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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自枕戈先生的博客
“金融逻辑”打倒了“孝道逻辑”？
——论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中的错误逻辑
文／枕戈
当我还在曾经的儒家大本营千年学府念书的时候，我以为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两种学问是毫不相干，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
后来我渐渐从我的茶陵同乡，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那里听到一些这方面的见解，最近又读了他的新作《金融的逻辑》，知道儒家文化不但和经济学有关联，而且是最时髦最先进的金融经济学，与中国最传统最古老乃至最正宗的儒家孝文化产生了冲突。
他认为，随着现代金融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促使儒家的孝文化瓦解和终结，广而言之，中国在西方现代经济、制度乃至文化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都将随之消亡。
以当今世界经济领域最为眩目的金融之剑，指向中国最为传统古老的孝道文化，且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我当时感到震惊，又有些不以为意，认为那不过是一些时髦的经济学家哗众取宠的高论。
儒家孝道关系不等于金融投资关系
陈先生对儒家孝道文化批判的一个原因，大概是他书中说的：“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
陈先生首先把养子防老转化为一种金融投资的经济概念(其实是偷换概念！)，进一步把那种孝道中包含的感情因素分离出来，让经济的归经济，让感情的归感情，认为经济和感情的发展各由市场和家庭来承担，这样才会更加健康纯洁。
中国人的孝道文化，包含了深刻的报本返始的思想。在这种报本返始的过程中，人产生了一种感念父母之心之情。并在对祖先的遥远的敬畏追念中获得心灵的寄托，是为“祖先崇拜”。这是孝道发生的机制，也可以说是“孝道的逻辑”。
这种孝敬父母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或异性之间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而是一种感恩的情感情怀。而陈先生在书中把儿女对父母的“感恩”说成“内疚”。当然，如果父母和儿女完全是朋友式的平等关系，固然没有“内疚”的心理，但也没有感恩的情怀。
陈先生把这种孝道关系简单地（甚至可以说相当粗暴地）拆开为经济回报关系和感情因素，乃是典型的西方原子论思想。虽然整个孝的过程中包含了经济因素，但“养子防老”毕竟不是一种金融投资，无法用金钱来精确算计。孝敬父母也绝不等于经济回报，而是超过了经济回报。
（譬如我们平常赠送礼物，礼物当然有经济价值，但绝不等于商品。也许在陈先生的思维中，礼物=商品+感情。还有，中国的“礼尚往来”在他眼中是：礼尚往来=借贷利益交换。）
孝敬父母的内涵远远超过经济回报，就是因为这种感恩之情。这种感恩之情始终是在孝敬父母的具体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但在陈先生的叙述中，我很难感受到这种孝文化的感恩之情，相反，在他的眼中，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温情脉脉过于奢侈”，实际上等于没有感情。
试想，如果中国的孝道文化去除了其中感念恩德的感情，只剩下陈先生孤零零的“爱”、“感情”，那么，这种父母之“爱”会是什么样？父母养育儿女又是为什么？
也许是为生命的奇迹而惊讶，也许是寄望一个新生命的自强自立，当然也有人认为生不生孩子是我的自由，以自由为最高原则。如果也有保存种姓延续生命的愿望，那么，就像陈先生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肩负了父母的厚望，那么这种感恩之情和回报之心是自然存在的，“孝”的文化其实是一种自然法的体现。
金融保险制度也不是万能的
陈先生对中国孝道文化批判的另一个原因是，既然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保险制度已经能够满足个人的养老需求，那么包含一定经济回报意识的家庭孝道文化可以取消，把自己老年的经济需求交给市场就行了！
陈先生大力呼吁发展金融保险制度，为养老保险开出了一条新路，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相信有很多中国人举双手赞成，我也很赞成。陈先生还设计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形式，把感情交流留给家庭，把养老保险留给市场。这个理想形式对于很多人有着梦幻般的吸引力。
但是陈先生的错误也正从这个“理想”开始的。但凡有着独断论的人，都以为自己拥有了完美的理想和绝对的真理，必然就要否定别的形式的理想，直至把孝的文化价值观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陈先生的这种理想，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父母和儿女之间必须都是独立的，拥有绝对的平等关系；二是外部的金融制度足够发达，使金融投资能够得到足够回报。陈先生反复强调的“人格独立”，取决于各自财产的独立和充足；财产的效益又取决于外部金融制度的运行机制。这是一种外在的制度保障法。
但是他却忽略乃至完全否定还存有另外一种理想方式：父母完全出于对子女的慈爱，不计回报地抚养子女；而子女也是完全出于感恩和孝心，有足够的耐心赡养父母。这取决于双方有足够的内在道德。中国人说“养老送终”，送的意思即有不求回报的意思。
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正是中国礼仪文明包含的内在仁德，区别了西方的制度法律文明。
中国孝文化的感恩的生命情调，也和西方人平等的生命格调，是有所区别的。“孝”的境界，和“自由”的境界，也是不一样的。“孝”的养老方式，可以称之为一种内部解决法。
现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充裕殷实。一个中产家庭，只要儿女有仁孝之心，在内部解决父母的养老，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赡养父母也许需要几十万，即便没有这么多的财富，也不是最要紧的，因为孝心并不是完全由财富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家里体现的天伦之乐，才是中国人幸福感的体现。
所以，如果我们不被这种表面的文字所迷惑，这种“养儿防老”似乎是金融投资，却又完全不同于金融投资的概念，也就不存在拿“儿子”去做金融投资的产品。它非但不像陈先生说得那样“养儿防老不道德”，而是蕴涵了太多的道德。但是，陈先生似乎完全不相信孝道文化包含的仁德之心。
而陈先生人为所谓的“道德”，也和中国的道德有根本区别。西方人追求的独立自由，其根基还是人的自利和自立，其侧重点是以法律保护私权。如果侵犯了私人权利，使人丧失了独立和自由，这就是“不道德”了。但其“道德”，并没有更多的仁德之心和馈赠精神，仅求自得自适而已。
而现实情形往往是，过求独立就会疏离，过于自由就会自私，一切平等可能导致平均。
当然，也如陈先生看到和指出的，中国礼仪文明的逐渐消失，仁孝之心的匮乏，使现今的中国人更多陷入利益的交换和争夺中，中国过去的孝道文化不足以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那种洋溢着仁爱的“温情脉脉”的理想情景殊难存在了。
但是，西方式的养老保险就可以完全达到陈先生的那种理想境界吗？
应当指出，西方的那种养老保险毕竟首先是由制度来保障的。为什么求助于制度，乃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裂隙了，才用制度去纠正现实发生的问题。制度对每个人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制度更多是约束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不能制造一颗道德的善心。如果人过分地依赖或盲从制度，而不是灵活地运用和纠正制度，同样会导致世界的危机。
最大的教训已经发生了，美国华尔街的崩溃导致了全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一方面反思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力，另一方面谴责华尔街银行家的道德败坏和无比贪婪，那些投资银行家一定是想方设法来赚制度的空子，扰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很多美国人的积蓄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化为乌有，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
当然，我们不会说，因为世界上发生了金融危机，我们就说金融发展要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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