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1949年，他曾被台湾大学聘为校长，为伺奉双亲而未去。后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镇压学生运动”，被叛处在甘肃劳改10年。因宋庆龄说和，6年后被释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女儿翻出了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他是反对学生运动的，遂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劳改，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上世纪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带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人，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人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精神的力量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经严重衰弱，薛波只能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上世纪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上世纪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 Ststes of America 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寞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一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page]
（未完，接下三）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