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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看待中国和美国的消费率
近20年来，消费不足、依赖出口的中国，与消费过度、滥发货币的美国，构成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两极”。金融危机以来，有学者认为，“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将就此终结，全球分工模式将寻求“再平衡”。笔者认为，所谓的国际经济失衡，本质是双方的相互依赖。中国和美国的消费模式，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必然结果，与各自的发展阶段、人口结构、货币地位高度相关，未来的调整将是十分漫长的。
（一）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实现超常规增长的法宝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索洛模型，主要是探讨储蓄率、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因为高储蓄为新增资本的大量形成创造了条件，一个经济体如果具有高储蓄特征，就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以较高速度发展。其实可以把国家看作一个家庭，如果少消费，多储蓄，少花钱，多办事，就能很快富裕起来。索洛模型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中国在50年代“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也可充分印证这一点。
高储蓄也是应对危机的法宝。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没有那么大的伤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可以消耗原来的高储蓄。我们看到，尽管很多人短期内暂时失去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但仍然可以依赖原来的积蓄来消费。2009年前5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4%，增幅比2008年同期还提高3.7个百分点，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广义的储蓄，不仅包含狭义的国内储蓄，还包括外汇储备。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一直是块“烫手的山芋”，但危机后企业可以依托、依靠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低价进口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甚至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抄底”海外资产。
（二）中国无法复制美国的高消费模式
美国的高消费，直接原因是房屋次级贷款等消费信贷的刺激，但根源是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造成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全球分为两大集团：一个是消费集团（美国、英国等），一个是生产集团（中国、韩国等）。可以看到，消费集团中的美国、英国都是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并靠大规模金融创新来支持国内的高消费。中国目前显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且，中国也要尽量避免复制美国的消费模式，因为那样会引起真正的难以克服的全球资源、环境的不平衡。
（三）理性认识美国的“高消费”
依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储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生成资本，从而被用于物质性投资，最终可以维持和扩大经济规模。但是，今天的经济增长源泉，已经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知识经济背景下，GDP统计中消费和投资的概念需要调整。物质资本积累会呈现边际报酬递减，而知识和技术积累会导致边际报酬递增。这个发现意义深远：一个国家如果持续对知识进行投资，就可以避免在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发展速度突然停滞。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消费率存在高估。实际上，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大量的人力资源开发的费用（如强化科技和文体的支出）归类于消费而不是投资。2005年，美国的教育支出为2240亿美元，这一重要的投资在官方统计中被列为消费。对中国来说，消费和投资的观念亟待调整。在增长模式转型中，如果能够制度性地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空间将更加广阔。
二、从生产、流通、分配等“上游”环节突破消费瓶颈
作为一个人口超过北美、欧洲和日本总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蕴藏的巨大消费潜能毋庸置疑。近几年，中国出台了若干刺激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消费更是被寄予厚望。但是，观察中国2000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曲线，一直是非常稳定平滑的，甚至还略有下降。2008年，中国消费率不足50%，比全世界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不仅低于美国、英国等高收入国家，还远远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消费不足不外两种原因：一是存在有效消费需求但无法实现；二是存在消费需求但无支付能力。前者主要是生产和流通结构问题，后者则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具体来说，重型化的产业结构、城乡失衡的流通结构、相对扭曲的分配结构，是制约消费增长的一连串结构性因素。在这些矛盾缓解以前，消费的潜能就不可能充分释放。换句话说，消费是基本“理性”的，短期内消费的“猴皮筋”弹性并不大。
（一）生产：重型化的投资结构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服务业比重低，在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迅速提高。重化工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后续就业带动作用小，必然拉低个人收入在GDP分配中的比重，从而降低整体消费率。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均经历过相似阶段。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基础设施上，消费比例也曾出现类似的下滑趋势，从1914年到1945年期间，消费占比从约97%下降至约54%。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有一种“内生循环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它可以在消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正常循环。
（二）流通：城乡失衡的市场结构
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流通领域也存在着城市商业设施相对过剩与农村商业设施相对不足的“二元矛盾”。在缺乏现代零售设施的农村地区，产品的渗透率有限，居民的消费欲望长期受到抑制。以快速消费品为例，农村地区的现代零售商店的营业额仅占零售渠道总消费的18%，而在一级城市则超过70%。近几年，商务部门大力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大大改善了农村的消费设施。
（三）分配：相对扭曲的收入结构
在消费函数中，收入是影响消费最重要的变量。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收入水平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然而，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在经济起飞的前期呈现缩小趋势，后期却转变为扩大的趋势。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2005年达到0.463，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从总量上制约消费扩张，也形成了“畸形”的消费结构。比如，我们在抱怨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的同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消费行为是一连串事件，消费环节的问题几乎都可从生产、流通、分配等“上游”环节中找到答案。因此：第一，刺激消费要从上游环节入手，多管齐下。例如，“家电下乡”政策，不仅是从流通环节着手，更重要的是调节了居民收入的杠杆，最终刺激了农民的消费热情。第二，城市化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将成为拉动内需的“金矿”。要稳定和发展住房、汽车等产业链条长的支柱产业，特别是要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三、在GNP框架下摆脱“高储蓄”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不得不依赖高额贸易顺差化解“高储蓄难题”。然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出口从2008年11月起连续7个月负增长，贸易环节成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主要“传导渠道”，对出口的批评声音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增长要摒弃出口导向，逐步走向内需主导模式。笔者认为：
（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恐怕还无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
如果一定要压低出口，必然意味着GDP增长受到损失。目前外需不振仅属于暂时“休克”，从长期来看，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模式还可延续。其原因是：第一，美国的消费惯性还将持续。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美国储蓄率有所上升，长期增长模式也会微调，但美国的消费习惯和倾向难以发生根本改变，消费惯性还将持续。更重要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根本撼动美国“霸权”。只要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动摇，美国输出货币，输入外国商品的战略意图就不会改变。第二，中国的竞争地位还无人取代。尽管中国要素成本有所上升、人口红利面临衰竭，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替代中国的地位。从全世界大规模要素转移的历史来看，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陆续成为承接地，现在这个“接力棒”还没人能够抢走。原来大家担心的印度，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还无法和中国匹敌。
（二）在坚持出口导向的前提下，中国还要从GNP框架内解决“高储蓄”难题
按照宏观经济理论，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我们常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主要就是从GDP范围内分解经济增长的因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出口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手段，还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依靠“投资走出去”拉动GNP。中国的海外投资，可以使原产地不在中国，但是利益留在中国，虽然不创造GDP，但创造GNP。
实际上，与中国同样长期受到“储蓄剩余”困扰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一直寻求通过海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GDP与GNP之差逐渐扩大，由1980年的0.9亿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596亿美元。日本的海外资产几乎相当于GDP的一半。日元升值是日本海外投资的直接诱因，但根本动力还在于国内需求的不足。
今后若干年，中国要推动全球化模式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逐步转型。消化外储存量，探索海外投资“多元化模式”。放松投资管制，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探索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模式；实现投资标的多元化，增加绿地投资、股权投资等权益性资产比重，减少固定收益类资产。转移国内重化工业，鼓励境外资源深加工后运回。现在国内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极限。建议可考虑将推进境外资源开发“后延”作为发展方向，鼓励企业把部分资源境外加工后运回。
作者：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何亚东 李丹 来源：《国际贸易》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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