，基本上是农村社会的闲余人员，平时的主要活动就是三五成群打麻将、打扑克，以此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其潜在的需求就是能够获得精神文化生活，享受较好的文化福利、精神享受。例如，陈寨村文艺队的成员大多数年龄都在50岁以下。 对青少年、儿童来讲，他们都处于基本社会化阶段，他们的福利应该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化的任务上，其中重要的是要明确生活的目标，学会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等。在这个阶段，由于人生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父母和社会过高的期望等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使之不能有效的与周围的环境融合。针对这个问题，兰考的新农村建设充分发挥了高等院校大学生志愿者的作用。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为例，他们在贺村中学成立了“阳光校园”广播站，选拔培训了播音员；在贺村中小学资助了三十余名贫困学生，并成立由这些贫困生自己管理的“爱心之家”；在兰考二高搞了“我爱我家”征文比赛，为优胜者提供了到河大校园旅游的机会；在兰考多所中学播放了励志音像资料；利用节假日开展义务支教活动，并且多次开展心理咨询服务……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收益是巨大的，其中的感人例子不胜枚举。 四、社会学视角下不同力量的参与 兰考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外力的促发下，内生力量不断发育壮大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内外力就是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是从事社会行动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享有共同的价值和文化观念的人。这些社会行动者包括以高校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志愿者，体制内游离出的包括离退休干部、职工在内的人员，农民精英。这四种力量组成了兰考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人员结构构成。 高校知识分子以温铁军、贺雪峰、何慧丽为代表。作为一个时代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学术的圈子里，而是把研究的视角放在了基层的实践中。温铁军、贺雪峰在兰考主要发挥的是理论指导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支持。何慧丽身兼大学副教授与兰考县副县长两个角色，她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实践中可以看出，她同时有选择的接受了温铁军、贺雪峰等人的不同主张，这也使她的思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她积极地整合各种资源，发动农民成立各种合作组织，引导着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不过，在她的足迹背后也留下了诸多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说：她动员农村成立经济合作社，但是本身却多次宣称对合作社的成功不看好；她为了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能够顺利出售，采用非市场化的逻辑，客观上借助媒体的力量打开了销路，也因此被称为“米教授”……不管观点如何，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具有共同理念追求的社会行动者阶层对探索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为首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兰考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发挥在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期工作发动阶段，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契约代替信用的市场社会，人们之间缺乏最原始的信任基础，乡村社区的村民对外来人员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在没有摆在眼前的物质诱惑下，外来人员不要说发动人们开展各种活动，就连取得农民的说心里话，说真话的可能都不存在。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他们以村民儿孙辈、同龄人的身份，以严明的纪律、对农村朴素的感情一次次的打动着农民的心。凡是真正能够坚持下乡纪律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大学生支农队走过的村庄都能给当地的村民带来美好的回忆，以致于当他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就会迎来村民的热烈欢迎。正是大学生言传身教地传播着新的风气，也正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激发着村民建设家乡的愿望。在“政府失灵”发生在村庄人际关系中信任层面的情况，大学生启发作用的价值也是难以估量的。 以秦君枝、衡生喜为代表的体制内外的资源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社会作为一个体系，她的正常运转都暗含着一定的潜规则，这些规则约束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指导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迫于这种压力，许多人的行为与自己的内心所想并不一致。在兰考新农村建设开始的时候，政治形势还不明朗，即使何慧丽有副县长的身份，这些活动也没有得到基层政府组织人员的赞同，大多数都是一种漠视。随着新农村建设成效的日益显现，一些人的本能性的为民谋利的内在驱动力被引发，开始参与这些活动。另外，一些离退休的人员本身不缺吃少穿，衣食无忧，他们往往都还有一技之长，也有为社会奉献余热的愿望，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站出来为社会做些贡献。在兰考的五个文艺队的成立和发展中，中原油田的退休工人衡生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精英是在一定领域有突出能力的人。顾名思义，农民精英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具有村庄本土意识的农民。农民在市场化竞争中已经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他们的大多数都选择在年轻的时候到城市谋生，年纪稍大之后再回到农村，如此循环往复，结果只能是城市越加繁荣，农村更家凋敝。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具有村庄本位意识的见过世面的人出于各种原因还是愿意为村庄的发展做出努力的。如果，他们村庄主人翁的意识被激发出来，他们的创造激情就会得到极大的发挥。以贺村合作社为例，王德显、单春华等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带领80多户社员修路、种洋葱、发展资金互助项目、成立养殖协会、建立饲料加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他们的主体意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强化，驱使着他们不断的前进。 五、经济学视角下发展项目的选择 市场经济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如果三者之间能够达到合理配置的话，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熟知乡村社会的人都知道，农民本身的积累基金非常有限，获取正规渠道商业贷款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期望通过招商引资来解决资金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不符。这也是何慧丽上任之后，由致力于招商引资转向新农村建设的一大原因。此外，希望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可能也基本上不存在，所以，民间借贷高度活跃。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才会不断的呼吁给予民间金融以合法的外衣，使之更好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兰考的新农村建设首要的发展项目就是资金互助。资金互助是农民在自愿入股、自愿加入的前提下，在外界个人和组织的社会公共股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她可以使农民“闲散资金得利用，紧缺资金得方便”。在运做的一年时间里，自己互助项目作用明显，基本可以完全规避风险。所以可以说，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作为农民在生产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合作金融组织具有适合农民信贷需求的鲜明特点，有利于挤压风险高、破坏性大的非法金融在农村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探索建立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新型金融体系。 在解决了资金这个现代经济的枢纽之后，就要寻找能够使农民获得最大经济利益而风险又尽可能小的领域。从这个“风险—报酬”规律出发，大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选择了农资用品的统购统销。不过，这个领域的利润毕竟有限，所以，他们也就在不断开拓着新的合作项目。陈寨做起了一家公司的饲料经销；胡寨统一种植、统一销售胡萝卜；南马发展了无公害大米项目；贺村搞起了养殖合作，建立了饲料加工厂…… 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要想将来自农业领域的利润留在农村，就必须在流通销售领域做出努力。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从眼下闹的沸沸扬扬的南马无公害大米直接避开经销商直面市场就能够看出。不过，新农村建设要想使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就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目前的兰考新农村建设在经济方面主要就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尝试。现在的四个合作经济组织都倾向于把合作社作为一个平台，进行涉及生产、流通、销售等领域的探索，走综合的发展道路。这从某中意义上说是农民是兼业小农的特点决定的，是适合农村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的。所以，只要是存在合法利润的领域，都应该允许合作经济组织都尝试。 六、结语 兰考的新农村建设仅仅只有两年半氖奔洌庵皇且桓隹耍院蟮穆犯枘眩有枰缁岣鹘缌α康墓刈⒅С趾桶镏２还颐且残老驳目吹叫屡┐褰ㄉ枰丫晌笆晃濉惫婊闹饕谌葜唬晌┝煊蜓芯孔已д叩墓彩丁Ｕ庵智榭鱿拢勾τ谑匝椴忝娴睦伎夹屡┐褰ㄉ枋导木樽芙岷统中平ぷ骶拖缘糜任匾推惹校杂谠谑导刑剿餍屡┐褰ㄉ璧姆较蚝屯揪短峁┝酥匾牟慰肌Ｎ颐窍Ｍ诘澈驼牧斓贾С窒拢谏缁岣鹘缌α康牟斡氚镏拢ㄉ枰桓觥吧⒄埂⑸羁碓！⑾绶缥拿鳌⒋迦菡唷⒐芾砻裰鳌钡男滦团┐迳缁岬哪勘昴芄凰忱迪帧?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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