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stevenying
12820 14

Acton作品集推荐!! [推广有奖]

  • 0关注
  • 9粉丝

贵宾

自由旗手

院士

47%

还不是VIP/贵宾

-

威望
12
论坛币
98028330 个
通用积分
6.4999
学术水平
19 点
热心指数
22 点
信用等级
12 点
经验
17750 点
帖子
575
精华
6
在线时间
14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4-6-4
最后登录
2023-12-14

相似文件 换一批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Lord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1834–1902)

“Liberty is the prevention of control by others. This requires self-control and, therefor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influences; education, knowledge, well-being.”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 -- First Baron Acton of Aldenham -- was born in Naples, Italy on January 10, 1834. His father, Sir Richard Acton, was descended from an established English line, and his mother, Countess Marie Louise de Dalberg, came from a Rhenish family 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second in status only to the imperial family of Germany. Three years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in 1837, his mother remarried Lord George Leveson (later known as Earl Granville, William Gladstone's Foreign Secretary), and moved the family to Britain. With his cosmopolitan background and upbringing, Acton was equally at home in England or on the Continent, and grew up speaking English, German, French, and Italian.

Barred from atte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because of his Catholicism, John Acton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under the famous church historian, Ignaz von Döllinger. Through Döllinger's teaching, Acton learned to consider himself first and foremost a historian. Early in life, he nurtured a great fondness for Whig politicians such as Edmund Burke, but Acton soon became a Liberal. His time with Döllinger also broadened his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atholic and Reformed theology. Through his studies and his own experience, Acton was made acutely aware of the danger posed to individual conscience by any kind of religious or political persecution.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his stepfather, Acton pursued electoral politics and entered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1859 as a member for the Irish constituency of Carlow. In 1869, Gladstone rewarded Acton for his efforts on behalf of Liberal political causes by offering him a peerage.

Earlier, Lord Acton also acquired the Rambler, making it a liberal Catholic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issues and ideas. Through this activity and through his involvement in 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Lord Acton became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articulate defenders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reedom. He argued that the church faithfully fulfills its mission by encouraging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ruth, and by promoting individual liberty in the political realm.

The 1870s and 1880s saw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Lord Acton'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religion, and liberty. In that period he began to construct outlines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designed to document the progr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virtue and personal freedom. Acton spoke of his work as a “theodicy,” a defense of God's goodness and providential care of the world.

In 1895, Lord Acton was appointed 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From this position, he deepened his view that the historian's search for truth entails the obligation to make moral judgments on history, even when those judgments challenge the historian's own deeply held opinions. Although he never finished his anticipated universal history, Lord Acton planned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and lectured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stern history sinc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history of freedom from antiquity through the 19th century.

When he died in 1902, Lord Acton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learned people of his age, unmatched for the breadth, depth, and humanity of his knowledge. He has become famous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or his observation -- learned through many years of study and first-hand experience -- that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ectures on the French History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7-13 22:39:25编辑过]

二维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关键词:ACT CTO 作品集 relationship Appreciation 推荐 作品集 Acton

沙发
stevenying 发表于 2004-7-13 22:31: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阿克顿:一个史家的信仰与智慧

(冯克利)

在今日中国,拜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之赐,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的人,也许已经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却依然极不多见。1887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The World Publishing Co.,New York, 1955),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一册。

然而,如果一句话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也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阿克顿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汤因比曾言,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他称这个头脑全为劳动分工所害,却不太令人信服。阿克顿在史学上无所成就,以今天许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并非分工使他无所适从,而是他的“史以载道”,即西人所谓 “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援经入史)”的倾向实在过于严重,这使他无法做到就史言史。

按给文集作序的希梅尔法伯的说法,阿克顿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这段文字,不但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撇开他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这不易理解的一点不谈,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诫律。以此观之,阿克顿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却一反其师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在宗教势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纪,他却依然笃信超然于人类之上的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自由则是人类所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成果”。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春秋笔法”的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美国史家亨利·李(Henry C. Lea)指称阿克顿爵士力主以道德评史为大谬,其著述甚至被人讥为“阿克顿通谕”(借用了“教皇通谕”的说法),当然都不足为怪。

但是平心而论,阿克顿并非不知史实距道德说教相去甚远。他虽认为“满怀理想之士前仆后继,提醒人们小心僭主和暴君,不断宣扬神法高悬于邪恶的统治者之上”,多半会让我们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学;他虽称自由的启示包含在神的教诲之中,但是与科塞所说那些神游于形而上世界的“理念人”(the men of ideas)相反,他并不认为它的实现完全是来自先验的力量,而取决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他十分清楚,“金钱、土地或人数取得优势,从而破坏权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历史之中。”他不时表现出对历史经验的明识,常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所言,称他“在细节上全错了,其信仰却是正确的”。因此垢病其文为史以载道的做法,也多少失去了凭据。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阿克顿在史学中传达信仰的做法?也许说他不过像个普通基督徒一样,“永远怀着感激生活”,把我们在生活中已得到或可能得到的,而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幸福,都归于上帝的恩赐,才是更为恰当的评语。他在谈述英国宪政发展时一段布道式的话语,或可视为这一点的佐证:“(英国人民)令人自豪的特质令人瞩目,离不开我们的历史的背景。……无论外国神学家的教权精神,还是法国神学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未在英国神学院的作者身上留下痕迹。源自那个衰落帝国的罗马法,变成了专制权力共同的支柱,却被排除在英国之外。教会法受到限制,而且这个国家从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没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欧陆王权却借此制造了许多恐怖。后来,我们的绅士阶层保持了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教派的分立导致宗教宽容。混乱的普通法教导人们,他们最好的卫士就是法官的独立与一致。”正是英国历史中这些已然的事实,才使他能够“一直用双眼紧盯着上帝之光照亮的空间”,坚信“引领我们的上帝之光仍未熄灭,使我们遥遥领先于其他自由国家的因缘仍未穷尽”。

因此,阿克顿的信仰,实是一种不脱离经验与制度嬗变的信仰,既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类言论,我们与其把它完全当作一种出自形而上人性论的断语,倒不如说是一种来自经验的概然性知识,而且这完全谈不上是创见,只能算是他对西方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个回应。它不但是基督教原罪说在政治学中的逻辑延伸,甚至前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阿克顿的言论虽充满一个信仰者的执着,但阿克顿所以为阿克顿的感人之处,还来自于他从史实中总结出的警言。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tend to”,译为“导致”,语势上未免太过强硬了一些)残暴、腐败和不义。

只有这样的权力观,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二十世纪残暴政治的人都能从中汲取教益的识见。在他看来,政治生活中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诸方面,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我们春秋笔法的本土史学中不得见的基本立场,即人间所能享有的无论宗教自由还是世俗自由,皆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在论及古典时代的文明没落的原因时,他说:“个人、家庭、团体和属地(这些当然都是保持权力平衡所必需的社会要素)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统治权力可以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目的。共同体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隶。由于忽视私人利益,忽视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进步,希腊和罗马都丧失了维系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他从这种现象中,读出了“侵害今日政治社会的种种谬误——功利主义,对专制与权威、不法与自由的混淆”的源头。对于这些谬误的主义与混淆的观念,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肯定要比阿克顿有更切肤的感受。因此当我们看到阿克顿说,“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不知是该佩服他的远见卓识,还是该为我们的愚妄而扼腕痛惜。

阿克顿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在制衡权力中的作用多有论述,他这方面的言论,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往往被许多反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另一面是,它也构成了现代知识传播或交往理论中的基本成分。今天人们谈论甚多的公共交往学说,许多论者只往批判理论或哈贝马斯处追索,却没有看到自由主义有关共同体生活的大量言论,适足构成这种公共交往思想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个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各项有利于个人自由的制度,既为我们提供了一道保护私人生活的屏障,更是一个有利于群聚与合作的架构,一个促进群体生活演变调适的对话环境,就此而言,阿克顿所秉持的自由主义传统,虽可名之为“个人主义” 的,但它也是一种有关千千万万的个人如何共处与合作的“群体之学”。像某些“批判理论”一样,自由主义把这种对话共同体的存在,视为一个让各种尚不知对错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和平的环境下得以展开的过程,因为这是人们形成共同体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目标所必需的社会学前提。在哲学认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大量有关“真理”如何产生(或无法产生)的言论,有心者不妨把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体理论做一比较。譬如被国人忽视而近年来又因利奥塔等人宣扬而重新走红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便是他在“真理”问题上仍坚持客观主义立场,但也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一个在(科学)共同体的自由对话中逐渐形成或展开的无尽过程之中。再譬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也把“正确”语用的形成,归因于一个语言群体习惯性交往的过程。其实,不惟真理和语言用法,遵约守信的习惯、权钱关系纳入法治、特权变为平权的过程,也莫不如此:没有参与的自由,没有对话,是不可能建立起取得共识的交往规则的(虽然它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在政治哲学的领域,此类识见可以说随处可见。姑不论以鼓吹“开放社会”著称的卡尔·波普,不管是阿伦特的古典共和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的“公民社团”理论,我们都可从中看到大量有关这种开放性共同体的思想。即或被许多人拿来与自由主义抗衡的哈贝马斯,不但明确认为市民阶层(“资产阶级”)是一个促发现代性的“对话伦理”的共同体,而且把它视为一支与专权和僵化体制相抗衡的最重要的力量——当然,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反对这样的思想。因此,就公共领域在对话中产生基于自由的共识的作用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和一些左翼思想流派的分歧,也许被人们做了过分的夸大。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阿克顿有关教会和民族问题的文章,我们即可看到,他为解决教会和信众的分歧所提供的办法,其中既有坚定的保守主义信念,更包含着丰富的“对话交往理论”。对他而言,教会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刻板严厉的“组织”,它对于信徒的价值,在于它为讨论和取得共识提供了一个场所。他说,“在教会中长期得到坚持和许可的神学观点及其他观点,是在时间的磨砺中获得真知灼见,并因教皇的默许而确立了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权威地位,因此如果不是出于轻率,便不能轻言放弃。”他在这里触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学问题,即自由和权威的关系:教会虽是一个权威机构,但它真正的合法性并不来自它的制度化权力本身,而在于它和信徒的普遍信念相一致。只要它大体做到了这一点,激烈否定其权威不但不会带来变革,反而会引起分裂或反动,因为“硕果累累的胜利来自于天主教信众在知识、观念和信念上的逐渐演变”,它将迫使传统的代言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最终克服抛弃成规的优柔寡断。因此最合理的改革方式应当是,在影响权威之前先影响它的信众,使其看法缓慢而平静地作用于教会,这样的改变“既不会产生任何破坏道德的冲突,也不会导致丧失体面的屈服”。但是这种体制中不言自明的另一面是,这一切都要以一个开放的“信仰共同体”为前提:教会不能禁止对“教令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审查,就让理智和良心上作出让步”;信众也不能“因为权威被滥用便抛弃权威”,因为“这两种做法同样都是罪过,一方是背叛了道德;另一方是背叛了信仰。将维护宗教真理的全部责任抛给教会戒律的执行者,并不能使良心得到解脱;干脆叛教也不能让良心释然。”

这种共同体哲学,也被阿克顿延伸到了他对当时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的认识中。依他之见,他那个时代有三种最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即“平等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所反对的,都是统治者因自私和滥用权力而造成的秩序。尤其是“得势前景最为看好的”民族主义,它“不仅是革命最强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来各种运动的真实本质”。虽然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在它宣布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它必定始终保持着力量” 。伊赛亚·伯林曾在其名篇《民族主义》一文中断言没有哪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重要影响。博学如伯林者竟未看到阿克顿的《论民族》一文,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但是不难想见,以一个天主教徒的普世情怀,阿克顿虽洞察到这股潮流的强大,却不可能对其表示完全认同。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固然有其提醒压迫的存在、提出改革方向的正面作用,却不能将它视为重建世俗社会的政治基础,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可以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各式各样的党派”。它把集体意志看得高于一切,把人们的各种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要求其牺牲自己的习惯和义务。它也许会以民族自治、人民的自由和保护宗教为旗号,其实它却“只为自己说话”,“如果它无法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不惜让民族牺牲所有其他事业”。读到这里,我们也许更易于理解,为何在二十世纪狭隘民族主义常常与好战黩武的军国主义形影不离。

不过这只是民族主义的一极。阿克顿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那种由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世界主义者,他不否定还存在着一种健康的民族感情。哈耶克在二战结束前夕一次题为《历史学家与欧洲未来》的演说中,曾特别建议把阿克顿的民族理论作为战后消除德国狭隘民族情绪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但因为他要求史学家必须像阿克顿那样,不以价值中立为由回避道德判断,敢于说出“希特勒是坏人”,还因为在他看来,阿克顿持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民族观。

他所肯定的另一种民族观,除了在反对专制宗主国或殖民政府这一点上与民族对抗的思想相同之外,其他没有任何共似之处。他认为民族利益虽然是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它并非至高无上。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天然地具有多彩多姿而非千人一面、和谐而非大一统的潜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多民族的共存还可构成对国家权力膨胀的最终限制,有可能被民族国家牺牲的私人权利,有机会因民族差异而受到保护。它以“分别存在的”乡土感情(我想这里有必要指出,这才是“patriotism——爱国主义”的本来含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因此阿克顿也把一个主权国家内若干民族的共存比作教会的独立,认为它们可以发挥维护权力平衡的相同作用,“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他乐观地(也许是过于乐观了)认为,“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验证” 。由此他也否定了约翰·穆勒所宣扬过的一种近代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说:“政府边界与民族边界相一致,一般而言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

当然,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印证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即差异是人类合作从而促进知识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他所说,“不同民族结合在一国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民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 。这些言论中虽然些许透露出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今日的“民族平等”或“优势互补”之类说法加以纠正,我想阿克顿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他的笔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国家,并不具有单一种族文化的神秘性,而是应当成为一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所逐渐形成的自由制度,可以使习俗、活力、创造性上各有所长的不同群体,相互传播他们的优点,扩大人们观察生活的视野。民族差别处理不当固然会导致严重冲突,但是只要待之以恰当的自治,它也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在邻居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使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促进” 。

虽有这些在当代公共哲学中仍充满活力的思想,但是在今人看来,阿克顿是不是个很老派的人物?其实不唯我们,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里,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贵族身份,他坚持让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保守立场,在在与此后百多年来精神生活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他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宪政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实,从阿克顿经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际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政治世界为价值排序这个几乎无终极解的难题。一时一地的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选择价值上的优先顺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独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间等等,如果撇开时间因素不谈,无一不是极可取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只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才能被人类选择,从而得到真实生命形态的价值。阿克顿所做出的选择,是自由和信仰无条件地高于其他价值,并且认为能够保证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权力制衡原则上的宪政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个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反历史的偏见,不少人也会因此而批评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他教给我们的智慧: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倾向。他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绝对权力有可能“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它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和阿克顿给人留下的史以载道的印象相反,他这些反复强调权力制衡的观点,说到底并非单纯来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种以信仰为根基的经验主义,或曰史家的智慧。

使用道具

藤椅
stevenying 发表于 2004-7-13 22:32: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自由主义的预言家——读阿克顿《自由的历史》

李柏光

一、阿克顿的生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箴言几乎众所周知。但是,对于这一箴言的作者阿克顿勋爵,中国的读者能确切地知道其名其书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不仅如此,就是在阿克顿的母国英国,在群星闪耀的19世纪,在英国的思想殿堂里,阿克顿当时也只是一个并未吸引人们多大注意力的史学家。当阿克顿于1902年辞世的时候,一般的公众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晚近的学者只知道他是他所属的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剑桥大学的史学教授、大部头的《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而已,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学教授,实际上,他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金子的颗粒是经过无数道艰辛的工序之后才从沙堆里提炼出来的。在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上,真理的颗粒之显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史往往是在经历了许多灾难性的悲剧、闹剧之后又重新回到它曾经试图超越的起点,重新从歧路中返回原来的出发点。实践领域如此,思想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打扫历史的尘埃时,我们发现了尘封已久的先知的预言和真理,它们被人们忽视得太久了。阿克顿的思想在西方和中国的命运再次表明了:人们只有在灾难过后才会去寻找先知的预言,才会去追寻先知说过的真理。在阿克顿谢世后近一百年的今天,我们把他那对今天的我们极具亲切感的著作引进中国,实在是一点也不过时。 阿克顿,1834年1月10日出生于那不勒斯(今属意大利)。父亲是费迪南·理查德·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母亲是玛丽·德·达尔伯格(即后来的格兰维尔伯爵夫人)。他的父亲具有英国血统,母亲则具有意、法两国的血统。童年时代,阿克顿在意大利、法国求学。1848年到1854年,他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求学,师从杜林格教授。杜林格影响了阿克顿此后的一生。这种影响不仅反映在阿克顿的思想上,也体现在他的治学风格上。阿克顿十分博学,他饱览了哲学、文学、史学和神学领域的众多的书籍,这成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源泉。 1859年,25岁的阿克顿担任了英国天主教杂志《漫谈者》的主编;1862年,他将该杂志改名为《国内外评论》,1864年停刊;1859年到1865年期间,代表爱尔兰自治市咯罗成为国会议员;他曾经被慕尼黑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学位;1895年到1902年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三一学院荣誉成员。他策划和主持编写了卷帙浩繁的《剑桥近代史》,但在该书第一卷还未出版之前,他就过世了。他一生没有撰写过大部头的个人专著,这恐怕是他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多产的人,身后留下了许多论文、笔记、演讲稿、短文、书信及个人思考的记好录,正是在这些文字中,后人重新发现了阿克顿。 阿克顿的思考、治学兴趣非常广泛,他的论文也发表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杂志上。本书汇集了阿克顿的十篇论文和演讲稿,其中包括了被后人公认为不朽的代表作。这些文字所阐发的预言般的思想,让那些见证了各种形态的独裁和暴政、长期丧失了自由的人们感觉有如空谷回音。这些论文讨论了宗教在人们获得和保有自由的过程中所起的突出作用,批判了现代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想。关于该书的内容以及它对现代人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无需赘述,我们相信读者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会更加丰富和准确。 作为一位关怀人类命运、关注个体的自由与幸福的学者,阿克顿是不朽的。他也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尊崇。哈耶克的许多著作里时常引用阿克顿的话,阿克顿也被当代的许多学者誉为“自由主义的预言家”。这一美誉是名副其实的。同历史上许多关注过自由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阿克顿不是在探讨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后果,而是在探讨自由得以产生的原因,自由得以长久保存的条件。为此,他详细考察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人类历史,得出了他在自由问题上的许多真知灼见和先知般的预言,这些思想奠定了他作为自由主义预言家的地位。阿克顿在自由问题上的见解,对于那些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曾经误入歧途、迄今还在苦苦挣扎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而对于那些已经获得了自由的民族来说,则是一剂良好的清醒剂。 二、阿克顿的自由观 在《自由的历史》一书中,阿克顿论述了自由的起源、发展、成长以及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作用。作者以大量详实而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过程,自由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表现,以及自由得以生展的土壤——社会条件。作者以欧洲为例,阐述了宗教在自由的产生、发展、维系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也论述了民族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与自由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没有任何与个体自由相对立的公共目标值得以牺牲个体灵魂和精神的代价去换取,相反,习以为常的原则应该是个体自由优先于无所不包的国家利益才对。因此,人类理性知识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如何教育人们去追求自由,去理解自由,去获得自由。 (一)自由的本义 古往今来,在对自由的本义的理解上,人们总是众说纷纭,从未达成过共识。无论是在热爱自由的人当中,还是在厌恶自由的人当中,对自由持有相同理念的人微乎其微。阿克顿认为,自由的涵义包含六个方面: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世俗生活的某种信仰所尽的义务; 4)它是自我驾御,而不是驾御他人;5)它是理性支配意志;6)它是公理战胜强权。在阿克顿看来,自由的本意是这样一种承诺,即每个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将会得到保障,可以与权威与多数、流俗及舆论的影响相抗衡。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最确切无疑的标准,或者说,自由的试金石,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保障和安全状态。 历史上众多理论家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权利,阿克顿却把自由理解为一种义务,是义务的存在状态。这是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一种理念。阿克顿批判了那种把自由奠基于权利和快乐的领域而不是奠基于义务领域的理念。因为,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权利,那么自由就是可以随时放弃的,而一个人如果放弃了自由,那么,从本体论意义上讲,他就不再是人,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能保持良知,而自由是良知的守护神,丧失了自由,也就会丧失捍卫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底线标志(良知)的条件。阿克顿把自由理解为一种义务,那是因为,第一,自由是做人不可放弃的一种责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自由是防止自己被他人奴役、控制的保障之法;第二,不仅是个人对上帝的一种责任使得我们需要自由,而且也是一种其他的责任感—— 一种对的敬畏感,更使我们天然地拥护和热爱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我们避免自以为是可能产生的祸害。因此,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权利比理解为一种义务更加缺少安全性。 (二)自由与政府 阿克顿认为,政府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将吞噬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但自由建立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横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因此,一定要通过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现代社会就是立宪民主制度)来防止某种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才能保障自由。因为,如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只是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就没有办法制横这种力量。正是其他力量的相互联合,才能防止一种力量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形的出现。为此,自由要求通过代议制让所有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获得其正当的作用范围。阿克顿的名言是:“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专制主义存在于权力的集中营里。”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 在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上,阿克顿认为,必须有效地限制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就是说,有许多事情是政府不能做的——即使是许多出于美好愿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须把这些事情留给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去做。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政府不能对人民实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发财致富,而让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爷,对人民指手画脚。政府更不能强行改变或迫使人民信仰或放弃某种宗教。还有,政府也不应当履行良知的功能——政府只负责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福利问题。政府镇压犯罪行为,但却不能镇压人们心中的邪恶感。总之,政府是不可能把人加工成好产品的,相反,人们可能更容易被政府弄坏。人们的德行依赖于自由的熏陶。 (3)自由与良知 所谓良知,一般说来,是指人们头脑里拥有的能辨别是非、善恶、好坏、美丑、爱恨等观念和行为的意识。在自由与良知的关系上,阿克顿把良知视为自由得以生长的土壤。 阿克顿认为,自由是人类良知的守护神,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对良知的尊重与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良知是人们从被邪恶所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因此,良知是自由的一个基石。良知的这一功能源于它存在时的一种独特状态:追寻内心深处的灵光。内心深处的灵光必定会坚定地为追求自由而战斗。从历史上看,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良知积极地走上斗争的前台。在理论领域,所有支持独裁专制的学说都拒绝接受良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拒绝良知,因为他们支持独裁君主制。在霍布斯之后,所有自由才存在于被恢复了的良知之中。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良知要在自由的事业中发挥作用,良知一定要发展成为一套清晰明确的伦理观念才行。因为,并不是一套随随便便的伦理体系就能带来自由。必须是一套非常发达的伦理体系才会产生自由。根据阿克顿的看法,模糊不清的伦理观属于不完美的良知,模糊不清的伦理观也就意味着不完美的自由。因此,自由在中世纪是是不完善的,因为当时既缺乏良好的手段,又由于伦理观的混乱而导致良知的软弱无力。 良知是社会个体的一种自我管理法则,它倾向于控制权力而扩大自由。它只对个人自己而不是对他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尊重别人的良知。当良知积极地走上社会生活的前沿后,我们考虑得越多的就不是国家的行为,而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权力的分立。良知将告诉我们,社会要优先于国家,即个体心灵要优先于国家权力。 (4)良知与宗教 良知对于自由的事业是如此生死攸关,那么,良知又是来源于何处呢?良知来源于宗教,是宗教熏陶出来的。对良知的发展、改善和捍卫是宗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伟大成就,也是一种宗教得以成为真正的宗教的内在品质。真正的宗教,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凡是美好、深沉、高贵的事物,无不具有宗教的性质。贡斯当说得好:“宗教是一切正义、爱情、自由和仁慈观念的共同核心,它在我们朝生暮死的世界中构成了人类的尊严,使人类不受时间左右、不受邪恶控制地团结在一起。它是一切美好、伟大、善良的事物得以摆脱时代的堕落与不义的永恒条件,是用自己的语言昭示美德的不朽声音,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尘世走向天堂的吁求,是一切被压迫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神圣后盾,是受害的无辜者和被践踏的弱者的最后希望。……因此,宗教属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政府。它的圣殿就是人类的良知,而良知是人类惟一不能对对社会习俗做出牺牲的官能。” 正如良知是自由的一个基石一样,宗教也是自由的一个基石。宗教产生良知后,良知的思想反作用于宗教并把宗教指引到自由的事业中去,正是通过良知的作用才使得宗教服务于自由的事业。因为良知的思想会从生活中体悟到:缺乏自由,宗教及其果实——良知都会遭受专制的迫害,只有宗教自由,才能避免迫害,自由才有保障。正是这种体悟使得宗教投身于自由的事业,使宗教成为自由在襁褓时期的摇篮和保姆。因此,阿克顿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能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这是良知的核心)。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是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责任感越强,自由度越大。”托克维尔的话则更具开创性:“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御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作好充分准备。” (5)获得自由的条件 阿克顿在对自由的历史进行考察后认为,自由属于那些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而不是那些尚未成熟或正在走向衰败的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定上述两种情形呢?以该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作为依据。如果一个民族不尊重自己在陪审团面前所发的誓言,不受教育的培养,对不诚实的行为也不加以谴责,难道这样的心态还能与良知沾上边吗?哪里有启蒙人民的良知,哪里就有自由,反之,自由则不复存在。仅仅有物质上的快乐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动,只会使这个民族堕入麻木不仁的状态。 当然,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帮助。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在阿克顿看来,自由其实还包含着许多从表面上人们看不出来的内容——它的存在依附于众多的条件。自由是众多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由无法同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开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些事物就是独立性、文化素养、繁荣、文学、宗教、健康的公共舆论——强有力的——高质量的道德水准,一种长期的历史过程的训练。 获得自由的一些特征:个性解放,破除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自由贸易,新闻自由,有教养,对独立性的自我管理等。 (6)对自由的威胁 阿克顿在书中说,自由不但有它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且也有要掠夺自由之胜利果实的背信弃义的朋友:绝对民主、社会主义。当然,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自由与各种障碍、与各种伪装成自由的朋友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自由取得胜利之时就会到来,并掠夺自由的果实,其表现有:权力欲、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不信仰宗教等。然而,在所有对自由最有害的观点中,政治无神论(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流毒最广的理论。此外,阿克顿认为下列理论家是自由的敌人:叔本华、黑格尔、孔德、傅立叶、费希特。 (《自由的历史》,[英] 阿克顿 著,林猛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使用道具

板凳
stevenying 发表于 2004-7-13 22:35: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The History of Freedom in Antiquityby Lord Acton

An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Bridgnorth Institute February 26, 1877

Liberty, next to religion has been the motive of good deeds and the common pretext of crime, from the sowing of the seed at Athens, 2,460 years ago, until the ripened harvest was gathered by men of our race. It is the delicate fruit of a mature civilization; and scarcely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nations, that knew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resolved to be free. In every age its progress has been beset by its natural enemies, by ignorance and superstition, by lust of conquest and by love of ease, by the strong man’s craving for power, and the poor man’s craving for food. During long intervals it has been utterly arrested, when nations were being rescued from barbarism and from the grasp of strangers, and when the perpetu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depriving men of all interest and understanding in politics, has made them eager to sell their birthright for a pottage, and ignorant of the treasure they resigned. At all times sincere friends of freedom have been rare, and its triumphs have been due to minorities, that have prevailed by associating themselves with auxiliaries whose objects often differed from their own; and this association, which is always dangerous, has been sometimes disastrous, by giving to opponents just ground of opposition, and by kindling dispute over the spoils in the hour of success. No obstacle has been so constant, or so difficult to overcome as uncertainty and confusion touching the nature of true liberty. If hostile interests have wrought much injury, false ideas have wrought still more; and its advance is recorded in the increase of knowledge as much as in the improvement of laws. The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is often a history of deception and illusions; for their virtue depends on the ideas that produce and on the spirit that preserves them; and the form may remain unaltered when the substance has passed away.

A few familiar examples from modern politics will explain why it is that the burden of my argument will lie outside the domain of legislation. It is often said that our constitution attained its formal perfection in 1679, when the Habeas Corpus Act was passed. Yet Charles II succeeded, only two years later, in making himself independent of Parliament. In 1789, while the States General assembled at Versailles, the Spanish Cortes, older than Magna Charta and more venerable than our House of Commons, were summoned after an interval of generations; but they immediately prayed the King to abstain from consulting them, and to make his reforms of his own wisdom and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opinion, indirect elections are a safeguard of conservatism. But all the assembli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sued from indirect election. A restricted suffrage is another reputed security for monarchy. But the parliament of Charles X, which was returned by 90,000 electors, resisted and overthrew the throne; whilst the parliament of Louis Philippe, chosen by a constituency of 250,000, obsequiously promoted the reactionary policy of his ministers, and, in the fatal division which, by rejecting reform, laid the monarchy in the dust, Guizot’s majority was obtained by the votes of 129 public functionaries. An unpaid legislature is, for obvious reasons, more independent than most of the continental legislatures which receive pay. But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in America to send a member as far as from here to Constantinople to live for twelve months at his own expense in the dearest of capital cities. Legally and to outward seem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the successor of Washington, and still enjoys powers devised and limited by the Convention of Philadelphia. In reality the new President differs from the Magistrate imagined by the Fathers of the Republic as widely as Monarchy from Democracy; for he is expected to make 70,000 changes in the public service: fifty years ago John Quincy Adams dismissed only two men. The purchase of judicial appointments is manifestly indefensible; yet in the old French monarchy that monstrous practice created the only corporation able to resist the King. Official corruption, which would ruin a commonwealth, serves in Russia as a salutary relief from the pressure of absolutism. There are conditions in which it is scarcely a hyperbole to say that slavery itself is a stage on the road to freedom. Therefore we are not so much concerned this evening with the dead letter of edicts and of statutes as with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en. A century ago it was perfectly well known that whoever had one audience of a Master in Chancery was made to pay for three, but no man heeded the enormity until it suggested to a young lawyer the idea that it might be well to question and examine with rigorous suspicion every part of a system in which such things were done. The day on which that gleam lighted up the clear hard intellect of Jeremy Bentham is memorable in the political calendar beyond the entire administration of many statesmen. It would be easy to point out a paragraph in St. Augustine, or a sentence of Grotius that outweighs in influence the acts of fifty parliaments; and our cause owes more to Cicero and Seneca, to Vinet and Tocqueville than to the laws of Lycurgus or the Five Codes of France.

By liberty I mean the assurance that every man shall be protected in doing what he believes his duty, against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y and majorities, custom and opinion. The state is competent to assign duties and draw the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only in its own immediate sphere. Beyond the limit of things necessary for its wellbeing, it can only give indirect help to fight the battle of life, by promoting the influences which avail against temptation,—Religion,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ancient times the state absorbed authorities not its own, and intruded on the domain of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middle ages it possessed too little authority, and suffered others to intrude. Modern states fall habitually into both excesses. The most certain test by which we judge whether a country is really free is the amount of security enjoyed by minorities. Liberty, by this definition,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and guardian of Religion; and it i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osen People, accordingly, that the first illustrations of my subject are obtain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raelites was a Federation, held together by no political authority, but by the unity of race and faith, and founded, not on physical force, but on a voluntary covenant. The principle of self-government was carried out not only in each tribe, but in every group of at least 120 families; and there was neither privilege of rank, nor inequality before the law. Monarchy was so alien to the primitive spirit of the community that it was resisted by Samuel in that momentous protestation and warning which all the kingdoms of Asia and many of the kingdoms of Europe have unceasingly confirmed. The throne was erected on a compact; and the King was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legislation among a people that recognized no lawgiver but God, whose highest aim in politics was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pu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o make its government conform to the ideal type that was hallowed by the sanctions of heaven. The inspired men who rose up in unfailing succession to prophesy against the usurper and the tyrant, constantly proclaimed that the laws, which were divine, were paramount over sinful rulers, and appealed from the established authorities, from the king, the priests, and the princes of the people, to the healing forces that slept in the uncorrupted conscience of the masses. Thus the example of the Hebrew nation laid down the parallel lines on which all freedom has been won—the doctrine of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higher law; the principle that a constitution grows from a root, by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not of essential change; and the principle that all political authorities must be tested and reformed according to a code which was not made by man. The operation of these two principles, in unison or in antagonism, occupies the whole of the space we are going over toge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Liberty under divine authority and the absolutism of human authorities ended disastrously. In the year 622 a supreme effort was made at Jerusalem to reform and to preserve the state. The High Priest produced from the temple of Jehova the Book of the deserted and forgotten Law, and both king and people bound themselves by solemn oaths to observe it. But that early example of limited Monarchy and of the supremacy of law neither lasted nor spread; and the forces by which Freedom has conquered must be sought elsewhere. In the very year 586, in which the flood of Asiatic despotism closed over the city which had been and was destined again to be the sanctuary of Freedom in the East, a new home was prepared for it in the West, where, guarded by the sea, and the mountains, and by valiant hearts, that stately plant was reared under whose shade we dwell, and which is extending its invincible arms so slowly and yet so surely over the civilized world.

According to a famous saying of the most famous authoress of the continent, Liberty is ancient; and it is Despotism that is new. It has been the pride of recent historians to vindicate the truth of that maxim. The heroic age of Greece confirms it, and it is still more conspicuously true of Teutonic Europe. Wherever we can trace the earlier life of the Aryan nations we discover germs which favouring circumstances and assiduous culture might have developed into free societies. They exhibit some sense of common interest in common concerns, little reverence for external authority, and an imperfect sense of the function and supremacy of the state. Where 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and of labour is incomplete, there is little division of classes and of power. Until societies are tried by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civilization they may escape despotism, as societies that are undisturbed by religious diversity avoid persecution. In general, the forms of the patriarchal age failed to resist the growth of absolute states when the difficulties and temptations of advancing life began to tell; and with one sovereign exception, which is not within my scope to-day,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o trace their survival in the institutions of later times. Six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absolutism held unbounded sway. Throughout the East it was propped by the unchanging influence of priests and armies. In the West, where there were no sacred books requiring trained interpreters, the priesthood acquired no preponderance, and when the kings were overthrown their powers passed to aristocracies of birth. What followed, during many generations, was the cruel domination of class over class, the oppression of the poor by the rich, and of the ignorant by the wise. The spirit of that domination found passionate utterance in the verses of the aristocratic poet Theognis, a man of genius and refinement, who avows that he longed to drink the blood of his political adversaries. From these oppressors the people of many cities sought deliverance in the less intolerable tyranny of revolutionary usurpers. The remedy gave new shape and new energy to the evil. The tyrants were often men of surprising capacity and merit, like some of those who,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made themselves lords of Italian cities; but rights secured by equal laws and by sharing power existed nowhere.

From this universal degradation the world was rescued by the most gifted of the nations. Athens, which like other cities was distracted and oppressed by a privileged class, avoided violence and appointed Solon to revise its laws. It was the happiest choice that history records. Solon was not only the wisest man to be found in Athens, but the most profound political genius of antiquity; and the easy, bloodless, and pacific revolution by which he accomplished the deliverance of his country was the first step in a career which our age glories in pursuing, and instituted a power which has done more than anything, except revealed religion, for the regeneration of society. The upper class had possessed the right of making and administering the laws, and he left them in possession, only transferring to wealth what had been the privilege of birth. To the rich, who alone had the means of sustaining the burden of public service in taxation and war, Solon gave a share of power proportioned to the demands made on their resources. The poorest classes were exempt from direct taxes, but were excluded from office. Solon gave them a voice in electing magistrates from the classes above them, and the right of calling them to account. This concession, apparently so slender, was the beginning of a mighty change. It introduced the idea that a man ought to have a voice in selecting those to whose rectitude and wisdom he is compelled to trust his fortune, his family, and his life. And this idea completely inverted the notion of human authority, for it inaugurated the reign of moral influence where all political power had depended on physical force. Government by consent superseded government by compulsion, and the pyramid which had stood on a point was made to stand upon its base. By making every citizen the guardian of his own interest, Solon admitted the element of Democracy into the State. The greatest glory of a ruler, he said, is to create a popular government. Believing that no man can be entirely trusted, he subjected all who exercised power to the vigilant control of those for whom they acted.

The only resource against political disorders that had been known till then wa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Solon undertook to effect the same object by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He gave to the common people as much influence as he thought them able to employ, that the State might be exempt from arbitrary government. It is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 he said, to obey no master but the law. Solon recognised the principle that political forms are not final or invariable, and must adapt themselves to facts; and he provided so well for the revision of his constitution, without breach of continuity, or loss of stability that, for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the Attic orators attributed to him, and quoted by his name the whole structure of Athenian law. The direction of its growth was determined by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 of Solon, that political power ought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public service. In the Persian war the services of the Democracy eclipsed those of the patrician orders, for the fleet that swept the Asiatics from the Aegean Sea was manned by the poorer Athenians. That class whose valour had saved the state, and had preserved European civilization, had gained a title to increase of influence and privilege. The offices of state, which had been a monopoly of the rich were thrown open to the poor, an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y should obtain their share, all but the highest commands were distributed by lot.

Whilst the ancient authorities were decaying, there was no accepted standard of moral and political right to make the framework of society fast in the midst of change. The instability which had seized on the forms threatened the very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beliefs were yielding to doubt, and doubt was not yet making way for knowledge. There had been a time when the obligations of public as well as private life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 will of the gods. But that time had passed. Pallas, the ethereal goddess of the Athenians, and the Sun god whose oracles delivered from the temple between the twin summits of Parnassus did so much for the Greek nationality, aided in keeping up a lofty ideal of religion; but when the enlightened men of Greece learnt to apply their keen faculty of reasoning to the system of their inherited belief they became quickly conscious that the conceptions of the gods corrupted the life and degraded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Popular morality could not be sustained by the popular religion. The moral instruction which was no longer supplied by the gods could not yet be found in books. There was no venerable code expounded by experts, no doctrine proclaimed by men of reputed sanctity like those teachers of the far East whose words still rule the faith of nearly half mankind. The effort to account for things by close observation and exact reasoning began by destroying. There came a time when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Porch and the Academy wrought the dictates of wisdom and virtue into a system so consistent and profound that it has vastly shortened the task of the Christian divines. But that time has not yet come.

The epoch of doubt and transition during which the Greeks passed from the dim fancies of mythology to the fierce light of science was the age of Pericles, and the endeavour to substitute certain truth for the prescriptions of impaired authorities which was then beginning to absorb the energies of the Greek intellect is the grandest movement in the profane annals of mankind, for to it we owe, even after the immeasurable progress accomplished by Christianity, much of our philosophy, and far the better part of all the political knowledge we possess. Pericles, who was at the head of the Athenian government, was the first statesman who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which the rapid weakening of traditions forced on the political world. No authority in morals or in politics remained unshaken by the motion that was in the air. No guide could be confidently trusted; there was no available criterion to appeal to, for the means of controlling or denying convictions that prevailed among the people. The popular sentiment as to what was right might be mistaken, but it was subject to no test. The people were, for practical purposes, the seat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he people, therefore, were the seat of pow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ricles consisted of this conclusion. He resolutely struck away all the props that still sustained the artificial preponderance of wealth. For the ancient doctrine that power goes with land, he introduced the idea that power ought to be so equitably diffused as to afford equal security to all. That one part of the community should govern the whole, or that one class should make laws for another, he declared to be tyrannical. The abolition of privilege would have served only to transfer the supremacy from the rich to the poor, if Pericles had not redressed the balance by restricting the rights of citizenship to Athenians of pure descent. By this measure the class which formed what we should call the third estate was brought down to 14,000 citizens, and became about equal in numbers with the higher ranks. Pericles held that every Athenian who neglected to take his part in the public business inflicted an injury on the commonwealth. That none might be excluded by poverty he caused the poor to be paid for their attendance out of the funds of the state; for his administration of the federal tribute had brought together a treasure of more than two millions sterling. The instrument of his sway was the art of speaking. He governed by persuasion. Everything was decided by argument in open deliberation; and every influence bowed before the ascendancy of mind. The idea that the object of constitutions is not to confirm the predominance of any interest, but to prevent it, to preserve with equal care the independence of labour and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to make the rich safe against envy, and the poor against oppression, marks the highest level attained by the statesmanship of Greece. It hardly survived the great patriot who conceived it; and all history has been occupied with the endeavour to upset the balance of power by giving the advantage to money, land, or numbers. A generation followed that has never been equaled in talent, a generation of men whose works, in poetry and eloquence are still the envy of the world, and in histo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remain unsurpassed. But it produced no successor to Pericles; and no man was able to wield the sceptre that fell from his hand.

It was a momentous step in the progress of nations when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interest should have the right and the means of asserting itself was adopted by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But for those who were beaten in the vote there was no redress. The law did not check the triumph of majorities, or rescue the minority from the dire penalties of having been outnumbered. When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Pericles was removed, the conflict between classes raged without restraint; and the slaughter that befell the higher ranks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gave an irresistible preponderance to the lower. The restless and inquiring spirit of the Athenians was prompt to unfold the reason of every institu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every principle, and their constitution ran its course from infancy to decrepitude, with unexampled speed.

Two men’s lives span the interval from the first admission of popular influence under Solon, to the downfall of the state. Their history furnishes the classic example of the peril of Democracy under conditions singularly favourable. For the Athenians were not only brave and patriotic and capable of generous sacrifice, but they were the most religious of the Greeks. They venerated the constitution which had given them prosperity and equality and the pride of freedom,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 fundamental laws which regulated the enormous power of the Assembly. They tolerated considerable variety of opinion, and great license of speech; and their humanity towards their slaves roused the indignation even of the most intelligent partisan of aristocracy. Thus they became the only people of antiquity that grew great by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ut the possession of unlimited power, which corrodes the conscience, hardens the heart, and confound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narchs exercised its demoralizing influence on the illustrious Democracy of Athens. It is bad to be oppressed by a minority; but it is worse to be oppressed by a majority. For there is a reserve of latent power in the masses which, if it is called into play, the minority can seldom resist. But from the absolute will of an entire people there is no appeal, no redemption, no refuge but treason. The humblest and most numerous class of the Athenians united the legislative, the judicial, and in part, the executive power. The philosophy that was then in the ascendant taught them that there is no law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state, and that, in the state, the law-giver is above the law.

It followed that the sovereign people had a right to do whatever was within its power, and was bound by no rule of right and wrong but its own judgment of expediency. On a memorable occasion the assembled Athenians declared it monstrous that they should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whatever they chose. No force that existed could restrain them; and they resolved that no duty should restrain them, and that they would be bound by no laws that were not of their own making. In this way the emancipated people of Athens became a tyrant; and their government, the pioneer of European Freedom, stands condemned with a terrible unanimity by all the wisest of the ancients. They ruined their city by attempting to conduct war by debate in the market-place. Like the French Republic they put their unsuccessful commanders to death. They treated their dependencies with such injustice that they lost their maritime empire. They plundered the rich, until the rich conspired with the public enemy; and they crowned their guilt by the martyrdom of Socrates.

When the absolute sway of numbers had endured for nea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nothing but bare existence was left for the state to lose; and the Athenians, wearied and despondent, confessed the true cause of their ruin. They understood that for liberty, justice, and equal laws, it is as necessary that the Democracy should restrain itself as it had been that it should restrain the Oligarchy. They resolved to take their stand once more upon the ancient ways, and to restore the order of things which had subsisted when the monopoly of power had been taken from the rich and had not been acquired by the poor. After a first restoration had failed, which is only memorable because Thucydides, whose judgment in politics is never at fault, pronounced it the best government Athens had enjoyed, the attempt was renewed with more experience and greater singleness of purpose. The hostile parties were reconciled, and proclaimed an amnesty, the first in history. They resolved to govern by concurrence. The laws which had the sanction of tradition, were reduced to a code; and no act of the sovereign assembly was valid with which they might be found to disagree. Between the sacred lines of the constitution which were to remain inviolate, and the decrees which met from time to time the needs and notions of the day, a broad distinction was drawn; and the fabric of law which had been the work of generations was made independent of momentary variations in the popular will. The repentance of the Athenians came too late to save the Republic. But the lesson of their experience endures for all time, for it teaches that government by the whole people, be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most numerous and most powerful class, is an evil of the same nature as unmixed monarchy, and requires, for nearly the same reasons, institutions that shall protect it against itself, and shall uphold the permanent reign of law against arbitrary revolutions of opinion.

Parallel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Athenian freedom, Rome was employed in working out the same problems, with greater constructive sense, and greater temporary success, but ending at last in a far more terrible catastrophe. That which among the ingenious Athenians had been a development carried forward by the spell of plausible argument, was in Rome a conflict between rival forces. Speculative politics had no attraction for the grim and practical genius of the Romans. They did not consider what would be the cleverest way of getting over a difficulty, but what way was indicated by analogous cases; and they assigned less influence to the impulse and spirit of the moment, than to precedent and example. Their peculiar character prompted them to ascribe the origin of their laws to early times, and in their desire to justify the continuity of their institutions and to get rid of the reproach of innovation, they imagined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Rome. The energy of their adherence to traditions made their progress slow, they advanced only under compulsion of almost unavoidable necessity, and the same questions recurred often before they were settled.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turns on the endeavors of the aristocracy, who claimed to be the only true Romans, to retain in their hands the power they had wrested from the Kings, and of the plebeians to get an equal share in it. And this controversy, which the eager and restless Athenians went through in one generation, lasted for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from a time when the pleb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were taxed, and made to serve without pay, until, in the year 285, they were admitted to political equality. Then followed 150 years of unexampled prosperity and glory; and then, out of the original conflict which had been compromised, if not theoretically settled, a new struggle arose which was without an issue.

The mass of poorer families, impoverished by incessant service in war, were reduced to dependence on an aristocracy of about 2000 wealthy men, who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e immense domains of the state. When the need became intense the Gracchi tried to relieve it by inducing the richer classes to allot some share in the public lands to the common people. The old and famous aristocracy of birth and rank had made a stubborn resistance, but it knew the art of yielding. The later and more selfish aristocracy was unable to learn it.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was changed by the sterner motives of dispute. The fight for political power had been carried on with the moderation which is so honourable a quality of party contests in England. But the struggle for the objects of material existence grew to be as ferocious as civil controversies in France. Repulsed by the rich after a struggle of 22 years, the people, 320,000 of whom depended on public rations for food, were ready to follow any man who promised to obtain for them by revolution what they could not obtain by law.

For a time the Senate, representing the ancient and threatened order of things, was strong enough to overcome every popular leader that arose, until Julius Caesar supported by an army which he had led in an unparalleled career of conquest, and by the famished masses which he won by his lavish liberality, and skilled beyond all other men in the imperial art of governing, converted the Republic into a Monarchy by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were neither violent nor injurious.

The Empire preserved the republican forms until the reign of Diocletian; but the will of the Emperors was as uncontrolled as that of the people had bee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Tribunes. Their power was arbitrary, even when it was most wisely employed; and yet the Roman Empire rendered greater services to the cause of Liberty than the Roman Republic. I do not mean by reason of the temporary accident that there were emperors who made good use of their immense opportunities, such as Nerva, of whom Tacitus says that he combined Monarchy and Liberty, things otherwise incompatible; or that the empire was what its panegyrists declared it, the perfection of Democracy. In truth it was at best, an illdisguised and odious despotism. But Frederic the Great was a despot; yet he was a friend to toleration and free discussion. The Bonapartes were despotic; yet no liberal ruler was ever more acceptable to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han the First Napoleon, after he had destroyed the Republic, in 1805, and the Third Napolean,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 in 1859. In the same way, the Roman empire possessed merits which, at a distance, and especially at a great distance of time, concern men more deeply than the tragic tyranny which was felt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palace. The poor had what they had demanded in vain of the Republic. The rich fared better than during the Triumvirate. The rights of Roman citizens were extended to the people of the Provinces. To the imperial epoch belong the better part of Roman literature and nearly the entire Civil Law; and it was the Empire that mitigated slavery, instituted religious toleration, made a beginning of the law of nations, and created a perfect system of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Republic which Caesar overthrew had been anything but a free state. It provided admirable securities for the rights of citizens; it treated with savage disregard the rights of men; and allowed the free Roman to inflict atrocious wrongs on his children, on debtors and dependents, on prisoners and slaves. Those deeper ideas of right and duty which are not found on the tables of municipal law, but with which the generous minds of Greece were conversant, were held of little account, and the philosophy which dealt with such speculations was repeatedly proscribed, as a teacher of sedition and impiety.

At length, in the year 155, the Athenian philosopher Carneades appeared at Rome, on a political mission. During an interval of official business, he delivered two public orations, to give the unlettered conquerors of his country a taste of the disputations that flourished in the Attic schools. On the first day he discoursed of natural justice. On the next he denied its existence, arguing that all our notions of good and evil are derived from positive enactment. From the time of that memorable display, the genius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held its conquerors in thrall.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public men of Rome, such as Scipio and Cicero, formed their minds on Grecian models, and her jurists underwent the rigorous discipline of Zeno and Chrysippus.

If, drawing the limit in the second century, when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becomes perceptible, we should form our judgment of the politics of antiquity by its actual legislation, our estimate would be low. The prevailing notions of freedom were imperfect, and the endeavours to realize them were wide of the mark. The ancients understood the regulation of power better than the regulation of liberty. They concentrated so many prerogatives on the state as to leave no footing from which a man could deny its jurisdiction or assign bounds to its activity. If I may employ an expressive anachronism, the vice of the classic state was that it was both Church and State in one. Morality was undistinguished from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morals; and in religion, morality and politics there was only one legislator and one authority. The state, while it did deplorably little for education, for practical science, for the indigent and helpless, or for the spiritual needs of man, nevertheless claimed the use of all his facultie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all his duties.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associations and dependencies were so much material that the sovereign power consumed for its own purposes. What the slave was in the hands of his master the citizen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community. The most sacred obligations vanished before the public advantage. The passengers existed for the sake of the ship. By their disregard for private interests, and for the moral welfar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 both Greece and Rome destroyed the vital elements on which the prosperity of nations rests, and perished by the decay of families and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They survive not in their institutions, but in their ideas, and by their ideas, especially on the art of government, they are

“The dead, but sceptred sovereigns who still rule Our spirits from their urns.”

To them, indeed, may be tracked nearly all the errors that are undermining political society—Communism, Utilitarianism, the confusion between tyranny and authority, and between lawlessness and freedom.

The notion that men lived originally in a state of nature, by violence and without laws, is due to Critias. Communism in its grossest form was recommended by Diogenes of Sinope. According to the Sophists, there is no duty above expediency, and no virtue apart from pleasure. Laws are an invention of weak men to rob their betters of the reasonable enjoyment of their superiority. It is better to inflict than to suffer wrong; and as there is no greater good than to do evil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so there is no worse evil than to suffer without the consolation of revenge. Justice is the mask of a craven spirit; injustice is worldly wisdom; and duty, obedience, self-denial are the impostures of hypocrisy. Government is absolute, and may ordain what it pleases; and no subject can complain that it does him wrong; but as long as he can escape compulsion and punishment, he is always free to disobey. Happiness consists in obtaining power, and in eluding the necessity of obedience; and he that gains a throne, by perfidy and murder, deserves to be truly envied.

Epicurus differed but little from these propounders of the code of revolutionary despotism. All societies, he said, are founded on contract for mutual protection. Good and evil are conventional terms, for the thunderbolts of heaven fall alike on the just and on the unjust. The objection to wrongdoing is not in the act but in its consequences to the wrongdoer. Wise men contrive laws, not to bind, but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when they prove to be unprofitable they cease to be valid. The illiberal sentiments of even the most illustrious metaphysicians are disclosed in the saying of Aristotle, that the mark of the worst governments is that they leave men free to live as they please.

If you will bear in mind that Socrates, the best of the pagans, knew of no higher criterion for men, of no better guide of conduct than the laws of each country; that Plato, whose sublime doctrine was so near an anticipation of Christianity that celebrated theologians wished his works to be forbidden, lest men should be content with them, and indifferent to any higher dogma,—to whom was granted that prophetic vision of the Just Man, accused, condemned, and scourged, and dying on a Cross,—nevertheless employed the most splendid intellect ever bestowed on man, to advocate the abolition of the family and the exposure of infants; that Aristotle, the ablest moralist of antiquity, saw no harm in making raids upon neighbouring people for the sake of reducing them to slavery,—still more, if you will consider that, among the moderns, men of genius equal to these have held political doctrines not less criminal or absurd—it will be apparent to you how stubborn a phalanx of error blocks the paths of Truth; that pure Reason is as powerless as Custo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ee government; that it can only be the fruit of long, manifold, and painful experience; and that the tracing of the methods by which divine wisdom has educated the nations to appreciate and to assume the duties of Freedom, is not the least part of that true philosophy that studies to

“Assert eternal Providence, And 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en.”

But, having sounded the depth of their errors, I should give you a very inadequate idea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if I allowed it to appear that their precepts were no better than their practice. While statesmen and senates and popular assemblies supplied examples of every description of blunder, a noble literature arose, in which a priceless treasure of political knowledge was stored and in which the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were exposed with unsparing sagacity. The point on which the ancients were most nearly unanimous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govern, and their inability to govern alone. To meet this difficulty, to give to the popular element a full share, without a monopoly, of power, they adopted very generally the theory of a mixed constitution. They differed from our notion of the same thing, because modern constitutions have been a device for limiting monarchy; with them they were invented to curb Democracy. The idea arose in the time of Plato—though he repelled it—when the early monarchies and oligarchies had vanished; and it continued to be cherished long after all democracies had been absorbed in the Roman Empire. But whereas a sovereign prince who surrenders part of his authority yields to the argument of superior force; a sovereign people, relinquishing its own prerogative, succumbs to the influence of Reason. And it has in all times proved more easy to create limitations by the use of force than by persuasion.

The ancient writers saw very clearly that each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standing alone, is carried to excess and provokes a reaction. Monarchy hardens into despotism. Aristocracy contracts into oligarchy. Democracy expands into the supremacy of numbers. They therefore imagined that to restrain each element by combining it with the others, would avert the natural process of self-destruction, and endow the state with perpetual youth. But this harmony of Monarchy, Aristocracy, and Democracy blended together, which was the ideal of many writers, and which they supposed to be exhibited by Sparta, by Carthage, and by Rome, was a chimera of philosophers never realized by antiquity. At last, Tacitus, wiser than the rest, confessed that the mixed constitution, however admirable in theory, wa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nd impossible to maintain. His disheartening avowal is not disowned by later experience.

The experiment has been tried more often than I can tell, with a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that were unknown to the ancients—with Christianity,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and a free press. Yet there is no example of such a balanced constitution having lasted a century. If it has succeeded anywhere it has been in our favoured country and in our time: and we know not yet how long the wisdom of the nation will preserve the equipoise. The Federal check was as familiar to the ancients as the Constitutional. For the type of all their Republics was the government of a city by its own inhabitants meeting in the public place. An administration embracing many cities was known to them only in the form of the oppression which Sparta exercised over the Messenians, Athens over her Confederates, and Rome over Italy. The resources which in modern times enabled a great people to govern itself through a single centre did not exist. Equality could be preserved only by Federalism; and it occurs more often amongst them than in the modern world. If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mong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state is the most efficient restraint on monarchy,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mong several states is the best check on Democracy. By multiplying centres of government and discussion, it promotes the diffus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y and independent opinion. It is the protectorate of minorities, and the consecration of self-government. But although it must be enumerated among the better achievements of practical genius in antiquity, it arose from necessity, and its properties were imperfectly investigated in theory.

When the Greeks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they first of all accepted things as they were, and did their best to explain and to defend them. Enquiry which with us is stimulated by doubt, began with them in wonder.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the early philosophers, Pythagoras, promulgated a theor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ducated class, and ennobled a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was generally founded on popular ignorance, and on strong class interests. He preached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and dwelt more on duties than on rights, on Religion than on policy; and his system perished in the revolution by which Oligarchies were swept away. The Revolution afterwards developed its own philosophy, whose excesses I have described.

But between the two eras, between the rigid didactics of the early Pythagoreans and the dissolving theories of Protagoras, a philosopher arose who stood aloof from both extremes, and whose difficult sayings wer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or valued until our time. Heraclitus, of Ephesus, deposited his book in the temple of Diana. The book has perished, like the temple and the worship; but its fragment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interpreted with incredible ardour, by the scholars, the divines, the philosopher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been engaged the most intensely in the toil and stress of this century. The most renowned logician of the last generation adopted every one of his propositions; and the most brilliant agitator among continental Socialists, composed a work of 840 pages to celebrate his memory.

Heraclitus complained that the masses were deaf to truth, and knew not that one good man counts for more than thousands; but he held the existing order in no superstitious reverence. Strife, he says, is the source and the master of all things. Life is perpetual motion, and repose is death. No man can plunge twice into the same current, for it is always flowing and passing, and is never the same. The only thing fixed and certain in the midst of change is the universal and sovereign Reason which all men may not perceive, but which is common to all. Laws are sustained by no human authority, but by virtue of their derivation from the one law that is divine. These sayings, which recal[l] the grand outlines of political truth which we have found in the Sacred Books, and carry us forward to the latest teaching of our most enlightened contemporaries, would bear a good deal of elucidation and comment. Heraclitus is, unfortunately, so obscure that Socrates could not understand him and I won’t pretend to have succeeded better.

If the topic of my address wa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highest and the largest place would belong to Plato and Aristotle. The Laws of the one, the Politics of the other, are, if I may trust my own experience the books from which we may learn the most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s. The penetration with which those great masters of thought analyzed the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exposed their vices, is not surpassed by anything in later literature; by Burke or Hamilton, the best political writers of the last century; by Tocqueville or Roscher, the most eminent of our own. But Plato and Aristotle were philosophers, studious not of unguided freedom, but of intelligent government. They saw the disastrous effects of ill-directed striving for Liberty; and they resolved that it was better not to strive for it, but to be content with a strong administration, prudently adapted to make men prosperous and happy.

Now Liberty and good government do not exclude each other; and there are excellent reasons why they should go together; bu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go together. Liberty is not a means to a higher political end. It is itself the highest political end. It is not for the sake of a goo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at it is required, but for security in the pursuit of the highest objects of civil society, and of private life. Increase of freedom in the state may sometimes promote mediocrity, and give vitality to prejudice; it may even retard useful legislation, diminish the capacity for war, and restrict the boundaries of Empire. It might be plausibly argued that, if many things would be worse in England or Ireland under an intelligent despotism, some things would be managed better; that the Roman government was more enlightened under Augustus and Antoninus than under the Senate, in the days of Marius or of Pompey. A generous spirit prefers that his country should be poor, and weak, and of no account, but free, rather than powerful, prosperous, and enslaved. It is better to be the citizen of a humble commonwealth in the Alps, without a prospect of influence beyond the narrow frontier, than a subject of the superb autocracy that overshadows half of Asia and of Europe. But it may be urged on the other side that liberty is not the sum or the substitute of all the things men ought to live for; that to be real it must be circumscribed, and that the limits of circumscription vary; that advancing civilization invests the state with increased rights and duties and imposes increased burdens and constraint on the subject; that a highly instructed and intelligent community may perceive the benefit of compulsory obligations which, at a lower stage would be thought unbearable; that liberal progress is not vague or indefinite, but aims at a point where the public is subject to no restrictions but those of which it feels the advantage; that a free country may be less capable of doing much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the prevention of vice, or the relief of suffering, than one that does not shrink from confronting great emergencies by some sacrifice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m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that the supreme political object ought to be sometimes postponed to still higher moral objects. My argument involves no collision with these qualifying reflections. We are dealing not with the effects of freedom, but with its causes. We are seeking out the influences which brought arbitrary government under control, either by the diffusion of power, or by the appeal to an authority that transcends all government; and among those influences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of Greece have no claim to be reckoned.

It is the Stoics who emancipated mankind from its subjugation to despotic rule, and whose enlightened and elevated views bridged the chasm that separates the ancient from the Christian state, and led the way to Freedom. Seeing how little security there is that the laws of any land shall be wise or just, and that the unanimous will of a people and the assent of nations are liable to err, the Stoics looked beyond those narrow barriers, and above those inferior sanctions for the principles that ought to regulate the lives of men and the existence of society. They made it known that there is a will superior to the collective will of man, and a law that overrules those of Solon and Lycurgus. Their test of good government is its conformity to principles that can be traced to a higher legislator. That which we must obey, that to which we are bound to reduce all civil authorities, and to sacrifice every earthly interest, is that immutable law which is perfect and eternal as God Himself, which proceeds from His nature, and reigns over heaven and earth and over all the nations.

The great question is, to discover not what governments prescribe, but what they ought to prescribe; for no prescription is valid against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Before God, there is neither Greek nor barbarian, neither rich nor poor; and the slave is as good as his master, for by birth all men are free; they are citizens of that universal commonwealth which embraces all the world, brethren of one family, and children of God. The true guide of our conduct is no outward authority, but the voice of God, who comes down to dwell in our souls, who knows all our thoughts, to whom are owing all the truth we know and all the good we do; for vice is voluntary, and virtue comes from the grace of the heavenly spirit within.

What the teaching of that divine voice is, the philosophers who had imbibed the sublime ethics of the Porch went on to expound:—It is not enough to act up to the written law, or to give all men their due; we ought to give them more than their due, to be generous and beneficent, to devote ourselves for the good of others, seeking our reward in self-denial and sacrifice, acting from the motive of sympathy, and not of personal advantage. Therefore we must treat others as we wish to be treated by them, and must persist until death in doing good to our enemies, regardless of unworthiness and ingratitude. For we must be at war with evil, but at peace with men, and it is better to suffer than to commit injustice. True Freedom, says the most eloquent of the Stoics, consists in obeying God. A state governed by such principles as these would have been free far beyond the measure of Greek or Roman freedom; for they open a door to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close it against slavery. Neither conquest nor purchase, said Zeno, can make one man the property of another.

These doctrines were adopted and applied by the great jurists of the empire. The law of Nature, they said, is superior to the written law, and slavery contradicts the law of Nature. Men have no right to do what they please with their own, or to make profit out of another’s loss. Such is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ancients, touching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ty, as we find it in its highest development, in Cicero, and Seneca, and Philo, a Jew of Alexandria. Their writings impress upon us the greatness of the work of 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 which had been accomplished among men on the eve of the mission of the Apostles. St. Augustine, after quoting Seneca exclaims: “What more could a Christian say than this pagan has said?” The enlightened pagans had reached nearly the last point attainable without a new dispensation, when the fullness of time was come. We have seen the breadth and the splendour of the domain of Hellenic thought, and it has brought us to the threshold of a greater Kingdom. The best of the later classics speak almost the languag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y border on its spirit.

But in all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cite from classical literature, three things are wanting: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laves, and liberty of conscience. There were, it is true, deliberative assemblies, chosen by the people; and confederate cities, of which, both in Asia and in Europe there were so many Leagues, sent their delegates, to sit in federal councils. But government by an elected parliament was, even in theory, a thing unknown. It is congruous with the nature of Polytheism to admit some measure of toleration. And Socrates, when he avowed that he must obey God rather than the Athenians, and the Stoics, when they set the wise man above the law, were very near giving utterance to the principle. But it was first proclaimed, and established by enactment, not in polytheistic and philosophical Greece, but in India, by Asoka, the earliest of the Buddhist kings, 250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Slavery has been, far more than intolerance, the perpetual curse and reproach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although its rightfulness was disputed as early as the days of Aristotle, and was implicitly if not definitely denied by several Stoics,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s well as their practise, pronounced decidedly in its favour. But there was one extraordinary people who, in this as in other things anticipated the purer precept that was to come. Philo of Alexandria is one of the writers whose views on society were most advanced. He applauds not only liberty but equality in the enjoyment of wealth. He believes that a limited democracy, purged of its grosser elements, is the most perfect government, and will extend itself gradually over all the world. By freedom he understood the following of God. Philo, though he required that the condition of the slave should be made compatible with the wants and the claims of his higher nature, did not absolutely condemn slavery. But he has put on record the customs of the Essenes of Palestine, a people who, uniting the wisdom of the Gentiles with the faith of the Jews led lives which were uncontaminated by the surrounding civilization and were the first to reject slavery both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They formed a religious community rather than a state, and their numbers did not exceed 4,000. But their example testifies to how great a height religious men were able to raise their conception of society even without the succour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affords the strongest condemnation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This then is the conclusion to which our survey brings us:—There is hardly a truth in politics or in the system of the rights of man, that was not grasped by the wisest of the Gentiles and the Jews, or that they did not declare with a refinement of thought and a nobleness of expression that later writers could never surpass. I might go on for hours, reciting to you passages 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e duties of man, so solemn and religious, that though they come from the profane theatre on the Acropolis, and from the Roman Forum, you would deem that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hymns of Christian Churches, and the discourse of ordained divines. But although the maxims of the great classic teachers, of Sophocles and Plato and Seneca, and the glorious examples of public virtue were in the mouths of all men, there was no power in them to avert the doom of that civilization for which the blood of so many patriots and the genius of such incomparable writers had been wasted in vain. The liberties of the ancient nations were crushed beneath a hopeless and inevitable despotism, and their vitality was spent, when the new power came forth from Galilee, giving what was wanting to the efficacy of human knowledge, to redeem societies as well as men.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if I attempted to indicate the numberless channels by which Christian influence gradually penetrated the state. The first striking phenomenon is the slowness with which an action destined to be so prodigious became manifest. Going forth to all nations, in many stages of civilization and under almost every form of government, Christianity had none of the character of a political apostolate, and in its absorbing mission to individuals, did not challenge public authority. The early Christians avoided contact with the state, abstained from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office, and were even reluctant to serve in the army. Cher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f a Kingdom not of this world, they despaired of an empire which seemed too powerful to be resisted and too corrupt to be converted, whose institutions, the work and the pride of untold centuries of paganism, drew their sanctions from the gods whom the Christians accounted devils, which plunged its hands from age to age in the blood of martyrs, and was beyond the hope of regeneration and foredoomed to perish. They were so much overawed as to imagine that the fall of the state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Church and of the world; and no man dreamed of the boundless future of spiritual and social influence that awaited their Religion among the race of destroyers that were bringing the empire of Augustus and of Constantine to humiliation and ruin. The duties of government were less in their thoughts than the private virtues and duties of subjects; and it was long before they became aware of the burden of power in their faith. Down almost to the time of Chrysostom, they shrank from contemplating the obligation to emancipate the slaves.

Although the doctrine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denial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was written as legibly in the New Testament a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t was not recognized until our age. Tertullian boasts of the passive obedience of the Christians. Melito writes to a pagan emperor as if he were incapable of giving an unjust command; and in Christian times, Optatus thought that whoever presumed to find fault with his sovereign, exalted himself almost to the level of a god. But this political quietism was not universal. Origen, the ablest writer of early times, spoke with approval of conspiring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yranny.

After the fourth century the declarations against slavery are earnest and continual. And in a theological but yet pregnant sense divines of the second century insist on Liberty, and divines of the fourth century on equality. There was one essential and inevitable transformation in politics. Popular governments had existed, and also mixed,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but there had been no limited government, no state the circumference of whose authority had been defined by a force external to its own. That was the great problem which philosophy had raised, and which no statesmanship had been able to solve. Those who proclaimed the existence of a higher authority had indeed drawn a metaphysical barrier before the governments, but they had not known how to make it real. All that Socrates could effect by way of protest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reformed Democracy was to die for his convictions. The Stoics could only advise the wise man to hold aloof from politics, keeping the unwritten law in his heart. But when Christ said: “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and unto God the things that are God’s,” those words, spoken on His last visit to the Temple, three days before His death, gave to the civil power,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conscience, a sacredness it had never enjoyed, and bounds it had never acknowledged; and they were the repudiation of absolutism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Freedom. For our Lord not only delivered the precept, but created the force to execute it. To maintain the necessary immunity in one supreme sphere, to reduce all political authority within defined limits, ceased to be an aspiration of patient reasoners, and was made the perpetual charge and care of the most energetic institution and the most universal association in the world. The new law, the new spirit, the new authority, gave to Liberty a meaning and a value it had not possessed in the philosophy or in the constitution of Greece or Rome, before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that makes us free.

使用道具

报纸
nie 发表于 2004-7-13 22:50: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我总记得,准确的名言翻译应该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后半句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是有差别的。难道腐败还有相对绝对之分?不能为了汉语的对称而牺牲原意。哪位如果找到原文,贴出来看看罢。
天下滔滔,我看到象牙塔一座一座倒掉, 不禁为那些被囚禁的普通灵魂感到庆幸, 然而,当我看到, 还有少数几座依然不倒, 不禁对它们肃然起敬, 不知坚守其中的, 是怎样一些灵魂?

使用道具

地板
stevenying 发表于 2004-7-13 22:58: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兄台说的有理!

使用道具

7
tsc2 发表于 2004-11-10 08:06: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建议翻译为:

权利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利使腐败更彻底...

更多文章请点击我的专栏,欢迎移步http://charlielzheng.chinavalue.net 深入交流

使用道具

8
闲人 发表于 2004-11-10 08:29: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阿克顿是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学习经济学如果不读其著作,就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面对渐渐忘却历史的人们,我一直尽力呼喊!

使用道具

9
nie 发表于 2004-11-10 09:22: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惭愧,自由主义的著作俺只看过哈耶克的几本。哪位再上传此类东东,比如洛克、柏克等人的吧。
天下滔滔,我看到象牙塔一座一座倒掉, 不禁为那些被囚禁的普通灵魂感到庆幸, 然而,当我看到, 还有少数几座依然不倒, 不禁对它们肃然起敬, 不知坚守其中的, 是怎样一些灵魂?

使用道具

10
阿名 发表于 2005-5-13 13:58:00 |只看作者 |坛友微信交流群
以下是引用绝对零度在2004-7-13 22:31:24的发言:

阿克顿:一个史家的信仰与智慧

(冯克利)

阿克顿的史论中最可引起今人所注意之处,是他无论何时谈到的“权力”,并无特定的人称属性,而是泛指的。不管是信仰者的权力,王公贵族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代表金钱的权力,或自称代表自然法、“进步力量”、正义与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权力,总之不管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这是必然的),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tend to”,译为“导致”,语势上未免太过强硬了一些)残暴、腐败和不义。

其实,暴力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力量,而权力是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观念上的、抽象的暴力,因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是暴力的总和。

在原始社会末期,当战俘屈服于暴力时,战俘就成为奴隶。在奴隶社会,当暴力转变为权力,奴隶服从主人的命令时,奴隶就转变为隶农或农奴。土地归国家所有,分配给诸候支配,因而也就归诸候所有。而后,当隶农或农奴要求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时,享有自己的权利时,官僚集团就取代了诸候割据,由官僚集团保护农民对土地享有的个人权利。

在暴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个别、特殊与一般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物质力量从暴力经权力转变为权利,农业社会的社会制度,就从奴隶制经诸候割据转变为官僚集权。

而后,当人们以个人权利为他人承担并履行义务,因而要求在这个前提下以法律保护自己的个人权利时,农业社会就进入商业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因此,所谓资本主义,其实质不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权利为他人承担并且履行的义务。

使用道具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我要注册

本版微信群
加JingGuanBbs
拉您进交流群

京ICP备16021002-2号 京B2-20170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 知识产权保护声明   免责及隐私声明

GMT+8, 2024-4-26 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