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源源不断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成为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物价不可或缺的因素。
货币宽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基本关系,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理论事实:一是货币宽松同时引发信贷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二是只有在一国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产出,货币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世界有像中国一样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生产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目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央行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实施高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此类政策是否会导致全球大通胀引起各界担忧。笔者认为,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结构来看,短期之内货币宽松并不意味着全面的信贷宽松,发生通胀的可能性较低,甚至在油价暴跌之下会有局部通货紧缩。但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较为严重,包括对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影响,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螺旋式下降和深度衰退。因此,全球经济若不能在3—5年实现复苏,主要发达国家宽松到极致的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通货膨胀。
全球货币宽松与通胀之间的基本关系
在讨论全球货币宽松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受到美国金融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结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影响。进而言之,没有限度的全球货币宽松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潜在的通胀约束也决定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但这一经典结论没有在2008年全球货币宽松实践中得到应验。也就是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并没有引发全球大通胀,反而陷入不同程度的通货紧缩。在此事实和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货币宽松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基本关系。
反思2008年货币宽松政策实践,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大致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没有引发信贷宽松,中央银行扩张基础货币,被商业银行以超额存款准备金方式持有,并没有同步扩张信贷,天量货币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滞留央行并扩大了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至于中央银行开始对超额准备金实行负利率政策和征税,以推动商业银行放贷。二是非常规货币政策不是单纯扩张货币和信贷,而是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负利率政策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中长期时间内降低财政债务负担,为财政政策提供空间。三是全球经济及时复苏,尤其是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实现股市十年繁荣,经济持续增长,实际生产率增长接近潜在生产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作用连续生效。四是中国是抑制全球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源源不断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这成为稳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物价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货币宽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基本关系,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理论事实:一是货币宽松同时引发信贷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二是只有在一国实际产出远低于潜在产出,货币宽松才会引发通货膨胀;三是世界有像中国一样的国家和地区,有能力生产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基于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当前这一轮货币宽松和财政救济等政策工具是否引发了信贷扩张,二是全球经济能否尽快复苏至潜在产出水平。
全球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措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员流动受阻,企业复工复产存在实际困难和高防护成本。同时,失业、收入减少、股市暴跌引发财富缩水等因素也对消费、投资等需求产生了冲击。这导致了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下降,名义价格下降继而诱发通货紧缩将不可避免。对此,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冲击,3月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央行立即行动,短期之内将货币支持宽松到极致,相继宣布降息+QE(量化宽松)等宽松货币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为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有效支撑,具体政策如下。
第一,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至0%,并开启无限量QE。3月3日,美联储紧急操作,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降低50个基点;3月16日美联储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100个基点至0%—0.25%,同时启动7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3月18日美联储重启2008年曾经使用过的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CPFF)以及其他多达10种贷款便利,为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提供信贷;3月23日,美联储宣布将继续购买国债和MBS(抵押贷款证券化)以支持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并且不进行额度限制,即“无限量QE”。
第二,欧洲央行维持主要再融资利率为0%,扩大量化宽松力度。欧洲央行利率决议于2019年11月1日起,重启资产购买计划,规模为每月200亿欧元。2020年3月12日,欧洲央行决定维持欧元区主导利率不变,在2020年底前额外增加1200亿欧元资产购买计划,同时使用流动性工具以及灵活银行业监管等措施,为欧元区注入额外流动性。3月18日,欧洲央行再次宣布7500亿欧元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持续至2020年底。此外,欧洲央行表示将随时准备根据需要适当调整所有措施,保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