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补偿价值论”要点

过分依赖于财政货币扩张政策会使整体经济产生一种依赖性，即各个经济实体总是依赖于ZF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才能生存下去，它们自己则被动地等待着市场外部来适应自己的现状。这与有效供给所要求的每个经济实体主动适应外部市场，努力向市场提供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更有优势的产品，是背道而驰的。进一步地说，如果每个经济实体在市场上无所作为，则ZF 以财政货币手段担当“扩大内需”的责任就越重。比如说，本来市场景气程度为5时，各个经济实体就已经可以在市场中自由生存了，但由于这些经济实体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必须将市场景气程度提升到8，才能使它们生存下来。这样，为了将市场景气程度提升，ZF就艰难地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使ZF 财政赤字累累，筋疲力尽。可见，如果各个经济实体能够在更宽广的市场条件下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能够具有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那么这将大大减小ZF 的负担，社会经济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上层建筑，就会运行得更加健全有效。

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也可称“基础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即“竞争增长原理”，它与“有效供给原理”一样，也是“代价补偿价值论”所引伸出来的一个重要现实经济原理，并且它比“有效供给原理”更具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因为它要说明的是：经济是如何通过竞争来实现增长发展的。

人们都知道，在社会经济中有许多利益上互相依存也互相冲突的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宽与加深，利益上互相依存与互相冲突的行业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复杂。那么，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关联呢？这种关联又如何影响到整体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个最明显的关联是：市场经济中，充分竞争的上游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其下游行业得以兴起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谓“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是指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提供生产与消费所用产品时所显现出来的关系，其中，上游行业向下游行业提供产品，下游行业接受上游行业的产品。因此，如果上游行业生产率提高了，其产品价格在竞争之下得以下降，就能够促进接受其产品的下游行业的发展。比如近10年来世界个人电脑硬件（与软件）制造行业的发展使得个人电脑价格极大下降（但其性能却极大提高），这样便造就了全世界的IT行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发展，使其一系列下游行业得到迅速的形成与发展。比如，通迅（包括常规电话通迅与国际互联网）、文字办公处理、企业信息与控制管理、教育手段进步、甚至丰富个人娱乐等等方面，都得益于个人电脑行业的生产率提高与必要的市场竞争。又比如，现在全世界工业特别是汽车业的发展都得益于石油产业生产率的提高。“50年代，中东地区连续发现大油田。‘取之不尽’的原油滚滚而来，原油价格大跌。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只有2美元。如此大量的低价高效能源必然促进工业发展。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里，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很快。” 相反：1973年10月，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因美国等西方世界支持以色列而对之进行石油禁运，禁运使石油价格猛涨，这引起美国等西方世界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吸取教训，1975年搞了战略石油储备，使这个基础物资的价格波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平抑。所以，一个行业的高效率供给是另一些行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相反，一个行业的低效率与供给不足则是另一些行业难以发展的障碍。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益于最初的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就，因为农村改革，使农产品在几年时间内由极度短缺状态变为相当丰盛的状态。这一方面为工业等其它国民经济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好的政治条件。农业是解决人有关吃方面的行业，因此其基础地位非常显著，只有在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非常丰富的价廉物美农产品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其它方面的发展，产生出更多的行业分工与上层建筑。从经济学上说，如果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很低，那么使用劳动力的部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成本价格就可以相应降低，从而有助于使用这些产品的其它下游行业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想得到更好发展，其经济基础点应该放在能够使劳动力成本价格下降的行业，比如农业、牧业、渔业、轻工业等等，这些行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价格低，就可以使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下降，从而有利于利用劳动力的一切行业的发展。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述：“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这样一些产业部门的生产率，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这些部门提供的或者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商品，或者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同时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无穷大，以致它们所提供的产品其成本价格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许多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各个公司厂商就可以尽自己的需要大量雇佣劳动力，同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成本价格也变得低廉。这一系列措施就可以使一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反，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那么它就会引发整个经济的物价上涨，因为它使整个社会经济的每个角落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成本上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国民平均收入已相当高，劳动力收入高，如普天寿资产集团（Prudential Equity Group）曾醒目地指出“中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61美分，而美国工人的工资是16美元。” 这增添了这些国家中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使这些制造技术与能力很强的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变得很贵，从而在与新兴国家的类似产品的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这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见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因。他们的制造业为了能够利用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将自己的制造资本大量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生产出产品后再低价销售回自己国家的市场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各种改革，比如在企业中搞“减员增效”，在ZF机关与事业单位中则搞精简机构与人员。这意味着什么？对社会经济是好还是坏？许多人会说：这样搞就会使许多人失去太多的购买力与购买的良好预期，从而使市场疲软。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这些低效率的行业减员增效，就会迫使其增强对市场与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能够向市场与社会提供价格更低品质更好的产品，从而促进其它下游行业的发展。而ZF机构改革，则使ZF减轻支出负担，减轻向社会大众的征税与收费，降低社会经济的经营成本，通过竞争，使它们的产品价格降低，最终促进它的下游行业及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这是十分正确的，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以效率为核心的各种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良好的，尽管改革过程充满着艰难与无数的问题。
　　实际上，不仅经济企业需要向市场与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有效供给，而且ZF行政部门也要象经济企业那样，向市场与社会提供同样质优价廉的有效供给，让广大社会民众在从事经济等活动时能够及时有效地从ZF行政机构中获得必要的准许与服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ZF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可见，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ZF部门的职能也要引入适当方式的竞争性，迫使其向社会与市场提供好的服务，迫使其努力认真负责任地工作，为社会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种“行政竞争性”，就难以切实改变ZF职能。至于如何在行政机构的职能活动中引入适当的竞争性，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行政机构负责人通过适当范围内的竞选，并且在一定的授权方式下产生。这样能够使这些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时刻意识到由社会大众监督的某种竞争性的存在，而不能象现在仍常见的那样，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岗位上经常滋生出没有监督、惟我独尊的“帝皇心态”。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竞争增长原理”：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一些（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竞争越充分，其它行业的发展机会就越大。当然，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不可避免地损害这个行业的利益，比如整体行业的产品价格下跌，致使行业厂商经营困难，失业增多，甚至整个行业陷于亏损状态。但它的牺牲却换来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因此（上下游）行业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对抗。本书前面曾提到一个相反的事例：美国总统布什为维护美国钢铁业者的利益，曾决定提高美国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但这显然对美国本国的钢铁产品用户造成损害，对美国自己的整个经济与国民就业造成损害。美国自己就有人预估：“关税挽救了钢铁行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但很可能使国内的钢铁用户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保留关税只会使美国人损失更多工作机会”。 这个问题曾使布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最终不得不撤销这个决定。这说明，行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冲突，就象一个行业内部各个厂商之间互相竞争所造成的利益冲突一样。一个行业总是能够从其上游行业的充分竞争中获得好处，但这个行业也总是遭受其上游行业的垄断状态的损害。

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导师，亚当•斯密早就非常明智地预指出市场竞争与否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利弊。他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是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那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赋税。” 可见，在亚当•斯密看来，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对其它行业的繁荣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是其它行业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竞争增长原理以经济学中基本的供求关系为依据，在此，我们忽略了供求关系中的供求“弹性”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巨大影响，因为我们设定：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时，市场对这种产品的生产需求与生活消费需求量会同步扩大，从而使上游行业对下游行业产生作用。但是考虑到供求弹性因素的作用，当一个产品的价格与供给、需求之间缺乏弹性时，产品价格下降不会使市场增大其需求量，同样，产品价格上涨不会使市场减少其需求量。对于竞争增长原理来说，如果产品价格下降不能促进需求量的相应增加，则这个原理就失去了效力，此时，一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没有对其它行业的增长发展产生什么作用。可见，供求关系中的“弹性”对原理的影响，虽然在此是忽略了，但仍需加以说明。
　　以此来理解经常发生的生产过剩现象，应该说，生产过剩---在消极的意义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一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正好是另一个（下游）行业得以发展的最好机会。生产过剩说明过剩行业内部存在着充分（甚至过度）的竞争；如果没有这种过剩，就不能迫使价格下降，迫使其服务品质提高。所以，虽说现在许多人都在为生产过剩、通货紧缩而头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消极之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据说，在建的中国三峡工程前几年就因市场曾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物价走低，而减少投资许多个亿。又如，通货紧缩使银行贷款利率大大下降，这催生了对汽车、住房等大件商品的分期付款销售购买方式。如果没有这种通货紧缩局面，那里会有这样哪样的促销方式？一般工薪阶层要想在城市购买住房，根本不可能。所以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在消极的意义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类经济特别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总是由短缺状态过渡到充足状态，再到过剩状态，而只有原先的产品结构趋于饱和过剩时，新的产品结构才得以开发与生产出来。这是一个规律。因此生产过剩现象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经环节。

有些人说：生产率提高，又要减员增效，那么生产出来的数量更多的这些产品卖给谁？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减员了，人们的购买力不足，那么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无法完全卖出去了；减员越多，市场上的过剩商品就越多。这是人们在学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后所经常产生的一个问题。比如人们在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知道，工人阶级因遭受剥削而缺乏购买力，不能更大程度消费通过他们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但他们忘记了，这些产品都是在专业分工的一定行业内生产的，但它们并不在自身行业内销售（否则就变成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了），而在它的下游行业及最终消费者那里销售，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就会引起其它行业与广大最终消费者们对产品的更大消费，从而削弱产品的过剩现象。象美国农业，它的从业人员在历史上也曾占人口绝大多数（就象今天的中国那样，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而今天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按理论，美国农业经济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一方面农业生产率在提高，可越来越多原先依靠农业而获得收入的人们，却不能再依靠农业而获得收入，获得购买这些增多了的产品的购买力。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而锁死，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其它行业的转移；过去劳动力是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今天则是从工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传统行业（农业、工业）越来越成熟，能够用极少的劳动力高效价廉地生产出满足大众需要的产品，因此劳动力人口越来越集中到新发展的行业上，而新的行业，也必须要在各个基础行业得以充分发展后才有充分的条件产生出来。所以，近百年来，美国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高效率、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农业与工业，支持着整个美国经济长时期的繁荣发展。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不管中国也好，发达的美国、日本或者西欧国家也好，面对竞争剧烈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对全球化趋势，都需要依据比较优势进行行业结构的改革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至衰败，继续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使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暂时受损，但由于这样能够使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能够适应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社会经济受益，所以在种种困难中，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能够得到增进。这种让一个行业（部门）受损而使众多行业（部门）受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经常发生；既然不能做到所有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帕累托效应，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不可能让众多行业以至整个社会都受损，来维持某个行业与部门的利益，这是最坏的情况！经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大方向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原先理论上相当敏感的产权问题已经不再成为制约国企改革的障碍（不再受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制”的传统公有制形式），“充分流转”的产权制度使产权结构得以充分的优化，能够有效地向整个社会经济提供有效供给，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这是“深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