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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6-28
在过去尚不太远的年代，我们曾经饱受“有计划、按比例，一大二公”的经济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套教条理论并不特别高深，但因它与权力结合，从而获得了压服其他派别理论的强势地位。 如今，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早已被取代。虽然转轨尚未完成，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遗留，其背后的主要支撑物已是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而不再是糊涂、僵化的思想理念。相反，日趋极端的“市场至上”、“市场万能”的新教条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正如哈耶克所说：“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这一套新教条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与旧教条一样，因为其理论上非常彻底，而呈现出某种特殊的逻辑美感；又因其描画的新乌托邦与已经破产的旧乌托邦截然对立，而具有某种天然的正当性。 教条主义的特征，总是先对外消灭“异教徒”，而后肃清内部、纯洁队伍。就像IT行业“唯偏执狂才能生存”一样，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队伍里，也会逐渐只剩下一群最极端的信仰者。 陈志武赞成“计划经济”，茅于轼对“无形的手”半信半疑？ 终于轮到了陈志武。中国最坚定、最执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们，与陈志武教授从战友变成了论敌。 “我爱好经济学，有三位的文章我常看，就是我博客左边的三个链接的名字，他们是张五常、薛兆丰、陈志武。”一位不知其名的网民在博客中写道。让他想不到的是，6月初这几天，他最热爱的三人中的两人——薛兆丰和陈志武——在微博上唇枪舌剑地掐了起来。 争论的原因是：原本宣传“市场至上”极其奋进的陈志武教授，在富士康事件后表态称，“工会权、罢工权并非像张五常说得那么可怕”，“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当企业间可以并购结盟但员工间不能结盟时，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而在张五常、薛兆丰及其追随者的学术辞典里，“工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工人根本就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更不用说“劳动力集体议价”甚至“罢工”的权利了。在他们看来，把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当成“强势对弱势的博弈”，对于“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尤其对于陈志武这样的自由市场派人物也“犯下这样的常识错误”感到惊讶。 其实陈志武也就是理论上稍多了一点点弹性，因而显得比他们稍“左”了那么一点点。他认为，“基于自由选择的交易不存在剥削”的结论成立之前提条件，是“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的选择”。而“完美市场”显然是不存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最痛恨的，正是这“一点点”理论上的不彻底。他们反驳说，陈志武这话符合“国情论者的一贯逻辑——因为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赞成行政干涉。因为干涉了，所以就更加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赞成继续干涉。按此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 尽管陈志武教授多年来发表的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在鼓吹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但因为他对于市场的信任还没有达到迷信的程度，所以就被如此一番逻辑推理给推到了计划经济赞成者的队伍里。 按照在这场“陈、薛之争”中站在薛一边的人士从张维迎教授那里贩来的经济学流派划分标准，“正如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可以将人分为四类：完全相信从不怀疑；非常相信偶尔怀疑；半信半疑；完全不信。经济学也可以依据对‘无形的手’的相信程度划分为四类：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张维迎教授和张五常、薛兆丰师徒，以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当然都属于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奥地利学派。事实上，在旁观者看来，陈志武也一直是这一派中的主力战将。如今他犯下的，正属于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的“错误”。 他承认了市场有“9999能”，却仍然还差一点点没有承认“市场万能”。于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错误的观点是一连串的事，不会孤立发生。”奥地利学派的中国信徒一贯认为，只要给政府一丁点的“调控”、“干预”、“管制”之权，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所以，对于陈志武式偶发的“计划一闪念”，必须从理论上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含糊。 按照他们的标准，另一位一直被公众当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传教士的学者茅于轼先生，近期也已经从“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上倒退，似乎变得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甚至“半信半疑”起来了。像茅老最近所说“‘福利国家’其实只适合于那些国民收入高、政府廉洁的国家”，就简直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语言。因为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福利国家”是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所有国家都不可能适合。 当茅老说“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莫须有的“仇富”传统的时候，网民骂他的很多，可学界、媒体为他辩护的也很多。如今他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财富的分配过多偏向富人”，“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立场中庸了许多，骂声和掌声就都变得稀少了。 今年3月，茅于轼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403次学术报告会，邀请薛兆丰的私淑弟子、铅笔经济研究社青年学人李子旸和邓新华演讲“奥地利学派怎么解释经济周期”。李、邓的观点很简洁、鲜明：经济危机的形成就是因为政府多印了钞票。至于解决办法，“短期来讲就是政府放任不管，只压缩自己的开支。长期来讲，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立法禁止政府干预银行自主经营，第二个办法就是恢复金本位制并废除中央银行。” 茅于轼对此也发表了一点点温和的不同意见：“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非常完美，但用于实践可能还存在困难。在19世纪政府开始干预以前，世界上已经有经济危机出现。当时的波动比较小，不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带来的。如果有聪明的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面对茅于轼指出的经济史事实，李子旸当场的回应简直妙不可言。他说：“奥地利学派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 这就呼应了为什么要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来类比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连事实都不能证伪的理论，平行于经验世界的规范的形而上逻辑体系，只能是一种准宗教。“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市场教条主义”这样的词组用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完全是不带任何贬义的客观描述——他们本人甚至也会当成是赞扬吧。 奥地利学派本身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流派。它的逻辑体系是如此完美，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又如剃刀一般锋利，再加上其中隐约蕴涵着的一点冷战激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简直不可阻挡。读了米塞斯、哈耶克的几本书之后，尤其是读了那些中国传教士所写的格言式简本之后，那种豁然开朗，那种心明眼亮，那种真理独在我手、众生待我启蒙的快感和智力自负，是无以言喻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艾思奇写的小册子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魔力，也无非如此——虽然他们的逻辑体系是完全反向的。 秋风和政府“不谋而合”，秦晖是“温和法西斯”？ 当对一种理论“彻底性”的追求变得近乎洁癖的时候，就该清理门户了。 不仅仅是陈志武、茅于轼，或主动或无奈地与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拉开了距离。更早以前，曾经对薛兆丰赞不绝口，表示“我对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表示赞同”的奥地利学派研究学者秋风，就已经成为薛兆丰及其影响下铅笔经济研究社诸学人的批判对象。 “秋风在这几年一系列的文章中，矛头对准的总是市场里头的主体，越俎代庖地认为什么是不正义的，什么应该被禁止。”那些读着秋风翻译的巴斯夏、哈耶克著作成长起来的学界后辈批评他说，“故此，我所担心的是秋风在和政府‘不谋而合’当中，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干涉着自由，以反集权的名义走向集权。” 排拒有多激烈，反弹往往也就会有多激烈。秋风感叹：“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似乎是投资人聘请的专业辩护士。就在讨论富士康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论辩说：富士康之外的人，比如学者，呼吁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或者改善劳工福利，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富士康如果真的照做了，劳工反而会遭到最大损害：富士康不能盈利，关门大吉或者裁员，失业的劳工，他们连那点血汗工资也拿不到了。他们自以为高明地反问：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工人们就幸福了吗？这种声音，在劳工集体行动较为频繁或者媒体关注劳工权益的时候，总是出现。比如，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就是据此反对《劳动合同法》的。” 这话似乎已接近“愤青”“民粹”。一向站在秋风对立面的“新左派”经济学者杨帆、左大培等人，语言强度也无非如此。但相对其来自“同一战壕里”的论敌使用的语言，实际上秋风说的要算很温和了。铅笔经济研究社诸学人针对富士康事件发表的言论实在彪悍，如其辩友所称，尽展“那种掌握绝对真理的威猛作风”—— “富士康是在救人而不是害人。在重重管制下、在这么重的税负下，富士康还在生存，这就是对工人、对底层百姓的巨大贡献。一家在政府这么多的干预下艰难生存的企业，居然还受到知识分子的狂热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令人失望。” “富士康不仅不是血汗工厂，它还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 张五常教授本人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富士康事件后他的发言，雷人程度比起上述弟子们毫不逊色：“大叫收入不均是哗众取宠的政治游戏。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实在快。” 秋风让本学派的战友们失望，并非仅仅因为“仇富”，而且还因为他的这样一些言论，如“毫无疑问，政府和市场都会出错，也就是说，都可能失灵……因此，也许比较明智的思路，不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思考另一个问题：政府与市场两者中间，能否形成分立与制衡关系，就像政府结构设计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一样。当一个犯错的时候，另一个充当医生。政府犯错，市场（或者社会）去矫正。反过来，当市场在犯错误的时候，由政府去进行矫正”。 他走得比茅于轼要远，比陈志武更远，已经彻底触犯了对方最尊崇的神——“市场从不失灵”！ 对方因此用秋风批评他们的话，对他反唇相讥：“有些人的头脑实在太过简单，已经简单到不能理解基本的经济学知识 ABC。”同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比秋风更早被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当成异己势力进行清算的，是秦晖。这是当然的，因为秦晖教授多年来一直既讲“自由竞争”又讲“公平公正”，既讲“权利”又讲“福利”，而后一组概念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们所完全不接受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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