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补偿价值论”要点

对于一个行业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对其它行业的整体经济的影响，我们再作一个极端的假设：假设某一行业由于生产方式非常先进，自动化程度非常高，不再需要从业者，情况将如何？不需要从业者，可以大量节省劳动力成本，在市场竞争之下其产品价格必定下降得很低。这对于它的下游行业来说是非常利好的事情，它能够为这些行业提供一个基础---“原料”产品价格低廉的基础。假设现在的电力行业从业人员只有原先从业人数的1%，电力运作基本实现自动化，那么在市场竞争之下，就可以把电力价格从现在的每度0.6元大大下降为0.1元。这样，社会上的所有用电行业与个人都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所有的电器生产企业都会因电价低廉，人们消费电器大增而兴旺发达。同时，以电为动力“原料”的生产企业也会因此而减少生产成本，最终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与个人受益。可见，社会牺牲了一部分人的暂时利益（原先电力行业人员大裁撤、大转移），换来的却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大繁荣。这深刻体现了“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的经济学道理。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政策，其最终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中国就不需要改革，世界各国也不需要走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之路了。在这个道理面前，一切体制原因所造成的垄断都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关于电力产品的价格低廉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在美国经济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这就是著名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而就在这个非常时期，美国对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方式与所获电力的低廉价格原则，对美国经济摆脱危机、增进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时，当地各私人电力公司只供应了二十二万五千个家庭和农场用电；而到1952年，约有一百一十万个用户接受该局供电。电费率低廉是用电量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该局的经营方针是以价格降低就会增加需求的所谓需求弹性论为依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历史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该地区住户的用电量，因电费率较低而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均住户用电量的两倍…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供应的廉价电力促使该地区的工业得到大发展。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廉价电力必然会改变当地经济面貌。工业化范围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多了，这就能鼓励许多人离开农村，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从而使经营农业较为有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这许多活动改善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 提到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出发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利用这几条大河的水力发展发电事业，就可以使‘国家掌握一种有效手段，来防止私营电力公司对公众的勒索，促进电力更广泛地为人民服务’”。 可见，那怕在大萧条状态下，打破垄断，通过竞争来获得价格低廉的资源，对经济摆脱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相反，经济危机的出现，如果不是资源垄断的结果，也会助长危机更加严重。

但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0多年的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这种“难以容忍”的垄断行业。比如王小广先生 最近就揭示：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两部门现象”， 它使中国经济既具有通货紧缩问题，又存在着通货膨胀问题。所谓“两部门”，一种是指已经处于市场竞争状态的部门，另外一种是指公益、垄断和特殊权益部门；其中前一部门由于已经处于较为剧烈的市场竞争状态，所以很容易陷于通货紧缩状态，后一部门则由于存在垄断与特殊权益，消费者无法对之加以选择，其价格不断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局面。这样，在绝大多数部门与领域已经处于充分竞争状态时，却有少数部门仍处于体制性垄断状态。王小广先生着重指出：“教育中的学杂保育费在1998-2002短短5年间上涨了112.1%，年均递增16.2%，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居住中的水电燃料价格年均增长率也都超过了2.5%，商品住宅价格上涨更是剧烈膨胀，许多地方如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市中心区的房价三、四年时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房地产行业成为一种特殊性的权益部门。”而另一方面，“工业品和农产品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双过剩’，这两类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其中粮价的下跌最为明显，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粮价下跌达11.4%，其他如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工具等所有竞争性行业均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这样的两个互相背反的方面，会产生什么后果？十分显然，它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削弱了社会大众的需求能力，“价格在两大类部门的不同走势，反映了中国正在形成两大不同利益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这两类不同利益的获取是对立的，一方获取利益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的。”可见，这种“两部门现象”对中国经济与社会构成了巨大的扭曲与不公平，对劳动大众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因此，任何上游行业都要形成一定的市场竞争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它行业得到发展。每个行业都形成这样的局面，则会使整个社会经济气血旺盛，形成社会经济的帕累托最佳状态。相反，如果某个上游行业处于垄断特权地位，那么社会经济就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个行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它对社会经济的损害也就越大。以前曾有个观点说“国家要抓住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以‘国家直接办经济实体’的方式去抓国民经济命脉，则非常容易使这类经济实体陷于垄断特权状态，使社会不得不接受其质次价高的供给，而损害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当这类经济实体是“经济命脉”的行业，比如电力、石油、电信等等，它对社会经济的损害会更加严重。

如何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呢？我们不可能再按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在只需要一个工作岗位的地方硬塞进许多人，也不能象前面所说的美国钢铁业那样，为了保住3500个工作岗位，却要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如果上下游行业之间不能实现就业双赢，如果这些行业之间的就业具有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只好通过提高上游行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从而以牺牲上游行业的就业水平来实现规模更大的下游行业的就业了。比如，在美国，应该牺牲钢铁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以换取钢铁业以外其它行业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实际上，当上游行业作必要而暂时的牺牲后，换来了下游行业的兴旺，使对上游行业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会反过来促进上游行业的增长，提高它的就业水平。这样的就业构想才是积极的，是以市场为向导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体现。因此，这样的政策就要求进一步打破各种体制性行业垄断，打破垄断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既得利益，甚至让他们下岗失业，才能换来全社会更大程度的就业水平。把“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称为“竞争增长原理”，道理即在于此，即通过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而促进其它行业的发展，其它行业的发展再反过来拉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国家应该将“就业”与“税收”同等看待，即“就业等价税收”，执行一种“行业高就业率即低税收率，行业低就业率即高税收率”的政策。即一个行业如果它吸收的就业率越高，它就应该获得税收减免上的优惠，相反，如果它吸收的就业率低，则它应该交纳更多税收。这是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就业民生的一个基本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呢？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税收优惠来发展这些就业水平高的产业。但是如果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最终也会成为全社会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就象今天的中国农业，它可算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但由于它的生产率仍然低下，农业经济不强，因此尽管国家想尽办法让农民依靠农业获得更大收入（比如抬高粮食收购价），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反却使国家背负沉重负担（国家为收购与贮备粮食，至今已背负了几千亿元的债务负担）。可见，无论国家采取何种就业政策，就业都必须是有效的，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不能损害范围更广的其它行业及其就业群体的利益。

“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这个观点，是一个“分工发展”的观点。一个社会分工越发达，它的经济就越繁荣，因为分工能够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向社会供给更多的有效财富。分工产生新的行业，扩展社会经济的活动领域，开拓新的市场，增进人类就业与福利。因此分工对人类经济及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根本性意义。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谈分工，因为只有分工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进社会财富。而当代经济学则进一步证明了分工的生产率意义与分工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两难问题，从而说明分工并非只具正面意义。如杨小凯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如果分工的生产率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分工演进为什么是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从自给自足跳到极高的分工水平？” 他认为“专业化报酬递增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专业化经济与为分工所必需的合作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是根本原因。杨小凯进一步地说：“任何时候，个人对于最优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中，都包含着某种两难选择，在目前阶段选择较高的专业化，则有在未来阶段生产能力较高之利（由于熟能生巧和报酬递增）。然而，由于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较高的专业化必定伴之以向他人购进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增多。这种较高的贸易水平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而由于个人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这是不希望发生的。” 不过，分工所带来的利益总是主导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为更进一步的分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行业之间的互相依存又使分工富有效果。一个行业依存于作为其上游行业的另外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性，没有这种竞争，这个行业就不会得到发展。亚当•斯密有一个观点：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其含意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那么从高分工水平中产生的更高生产率下的更大产量，就无法被市场完全吸收。这个观点似乎认为：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也不会下降，而产品价格下降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扩大原有市场。但根据“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的思想，分工所形成的上游行业，其充分的竞争与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下游行业的发展，从而扩展市场领域。因此这里的思想不是亚当•斯密所想象的那样，让分工消极坐等市场的扩大，而是揭示出：有效率的行业分工能够促使新市场的形成，促进原先市场的扩大。市场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我们可将分工消极坐等市场的扩大称为“外生性市场扩大”，它更多是指交通完善后所形成的市场地域的扩大；亚当•斯密“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的观点就是一种“外生性市场扩大”的观点。我们再将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下降所产生的市场扩大称为“内生性市场扩大”。这两种市场扩大方式的重要不同之处是：“外生性市场扩大”能够使上游分工行业获得更大利益，因为有一个现成的更大市场使这上游行业不必降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但此时（当地）的下游行业与消费者并不能获得更大利益。就象一个地方的产业其产品用来出口时，当地消费者并不能获得这个产业更大的利益，---如果这些产品在当地销售，则会在当地市场形成一定的竞争局面，从而迫使其价格下降，使当地消费者获益。当然，如果这些消费者同时也作为这个产业的生产者与劳动者，则会从这种外向性产业中获得更大收益。
　　而“内生性市场扩大”则以上游行业充分竞争甚至受损为代价而实现，同时下游行业则获利。因为此时，生产率提高会使产品价格同比下降，通过价格下降促进需求，从而使原有市场扩大。
    比如，假设美国产的电脑CPU不外销，完全封闭地拥挤在美国市场销售，那么，CPU生产率的提高使其价格下降，也会使美国的CPU消费市场扩大---即“内生性市场扩大”；但这种孤立市场的扩大并不能使美国CPU生产行业从生产率提高中获得更大利益，获益的是美国社会中使用与消费CPU的各行各业与每一个人。美国CPU生产行业要想获利更大，既要使生产率提高，又要保持价格不至因生产率提高而同步下降。这样就必须将这些CPU产品销售到美国以外的市场中去---即“外生性市场扩大”。

以上所说的这两个情况：即“外生性市场扩大”与“内生性市场扩大”，它们对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获利情况的决定性作用，都是在上游行业存在程度不同的竞争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竞争之下，上游行业会极力追求外生性市场扩大而避免内生性市场扩大，比如这些行业会努力寻找与开拓远方市场，而避免在本土市场上互相挤压。如果上游行业完全没有竞争性，处于垄断状态，那么它既不会努力寻求与开拓远方市场，也不会努力提高生产率以求在本地市场上扩大销售，它不需要这些手段就可以从自己的垄断市场中获得足够利益。这种垄断对下游行业具有特别严重的损害，也使下游行业的分工变得无效；如果这种垄断是一种高程度的垄断，那么其所有下游行业都会萎缩甚至消失。比如，假设石油行业因高度垄断而造成石油价格连年上涨，并且年上涨率达10－20%（就象现在中国的教育、医疗费用上涨那样），就会破坏今天高度繁荣的汽车消费与运输局面，所有的汽车制造行业甚至整个运输业都会因此萎缩，此时，整个社会经济都将陷于危机状态。
　　由此也使我们想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按以上的观点，只有当工业品与服务行业在城市地区得到充分发展，使城市需求得到较大满足后，由于拓展市场的需要，才迫使这些原先身处城市的行业厂商向农村扩展，开发农村市场。如果这些行业处于垄断状态，那么它们将不会有动力与兴趣发展农村市场，除非通过ZF的行政指令，迫使这些行业厂商不得不到农村驻点。今天的移动通迅就是一个典型，这些原本在城市发展的行业，由于它们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也由于这个行业已经具备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迫使它们不得不开拓农村市场。它们也确实做得非常出色，中国的每个乡镇，几乎都有移动通迅公司的身影，中国移动通迅公司与中国联通公司，还有中国电信公司，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每个小地方开展竞争，以越来越低廉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向广大身在村镇的居民提供服务。
因此，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应该从这个“竞争增长原理”原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