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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今日及之前一周，当地（三线城市）的猪肉价格又上涨8%左右，随之而来的是超市鸡腿上涨40%（由9.9元涨到15.8一斤），鸡蛋上涨25%左右（由5.6涨到6.9元一斤）。受到食品价格的影响餐饮和服务业也都普遍涨价。这种情况符合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我把这种行业间价格相互间影响称之为“观点的扩散”）和“吉芬现象”的理论。刘易斯的解析是：主要要看一种消费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连带效应就在于最有可能替代这种消费品价格首先会发生价格上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肉类食品需求一个是猪，另一个就是鸡（按11月1日最新的超市价格猪肉又上涨4%。同日，同样的鸡腿也上涨到了16.9元/500g），其原因就是对一般家庭和饭店而言，猪肉的最佳可替代品就是鸡肉，这是个基本常识。当年刘易斯的引证例子是小麦和土豆，当小麦欠产之后土豆马上就成了欧洲低收入人群的首选替代品。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将会影响到人的需求最低层次，即生存需求，进而产生的矛盾普遍带有对抗性质。这里要强调的是，“刘易斯拐点”通常用来描述最基本的工原料、农业大类产品和基本日常消费品的供求变化的价格效应（奢侈品价格变动的连带效应一般是不明显的）。再如，我国对于大豆供求的变动而言则主要反映在国内产能与进口量的比例关系上。 目前的生猪问题主要是由于存栏量下降而导致供求关系失衡。“非洲猪瘟”的疫情和农村散户养殖由于对环境的影响受到限制带来的政策性减产，而目前我国猪头的供应来源中农村散户养殖的比例还是很大的。2014年山东就畜禽防疫面临的难点指出：疫情来了一是收集难，二是扑杀难，三是处理难（需要新建1600个填埋处理厂），四是补偿难（财政压力很大）。可见防疫和环保与养殖发展之间本身就是一个多因素交叉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
供给侧发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关键是要统筹协调解决：一是由于农村散户养殖的模式短期无法全面禁止，关键是要改变散户养殖的散乱模式——推行“散户集中养殖”模式（即以村为单位建立集中式散户养殖棚舍）【注】；二是：防疫要推行三结合的“预防为主”模式——由时候的扑杀病畜转变为事前的三级预防机制。三是：畜禽的粪便在集中化养殖体系中实行严格的集中处理（通过生物发酵产生沼气、废水残渣转化为有机肥和其它养殖的饵料再利用等）；四是，进而减少ZF的扑杀“补贴”转而落实到“散户集中养殖设施建设”、“三级疫情预防体系和制度建设”和“生态养殖循环利用的环保措施”这几个方面上来。
从经济学的费效比上来讲，生态养殖、预防疫情、循环利用可用的资源作为ZF的财政补贴的制度导向。要以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建设为指导方针可以较大程度的解决现有条件下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矛盾。所以，要避免“供给侧发力”演变成“供给侧乏力”带来的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绝对不要与摩纳哥那样的小国进行比较：摩纳哥进口100吨猪肉可以保证国民每人买到10公斤肉，而中国进口30万吨猪肉每人还平均不到200克猪肉。袁隆平多次讲到的“粮食安全”意识，实际上我们要上升到整个国民食品供应体系水平这个层面上来认识——相对于13多亿人口，中国的基本食品供应必须达到基本自给的水平才有能力保证基本的供需平衡，否则就会出问题，因为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满足中国食品的总量需求，因此中国的食品供给也是个“全要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不能只讲粮食安全，这是基本的前提，也就是说，要以确保基本的食品供给平衡为出发点，厘清“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也就是以科学的生产方式替代落后的生产方式，以综合利用改变目前单调的“综合治理”模式。实际上如果深层思考，按照经济学来讲“刘易斯拐点”和“吉芬现象”可以看做其背后也隐藏者一种边际效应。
如果从市场心理学来考虑养殖风险的问题：当养殖户生猪要出栏前发生疫情你要去扑杀畜禽，尽管ZF有补贴，但养殖户必然心理会有危机感：疫情总有一定随机性，以后会不会扑杀重演？农民要发展富裕就必然要考虑未来的预期收入，养殖业最担心的就是“投入打水漂”。其实，这就是周其仁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鲜明地指出：“预期收入紊乱”的一种告诫或提醒。问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市场经济能不能解决“一刀切”的问题，现在看来并不乐观。故而，“供给侧发力”首先要考虑的是最基本的供需平衡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在经济学上也算是一条定律，忽略这一条只说别的都是没用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注】有关“散户集中养殖”的所有讨论和实施意见具体参见笔者在本论坛宏观经济学板块的相关帖子 1、https://bbs.pinggu.org/thread-7342924-1-1.html
2、https://bbs.pinggu.org/thread-731376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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