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文/张二寅
编者按：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系统稳定性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解决经济周期是经济学家的使命所在；在令人失望的经济世界中，我们需要反思经济流派的是非得失，呼唤经济学革命。
新宏观主义吸取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明斯基等经济大师的合理内核，扬弃其偏颇，弥合供给主义与需求主义的裂痕，最终统一于市场经济为基础、公益经济为补充的二元经济。作者提出的储备需求方案既保留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又摆脱了其周期性倒退的重大弊病，获得了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个体被隔离，产出下降，储备体系短板暴露，口罩、疫苗、高速成为免费公共品的呼声尤为强烈，而这正是储备需求的核心要义，它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新年伊始，第1经济融媒体矩阵启动了第一经济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张二寅先生著作“新宏观——债务长周期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连载，此为2014年7月出版的《新宏观主义》的升级版，它建立了完整的概念体系与公式体系，完成了经济范式的变革；提高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必将是未来的教科书，适用于大企业领导人、宏观经济管理者、经济理论研究者。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本文连载的是第二章（门派林立的经济理论）的第八节，让我们一起阅读！
第八节 忽视债务的货币数量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更进一步，自60 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
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货币主义为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炮弹，于是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主义承认货币短期能影响产出，而长期只能影响价格，也即长期货币中性——菲利普斯曲线长期垂直。该观点只看到了货币的流动性与交换职能，而忽略了货币的债务性与储蓄职能，不能理解长期通胀的机理，更无法解释单一数量货币方案失败的原因。人们短期有货币幻觉而长期却觉悟了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事实上，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末期，产能严重过剩，库存大量积压，此刻受制于经济的不是产出刚性，而是债务刚性，是债务迫使经济走向衰退，因此长期同样并非货币中性。
以P=TD/TS来分析货币是否中性一目了然：
当总供给TS达到上限时，无论总需求TD怎样增加，总供给也不会增加，它仅仅影响物价，这就是新古典的货币中性论，也即弗里德曼的所谓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然而，产能过剩以及大萧条却是总供给TS未达到上限，或者说处于潜在产出之下的水平，物价P却通缩，即总需求TD不足，显然，是货币因素束缚了产能的释放，此刻，货币非中性。
总需求TD不足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其一、货币数量不足，也就是流动性短缺导致无法满足基本的交易需求，从而使产出下降。总需求是由货币表达的，即M*V，其中M为流通货币数量，V为流通货币速度，尽管现代支付技术进步，更多的电子货币替代了纸币，据此有人认为V可不断提高，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收支是以月薪制为基础的，也即流通货币速度大体稳定不变，这也符合弗里德曼的实证结论。故流通货币数量M的减少必然使产出下降。
其二、货币数量充分，但企业家预期悲观，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无济于事，即所谓流动性陷阱，所谓货币政策失效。此刻，不但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过剩，而且货币数量也过剩，却投资乏力，其原因，不外乎成本高而收入低，一句话，缺乏利润空间，这就涉及到货币性质问题，或者说，债务货币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里德曼错误地将M0、M1、M2不同性质的三种事物简单相加，更进一步地将M2视为货币供应量，这就混淆了货币、债权、债务，从而无法看出货币流量、债务存量、债务增量之间的区别，也就无法找到经济周期的根源。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对大萧条的解释为政府不适当地紧缩货币是造成系统崩溃的元凶。
事实上，大萧条实质是当股市等资产泡沫形成后，政府陷入两难：放任不管，则泡沫越积越大，最终将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紧缩货币则必将引起兑现潮，进而触发银行存款挤兑，由金融危机形成经济危机。因此，将大萧条归咎于政府干预显失公平，而应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过剩货币，泡沫形成的机制，如何加以化解，这恰恰是经济学理论需要深化的地方。费雪的债务紧缩机制同样没有揭示其根源。
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2012指出：大萧条与次贷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这客观反映了货币当局政策的两难处境：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不得不宽松，而宽松实际又解决不了消费不足，却催生了泡沫，于是不得已紧缩，结果还是陷入衰退。
弗里德曼主张100%准备金以化解部分准备金制度带来的不稳定性以及债务性，但是，他的货币稳定方案实质是将原来商业银行累积的不可偿还债务转嫁到股市，即将不可偿还的债务转变为不可兑现的股权，这势必导致股市的暴涨暴跌。
伯南克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思想，采纳了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建议，在次贷危机发生后迅速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购买债券，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并更快地步入了复苏。
但是，量化宽松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只是让其延后。
弗里德曼的伟大之处在于发展了货币理论，摆脱了重农主义的桎梏，捍卫了货币的最重要地位，遗憾的是没有将该重要性贯彻至长期。
（未完待续，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张二寅，山东宁阳人，现居天津。中国社会科学院MBA，国际财务管理师（IFM），第一经济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当代宏观经济学者，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控制论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新宏观创建者，储备需求倡导者，指出储备需求为第四大需求，它实现了对消费不足的价值补偿，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路径。专著《新宏观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7月。合著《草野集——中国经济再出发》，新华出版社，2016年12月。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