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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临汾信合现象”：11个县级社陷入支付危机，农民和信用社互掐；另一个“临汾信合现象”：全市45万余农户持卡信贷9年，农民和信用社双赢。两种结果的根源是方向性问题———农村金融为谁服务
1998年3月，临汾市所属的汾西县城关信用社发生职工挪用储蓄存款案件，结果引发了全县农村信用社支付危机。1999年12月，该县设在乡镇的12个农村信用社法人机构全部停业整顿，随后整体被撤销。从那时起，10年间，汾西县12万农民得不到贷款支持。全县几家国有银行陆续撤走，仅在县城留有一家农行，且只存不贷，农村经济发展因此滞后。
恶果继续蔓延，临汾市11个县信用社陆续出现危机。笔者从一份2002年由全国政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司、中国金融协会共同组成“临汾信合现象”联合调研组的调查报告中看到，1998年到2000年，临汾农村信用社一直是支付风险的重灾区。全市17个市县区中，近三分之一的信用社一两个月吸收不到一笔存款，甚至两年中未放过一笔新贷款，有11个县级信用社整体处于支付危机中，不良贷款率达到74.7%。
这份调查报告尖锐指出：“信用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服务方向错位，远离农业、农民，‘盯大户，垒大户’，导致贷款集中于非农业，几个贷款大户就足以压垮信用社。调查后发现，占农户总数0.6%的贷款大户，占去了贷款总额的58%，最多可贷到300万元以上，而多数农民很难得到千把元的贷款。”
同样是临汾信用社，2000年下半年，经过人事调整，他们重新回归到原来“支农”的宗旨上，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创建千村信用工程，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也就是说，让“信用”有价———农户只要领到信用证，不要再找担保，不要拉关系，不要请客送礼，仅凭信用证、身份证和个人名章，就像取钱一样到信用社贷款。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穷可贷，富可贷，没有信用不可贷。”他们制定了一个制度———“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他们依靠县、乡、村三级党政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用民主评议的方式，评定信用乡镇、信用村和信用户，把农民引向靠家庭财产和个人信用等级就可以自由借贷的方向。
他们没料到，原本挽救自己的举动，却开创了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先河。在全国政协为此召开的研讨会上，与会金融专家高度评价了临汾“信用工程”的意义。认为他们“解决了金融业界几十年梦想解决的农村金融大问题”。
从2000年下半年起，临汾全市农村信用社超常发展，各项存款、贷款、股金、利润、职工工资五项指标几乎每3年翻一番。截至今年4月底，各项存款余额456.25亿元，存款总量和增量份额分别占全市金融机构的38.66%和58.38%；各项贷款余额288.43亿元，贷款总量和增量份额分别占全市金融机构的60.3%和33.47%。其中农业贷款余额达到149.9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农贷总额的99.73%。特别是10年来，全市共评定农村信用户41.8万户，占总农户的44%；创建信用村1921个，占行政村总数的68.6%；投放小额信贷18.5亿元。
如今，信用社“已成为全市综合实力最强、网点地域覆盖最广、人员数量最多、支农力度最大的金融机构。”
同一个信用社，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信用社的负责人在分析造成两个极端现象的根源时，明确地认为，信用社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为农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个方向。
两个相邻县的反差强烈，两个座谈会的气氛迥异，两个座谈会结论一致：农民渴求更好的金融服务
为了切身体会金融服务对农民的作用，笔者曾于2009年7月和今年5月两次到汾西县和蒲县采访并参加座谈会。
去年7月在汾西召开的座谈会上，气氛压抑中透着委屈与焦虑。与会者告诉笔者，10年前信用社负责人挪用一千多万元的案件发生后，全县信用社整体被撤销。从那时起从县到省，各级政府多次努力，但因金融监管部门政策性问题，信用社始终未能恢复，以至于成为金融空白县。与会者有一个共同的意愿，希望尽快恢复或重建农村金融机构，让农民尽早得到应得的金融服务。
郭向东副县长对笔者说，汾西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严重缺水，地瘠民贫，但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煤、硫、铁、铝、石膏等矿蕴藏量很大。前些年，本应以资源致富，但资金跟不上。就在煤炭涨价前夕，信用社撤销了，随后，工行、建行也相继撤走，只留下农行一家。2008年新建了邮政储蓄银行，也只在县城设点，12.6万农民基本上不能享受金融服务，存不了钱也贷不上款。全县存款余额11亿多元，贷款只有2910万元。邮政储蓄银行从去年起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要求以县干部工资单担保。为此，县委、县政府要求干部下乡包村，动员以个人工资担保帮农民贷款，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些。
笔者到离县城不远的铁金村采访。这个村最大的养猪户王峰庆说，他响应县委、县政府大搞“三项基地建设”的号召，与他人合伙养了200头猪，贷不上款，情急之下，只好借高利贷3万元，5分利，只赔不赚。
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闫振东向笔者解释说，铁金村在汾西县属中等水平。这个村的劳力以前下煤窑的多，现在煤窑关了，外出打工的多。去年大旱，小麦亩产不足100斤，人均收入也就是六七百块钱。每家有上高中的都要借钱。户户养两三头猪，十几只鸡，用做零花钱。要想规模养殖，没有贷款是干不成的。
今年5月10日，笔者再次到汾西县采访，当地干部兴奋地对笔者说，去年，经笔者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后，由省政府牵头，恢复汾西县金融服务的工作已经启动，而且由多家银行以多种方式一起进入。汾西县农民终于结束了没有金融服务的历史。
蒲县与汾西县截然相反。蒲县与汾西县相邻，同样是山区，同样也有矿藏。当年这个县信用社同样发生支付危机，被列为第二批关停县，但随着临汾市信用社及时扭转服务方向，得以转危为安，并发展壮大。截至2009年底，该县信用社存款14亿元，全社人均利润6万多元。今年的目标是累计放贷5亿元，支持农户1万户，现已放贷2.2亿元。10年来，信用社累计发放农户贷款35.69亿元，平均每户农民可得到贷款19.27万元。
笔者在蒲县采访，同样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是没有矿产资源、地处偏僻、人口又少的山中乡的多名村干部、种植户、养殖户、运输户代表。座谈会上气氛热烈，与会者争相表达自己创业的成就，既感激信用社及时发放贷款，帮助他们壮大产业，同时又抱怨信用贷款额度少，不够用。山中村支书石金平说，他们村有200户，其中90%是信用户，今年全村贷款300多万元。以种核桃为主，套种西瓜、烟叶、谷子。贷款主要用于养牛、羊、猪、买运输车，人均收入3300元。他们被确定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山中乡信用社主任李建红告诉笔者，他们这个信用社有6名职工，存款2300万元，贷款1223万元。他们实际上赔着钱在这个深山沟里坚持着开业，目的就是为全乡1100户农民提供服务。在他们持续的贷款支持下，这个乡的核桃年产量已达到25万公斤，去年收购价1公斤达20元，仅此一项，户均增收3000元。他们支农的信用贷款从开始的每户30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3万元，但农民规模发展的需求更迫切，要求提高贷款额度愿望更强烈。他们现在一方面考虑提高受信额度，另一方面加强服务，派出信贷员走出柜台，每周定时到各行政村去办公，当面了解各户存贷款情况，进村服务。
政府不能只盯着大银行，为大企业融资。政府要一手支持农信社，一手扶持专业户。在政府和金融的互促下，专业户由小变大，才可能实现产业化
笔者在临汾的尧都、古县、霍州、曲沃、侯马等县农村调查中了解到，信用社至今依然是农村覆盖面最广、农民最可依赖的金融服务机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绩，主要是信用社支持的结果，但农民对此并不满足，他们普遍抱怨贷款额度低，也就是说，金融的支农力度不能满足农民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信用社的人则认为，农户贷款手续成本高，不良贷款追究制严格，特别是农村信用的建立还不稳固，还要靠政府的支持，而政府关注大银行，为大企业服务，并不重视信用社的工作，只是有了任务时才“派活儿”给信用社。
先进经验也是有的。笔者曾在贫困县榆社县了解到，这个县的做法是，县政府把县级财政支付平台放在信用社。同时为农民合作社设立贷款担保和贴息。信用社则全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积极贷款并直接帮助合作社财务管理。政府帮“两社”，两社互促，各自大发展。
大同市阳高县政府号召农民存款到信用社，信用社则给农民贷款建蔬菜大棚。设施蔬菜给农民带来了良好效益，许多走出深山的移民户已经生活稳定并开始致富，有的还有能力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银农双方进入了捆绑前行的蜜月期。
山西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说，山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全国最多，但效益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不外乎政府重视程度和金融支持力度不够。政府支持金融，金融支持农民，农民借助金融创业、拓展、腾飞，这是被实践证实了的四两拨千斤的有效方法。
作者：马小林 吴晋斌 来源：三农在线 2010年06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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