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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时下，“看病难”成为媒体上曝光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上上下下无不给予极大关注，政府官员在两会上谈，专家学者在媒体上谈，平民百姓在饭桌上谈。甚至，把“看病问题”上升到评判改革成败标准的高度。也许与改革挂钩，意在吸引管理层和学术层的关注。然而，事实总是事实，他的本质不会因为贯以高帽而有所改变。改革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改革的成败应当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可持续性、结构均衡等社会的经济的综合效果来评判。单纯因为医疗领域的困难就断定改革不成功，似乎有失偏颇。人都是有限理性的，改革的设计者也是人，他不可能在设计的初期就预见到几十年后的结果，如果他能够预知未来，一定会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同时，社会问题又是那么的复杂多变，已有的约束条件尚且没有完全被认知，新生的约束条件却在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内，人口多就意味着思想多，思想多就意味对策多，对策多就意味者约束条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人常通常的处事原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西方人大多在法律框架内行事），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增加了博弈的复杂性和掌控难度。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中，政策修正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问题出现的速度。我想正确的判断是，此时医疗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变革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发现问题总比蒙在鼓里强；问题被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时刻将可以期待。
然而所有社会问题的困境总是有根源的，那么看病难的根源又是什么？
看病难的根源还是资源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在医疗领域，资源的稀缺性有其特殊之处，医疗领域的稀缺一方面表现为数量上的稀缺，即医院少，医生少；另一方面表现为质量上的稀缺，即好医生少。质量稀缺问题中还伴随着结构性的失衡，即好医生集中在大城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任何地方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小到乡村街道的小诊所，大到省级的大医院，都充斥着生病的人，医院的管理体制中空床率可能还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因为空床的现象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更不要说在北京的大医院，更是一号难求。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当供给严重不足时必然带来价格的上升，所以就有了药价高涨、红包、点名费，就有了看病太贵，“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等诸多问题。就象饥荒年的面粉，100元1斤都有人买，为什么非要卖1元呢。此时，无论对价格如何管制，行政指令强行降价也好，规定最高售价也好，只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价格回归价值的难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商品总会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其本来价值。所以解决问题要找主要矛盾，看病难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源数量和质量的稀缺性。有关资源数量稀缺的解决途径自然是多建医院了，包括建设社区、乡村的小型诊所，形成多层次、多专业的医疗网络体系。仅盖房子没有医生不能称为医院，增加医生供给的途径就是教育，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扩大医学院的招生量，多培养一些医生。解决医疗的质量稀缺和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是得依靠教育。县级医院的医生很少经过本科教育，一个高中生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敢给人拔牙，所以医疗失误造成的资源浪费对于本来已经捉襟见肘医疗体制无异于雪上加霜。
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后便是如何解决的事情。建医院和增加医生教育投入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也就是说政府准备把财政收入的多大比重用于医疗体系。政府做决策的评判标准是资源的利用效率。通俗来讲，政府要比较把钱用在建马路或是港口，还是把钱用在建医院和建学校哪个收益更大。当然政府的支出项目很多，除了医疗、教育、基建、工业投资以外还有国防安全、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的工资、办公等。政府的收益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货币收益外还有政权稳定等等。把钱用在建有关医疗的资源配置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基础医疗是否应当由国家承担，国家承担的程度；二是在医疗领域资源的收益率如何。基础医疗是否应当由国家承担，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至少没有象义务教育那样被社会普遍认知。今天，社会各层面都认识到，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本质体现，所以政府要出钱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基础教育（虽然时至今日政府才在部分地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但至少是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了，实施阶段已经来到了。可是关于基础医疗是否应当由政府承担在认识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现实情况是，有工作的城市居民应该有医疗保障，农民有人认为该保障有人认为不该保障，无工作的城市居民国家不该管。当争论还停留在“该管与不该管”上时，就不要奢望医疗的投入了。
其实，医疗和教育有着类似的特性，不仅有社会性也有经济性。我们可以想想，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时，当国家富强时（财政收入增加时），义务教育可能不限于九年而是十三年。然而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国家象一个小家一样，事情总要一件一件办。当没有钱的时候只能拣这个家“认为”最重要的先办。所以先解决“认识”上的事才好往下进行，对于小家来说，生命当然是最重要的，有小病赶快看好，免得成了大病又花钱又受罪，是最好的选择。对国家应当同理吧，基础医疗还是应当管的。如何把基础医疗办好，就又回到了前面的论题，就是多建医院多培养医生，此外加上在财政支出中增加个人医疗所占的比重，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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