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金融高层发声，经济趋势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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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论坛透露了什么信息？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稳健第一，对内发展，对外开放。站在历史延长线上的普通人，如何应对变局？

文丨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 徐瑾

疫情之下，陆家嘴论坛低调开幕。

陆家嘴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2届，一直备受金融圈关注。惯例是，金融监管各条线领导都会发声，这一次则从刘鹤到易会满、易纲、郭树清等人，都有发言。

重磅人物的发言有时候只是走过场，有时候则不是，这一次似乎属于后者，透露了什么信息？我觉得可以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稳健第一，对内发展，对外开放。

1

政策整体取向，“稳”字第一

如果要理解各类政策变动的话，就需要品出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从金融高层的放话来说，基本来说，未来取向，“稳”字第一。

众所周知，疫情冲击，导致第一季度GDP创下负6.8%增速，可见冲击之大。不过，疫情始终是一次性冲击，如果处理得当，经济依旧可以满血复活。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论坛书面致辞所言，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比如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车市和楼市也在回暖。

2020，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有其政治意义。中国正处于“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也是全民奔小康之年。结合此前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往年最重要的指标也就是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并没有提及，而是将“六稳”、落实“六保”，放在重点。

因此，具体政策，也更为看重中小企业以及长期的行业发展。郭树清表示，“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0万亿元，而投资企业债券余额只有2.2万亿元，潜力巨大。可将更多资金用于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特别是电信、交通、新老基建等需要巨额中长期资金的行业。”

从发言来看，官方认定，疫情挑战将会长期化，因此需要为未来留出更大的政策空间。对海外各类货币放松、财政刺激、居民消费券等，中国的经济政策取向这一次可能选择更为保守。如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一方面，“各国已经出台的财政金融刺激措施规模和力度之巨大，史无前例”，不少国家和地区还在谋划出台新的刺激措施，另一方面，他建议大家三思而行，“应当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

基调确定之下，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路线图也基本明晰。从货币政策而言，刘鹤表示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郭树清则肯定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我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怎么能够让这么多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去无限量地印发货币呢？”

因此，即使遭遇疫情以及外围环境变故，此刻政策取向还是谋求恢复性增长，激进的刺激基本不会有，大的消费补贴也不太可能。

2

下滑应对：启动对内循环

刘鹤的发言从全局入手，从中也可以看出高层政策思路。他在致辞中提出双循环格局，“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所谓双循环格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提到。早在80年代，中国政策届已经有此说法。这次再次提出双循环，看起来是谈国内国际，其实重点，仍旧在于“国内循环为主”。为什么要谈国内循环为主？原因也在于，国际循环遇到瓶颈。

国内循环，能否启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些年来，中国目前GDP占到全球第二，虽然人均仍旧较低，但是成长不言而喻。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特点在于体量。体量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家大有家大的难处，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之外，还存在不少农村地区，比如最近李总理所谓“6亿月均收入1000元人群”。

另一方面，体量大，也意味着优势，那就是中国的国内需求和市场其实都足够大，深度和广度都可以拓展。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可以依托国内市场，列席世界科技巨头前列。

既然国内市场是广阔天地，那么如何作为。刘鹤提出三点原则，值得借鉴，那就是“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这虽然是在谈资本市场，但是对于别的领域其实也适用，只有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才能更好保护投资者甚至广大民众的利益。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启动国内循环，不仅仅是为了国内发展，更是为了国内国际互相促进。从这个意义而言，对外开放，依旧是一大动力。

3

外围恶化：继续对外开放

退后一步，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起飞？

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我曾经总结为三大红利——其动力主要是出口带来的学习效应、大量农村闲置人口转入工业的人口红利，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可以说，很多问题，归根结底，离不开改革开放。提到改革开放，开放恰恰是中国过去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个重大动力和外部环境。

前面所谈的亮点，无论是稳字第一还是启动对内循环，一个大背景都在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面临恶化。

几乎就在陆家嘴论坛的同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外部信息。一是中美之间，杨洁篪会见蓬佩奥，双方在夏威夷举行闭门会议；其次，外媒报道，中国放弃了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的关于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败诉裁定的争讼。

这两个新闻一前一后，传递的信息巨大，在国内得到的重视并不足够。一方面，这意味着中美在努力管控双方关系，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进入对抗与恶化；另一方面，WTO的诉讼失利，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度几乎回到起点。不难预计，欧盟等地将会跟随美国步伐，在关税、反补贴等方面给予中国压力。

如何应对？此时此刻更需要群策群力。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日前撰稿指出，“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她建议，中国的战略界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

所谓大战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加迪斯将“大战略”如此定义，“为无限远大的抱负与必然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结合。”

放在经济学中，其实就是在约束条件寻求最优解。

如今，世界处在大变局路口，中美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外围环境快速变化，而且不太乐观。后续情况如何，世界会继续分裂为两个体系，还是在碰撞中有序融合？除了祈祷，行动也是必须的。

财经系统不缺聪明人，可以说聚集中国最精英的一批技术官僚。他们不少有海外背景，也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的意见无疑对未来具有重大影响。

高官的陆家嘴发言中，都共同提到了开放。刘鹤强调将深化改革开放，“应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从小处说，开放对于建设金融中心，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陆家嘴论坛设立在上海，一大动机，就是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助力。问题在于，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并不是说将香港、深圳、北京等兄弟城市比拼下去，恰恰需要不同城市联手，共同拓展市场深度，才能发挥中国市场大的国内循环，真正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一试高下。

陆家嘴论坛已经12年了，当年目标中，2020年是上海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日子。对照现实，成绩不少。如央行易纲所谈五点，“上海正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上海正在成为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中心”，“上海正成为金融开放的中心”，“上海正在成为金融科技中心”。与此同时，需要弥补的点仍旧很多。税收、人才、制度，这三点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对照一下，明白人也就心知肚明。

加迪斯认为，“如果你寻求的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那么你迟早要调整目标以适应能力。随着能力的提升，你可能会达成更多的目标，但不可能达成所有目标，因为目标是无限的，而能力则永远存在界限。”

我们正位于百年大变局，面对外交变局，战略眼光越来越重要。站在历史延长线上的普通人，应该更多具备宏观视野，才能理解趋势。毕竟，多数人的目标，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需要多数人的共同努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更多可见作者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个人微信联系 jjr19001900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复杂形势下的留学趋势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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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何去何从 经济趋势 国际金融中心 市场经济地位 世界贸易组织 工业经济 版主 经济 资产 概念

ADE：新冠疫苗可能遇到的“路障”

原创 安贾娜•阿胡贾  FT中文网  昨天

虽然目前有多达183个新冠疫苗开发项目，但是曾经挫败SARS疫苗开发的抗体依赖增强(ADE)效应意味着，成功并无保证。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科学作者  安贾娜•阿胡贾

当初它被誉为一款突破性的登革热疫苗；登革热是一种不受重视的热带疾病，每年造成约2万人死亡。就在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生产的登革热疫苗“Dengvaxia”面向菲律宾80多万名学童进行大规模接种的过程中，陆续有报告称，接种疫苗的一些儿童得了重病，有些甚至死亡。

2017年这次大规模接种被叫停了，菲律宾卫生部长等官员连同赛诺菲巴斯德的六名雇员目前正在候审，罪名是“鲁莽过失导致他人死亡”。

所有被告均否认这一指控，该公司也坚称疫苗是安全的。但在这场Dengvaxia悲剧的中心仍有一个未解的科学谜题：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疫苗会不会没有提高免疫力，反而加剧了感染？

现在提出这一问题，在时机上再适合不过。一个后新冠病毒的世界，要依赖某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若没有疫苗，回归常态可能会导致更多人死于一种新型呼吸道病毒，人类对这种病毒没有免疫力，目前也没有任何能挽救生命的治疗手段。



瑞德西韦(remdesivir)虽被批准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但并不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它可以缩短康复时间，但不能提高生存机会。

但是，一个阴影笼罩着开发新冠疫苗的全球竞赛，即一个鲜为人知的现象：抗体依赖增强(ADE)效应，也被称为疾病增强或免疫增强。

“抗体依赖增强效应”指的是一种违反直觉的、潜在危险的现象：本应战胜疾病的抗体，不仅不会吞噬病毒，反而会加重感染。

这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并非毫无根据的担忧。新冠病毒与引起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冠状病毒属同一科。针对这些21世纪疾病——SARS出现在2002年，MERS出现在2012年——的疫苗研发，迄今受到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的阻碍。

一些注射了实验性SARS疫苗的动物，在随后被感染后，比未接种疫苗的动物产生了更严重的肺部炎症。这些试验被终止了，至今仍没有有效的SARS疫苗。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疫苗中心主任贝亚特•坎普曼(Beate Kampmann)说，从之前的冠状病毒疫苗观察到的抗体依赖增强效应来看，疫苗学家必须谨慎行事。“我们不想夸大风险，但没人能100%保证不会发生疾病增强。如果这一次出现这种现象，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

对任何候选疫苗来说，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的出现都将是一大挫折，也是COVID-19故事中一个残酷的情节转折；COVID-19已被证明造成了比SARS或MERS破坏力更大的疫情。

SARS在8个月内感染了大约8000人，COVID-19在大约6个月内确诊感染了700万人，其中逾40万人已经死亡，后一个数字很可能还被低估了。

这些毁灭性的健康影响伴随着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制造业见证了全球供应链的断裂；航空、旅游、休闲和酒店等行业因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而遭受重创；学校和办公室关闭意味着教育缺失和就业不稳定，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会带来各自的长期健康后果。

有关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比例特别高的发现，增添了一个严峻的社会和政治维度。

一种能让人们再次安全地一起生活、工作、旅行、学习和社交的疫苗，是结束封锁的最佳长期退出战略。这一点体现于空前数量的COVID-19疫苗项目：据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跟踪，截至6月10日已有183个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能够结出果实的可能性似乎应该存在，但成功并无保证。艾滋病已经困扰了我们40年，至今仍没有艾滋病毒(HIV)疫苗。

当你自然遇到病毒时，你的身体会展开一场全面的战斗，以阻止病毒进入细胞；病毒需要进入细胞才能自我复制。



在某些人身上，这足以预防症状和发病。在一、两个星期内，一个更具“适应性”的反应出现了：你的身体产生定制抗体，专门与这种病毒结合，还有T细胞，负责清除已被感染的细胞。

疫苗的设计宗旨是向免疫系统提供病毒的安全分子“分身”，从而人为诱发这种适应性反应。这种伪装诱使免疫系统产生其遇到天然病毒后产生的抗体和T细胞。

接种疫苗可以建立对病毒的生物“记忆”，但不会有自然感染的危险。如果病毒真的来袭，接种过疫苗的人体应该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抗击。

出现抗体依赖增强效应意味着，这种准备出了问题。免疫系统非但没有将病毒拒之门外，反而帮助病毒侵入人体细胞；本应预防疾病或使病情减轻的疫苗，结果导致更严重的症状。

当这种现象在针对SARS的研究中出现时，疫苗的研发停止了。但科学家们不能肯定这种现象总是会在试验过程中出现。

生物医学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重大科学投资项目主管迈克•特纳(Mike Turner)表示：“只是在数千人接种Dengvaxia后，增强效应的问题才凸显出来。”惠康基金会为全球疫苗研究提供资金，并曾在推动埃博拉(Ebola)疫苗研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尚在试验阶段的新冠病毒疫苗可能会导致接种者临床症状恶化的风险，被公认为是目前试验中的一个“理论上的担忧”。

自愿接受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詹纳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疫苗注射的志愿者，通过一份信息表得到警告：他们的安全无法完全保证。

令人鼓舞的是，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上月报告称，6只被注射实验性疫苗的动物，在后来被感染时并未出现免疫增强效应。

然而，人类并非猕猴：当接种过疫苗的人类志愿者遇到新冠病毒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



领导美国COVID-19抗疫工作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个问题；那次采访说的是另一种备受期待的、来自美国公司Moderna的疫苗。他谈到，需要在被拯救的生命与那些可能被抗体依赖增强效应危及的生命之间进行某种权衡：“那么，对应于每一个病情加重的患者，你可以拯救1000个生命，我会接受那种风险，对不？”

这或许是社会不得不考虑的一种取舍。大流行病的疫苗必然是在我们尚不具备全面认知的背景下研发出来的。正在协助英国的全国检测工作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病毒免疫学高级讲师扎尼亚•斯塔马塔基(Zania Stamataki)提醒称：“我们发现这种病毒才6个月。”

“这段时间不足以评估你是否会被感染，产生保护性免疫力或再次被感染。如果人们可能再次被感染，并且出现比第一次更严重的症状，那将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我们可能正在遭遇疾病增强效应。对于COVID-19，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很低。”

导致COVID-19的病毒之所以被命名为SARS-CoV-2，是因为它在基因上与SARS病毒相似。相对而言，它仍然是一个免疫学上的未解之谜：尚不完全清楚一些人哪些部分的免疫系统被这种病毒激活，或者为什么不同的个体对这种病毒的反应如此不同。例如，为什么一些健康的年轻人染病后死亡，而一些被感染的百岁老人却存活下来？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免疫学教授丹尼•阿尔特曼(Danny Altmann)与人合写了关于新冠病毒的《柳叶刀》(Lancet)摘要。当我请他在从0到10的尺度上，对我们对SARS-CoV-2免疫特性的了解程度打分时，他选择了5。

虽然对这样一种新病毒来说，这仍然代表着了不起的进展，但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尚不了解的那一半。”关键的未解之谜包括：免疫系统的哪一部分能够给COVID-19病毒带来致命打击？抗体与免疫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免疫力可以持续多久？一个人会被感染两次吗？如果出现第二波感染怎么办？

例如，在COVID-19病例中，高抗体水平似乎与比较严重的病情存在关联。相比之下，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血液中的抗体水平有时很低，甚至检测不到。

因此，这是第一个免疫谜题：COVID-19抗体水平并不是保护性免疫力的直接衡量标准，甚至不能保证具有免疫力。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质疑免疫证书（即所谓的免疫护照）价值的原因之一。

阿尔特曼赞同道：“并非所有免疫都是好的免疫。COVID-19的一些真正严重的后果可能是过度激烈的免疫反应造成的。不同的疫苗会刺激免疫系统的不同部分，第一款研发出来的疫苗未必是最好的疫苗。”

今年秋天可能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一个转折点：可能会传来有关疫苗的积极消息，我们也应该知道有没有第二波疫情正在扑面而来。上个世纪的西班牙流感疫情分三波爆发：第二波疫情发生在1918年秋天，是最致命的一波。

阿尔特曼认为很可能会有第二波COVID-19疫情，它将会产生两个影响：那些迄今躲过这种病毒的人将容易受到初次感染；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可能面临第二次感染的风险。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一个人会两次感染COVID-19。韩国报告的疑似二次感染病例，已被归咎于检测缺陷。

但二次感染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与新冠病毒同属冠状病毒的两种较为温和的感冒病毒，能够在一年内使人再次感染。如果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那么第二次感染应该会产生抗体，而抗体依赖增强的风险也将会再度浮现。

坎普曼解释称：“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的关键是再度遇到病毒，我们不知道再度暴露于病毒的人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尚处于第一波疫情。我们必须认真跟进那些成功战胜COVID-19的人，看看第二次感染会不会带来糟糕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将会陷入非常棘手的境地。”



她表示，所有人都在关注武汉——尤其是那里的医疗工作者——以观察第二波疫情对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意味着什么。令人担忧的是，抗体依赖增强效应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小儿炎症综合征，这种综合征似乎与新冠大流行有关：许多患病儿童的COVID-19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

那些死亡原因疑似与Dengvaxia有关的儿童在接种疫苗前无抗体，即他们的血清检测呈阴性。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接种疫苗后首次感染登革热——一种由蚊子传播的发热疾病。

Dengvaxia已经撤出菲律宾市场。而在美国和欧洲，它现在只能给那些有过登革热感染史的人进行接种。对于赛诺菲的试验是否本应在疫苗上市之前就发现其对血清阴性人群造成的风险，各方仍各执一词。

惠康基金会的迈克•特纳(Mike Turner)表示，最小化疫苗抗体依赖增强效应的风险意味着，疫苗试验中应该既有从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也有之前感染过的人。

第一阶段试验要确保疫苗不会造成伤害；第二阶段试验（会有数百人参加试验）要展示疫苗效果，即接种过疫苗的人是否比未接种疫苗的人更不易被感染；第三阶段试验（詹纳研究所的候选疫苗试验将有5000名志愿者）将展现出这种疫苗是否能够大规模发挥作用，以及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特纳表示，与2014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危机期间一样，疫苗的研发流程——包括科学、伦理和监管决策——正在同时进行。但是速度并没有以安全性为代价。

“一个通常需要花费三到四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过程，现在六周就走完了。”他表示，“但我们并没有走捷径。人们正在放下日常的工作来优先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是当下一个生死存亡的威胁。如果我真的发现有人在走捷径，我一定会吹哨。你会让世界上一半的人拒绝接种疫苗，那是不值得冒的风险。”他表示，几乎任何疫苗都比患病更安全。

坎普曼对此表示赞同，她表示，她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已准备好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了。就连她本人在听说了COVID-19病房的故事后，也改变了对这种疾病的看法：“我最初认为，‘我越早感染（COVID-19）越好。’我现在不再这么想了。我已经50多岁了，我看到有我的同龄人接上了呼吸机。我要等着疫苗研发出来。”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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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下）

原创 聂日明  FT中文网  昨天

















上海有大陆的腹地优势，但与香港相比，上海目前还面临一些制度性短板，短期内基本没有替代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可能性。


文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聂日明

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上）
双城记：香港与上海的往事和今天（中）

2000s：上海复兴、与香港并驾齐驱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虽位列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开放力度仍然不大。到1990年，其经济活跃度已经落后于深圳。此时的上海，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低谷。1990年，邓小平多次鼓励上海改革开放，要像深圳一样搞，次年他则明确提出“上海要开放”、“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策开发浦东。随后，上海开始浦东开发，推进各项改革。随后，上海经济开始腾飞，以高于香港近一倍的速度增长，并于2009年前后超过香港GDP。




2017年，上海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28.5%（《中国经济报》），香港货物进出口总值10,560亿美元（香港政府统计处），两者相差无几。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也颇具成效，在上海交易所上市融资规模在最近十几年的一些年份开始超越香港。

上海的复苏，主要是中国经济腾飞所致，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从可有可无的角色跃居全球第一，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的12.8%（2018年数据，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美国排名第二，份额为8.5%。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复苏的原因与150年以前上海的崛起毫无二致，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地区唯一一个可以江海联运的中心城市，只要中国经济可以融入全球，上海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的体量在全球城市中必然会有一个显著的地位。

随着内地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服务贸易中心服务内地的角色，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等因素的推动下，香港特区政府确立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定位，并将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服务定为四大支柱产业，目前是建立香港自身的高增值服务体系，在支持内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内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重新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城市，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四个中心，近年还明确了“科创中心”的角色），2009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这些举措，毫无疑问是立足于上海是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连接点。很明显，上海和香港的角色明显有竞争的关系。



那么作为中国与世界的连接点，上海和香港谁可以胜出？表面上看，与上海身处中国内地的中心区位相比，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定位明显差了一层，时间稍长，香港是无法和上海竞争的。长期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排名的Z/Yen公司每年提供两次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排名，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长期保持了前四名，但新近的几期排名中，香港下滑，第27期的排名中上海跃居全球第五，超过香港。

在这个时代的城市竞争中，区位依然重要，城市经济腹地的规模也很重要，但这些都不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对于金融城市而言，制度和路径依赖格外重要。2009年，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提出一个看法：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他认为，金融中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结果。伦敦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后来纽约的崛起取代了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可是，银行、资本市场等金融的发展，英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为那些规则、合约、监管以及法律，都是在英国形成的。伦敦再度成为与纽约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是因为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在欧洲的扩张。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伦敦再度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机遇。



正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基因条件，这些金融中心地位不容易动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当多的金融中心越来越依赖英语、美元和普通法系这三样东西。从此，金融中心就有了一个模式，不容易发生变异，这即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按前述逻辑延伸讨论，所谓的英语，指的是开放和全球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城市首先需要有足够规模的国际商务旅行和外国人在此常住；美元更多代表了资金可以稳定和自由的流动，而普通法则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治理体系、习俗与规则不会轻易改变，商务与生活环境在确定性、适应性与连贯性可以很好的平衡。

不管是上海公共租界的经验，还是香港当下的现实，金融中心的发展，一是依赖于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和国际同类机构竞争，如税收、金融监管、资金自由流动、法治水平，这些都是极为关键的要素，缺一不可。

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看，上海有大陆的腹地优势，中国经济体量如此之大，上海必然会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上海要成为全球资金融通、交易的中心，那么就要问，全球其它地区的资金为什么要到上海这里绕个弯？与香港相比，上海目前还面临一些制度性短板，短期内基本没有替代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的可能性。



三、枢纽城市：从区位到制度

水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地。城市离不开水，长江、黄河以及京杭大运河，在物资输送、战争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宋代以来的近世，海运和远洋贸易渐起，海运堪称近代以前的高速公路，运输成本更低，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地区维度展开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为水运连接的节点，港口处于的城市，是贸易的集散地，带来了金钱，也影响了制度。

Acemoglu等人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将西欧的崛起因而引起的东西方大分流的时间起点划在1500年，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部分国家通过大西洋与新大陆、非洲和亚洲有大量的贸易，这种贸易不仅直接通过彭慕兰所说的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西欧本土的生态困境，还引发了体制变换，大西洋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商人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限制了君主政体的权力，保护了商人的财产权，这些制度上的进步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在交通成本决定物资输送的时代，区位的地理优势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和地位，唐朝的两京（长安、洛阳）及两京走廊是达官贵人集居的地方，但东南部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物资向西北部输运不便，城市发展的重心自然也会向东、向南迁。明清时代南方经济向北京输送的同时，也造就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后来海运的兴起及津浦铁路的建设，让运河沿线的城市衰落，铁路沿线的城市兴起，济南、徐州、蚌埠等城市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在明清经济重心南迁的背景下，长三角及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内贸时代，上海并不是中心位置。但中国接入国际贸易后，上海就成为中国的中心，上海封闭以后，香港就替代了上海的位置。

回看过去150年沪港双城枢纽地位的轮转，在宏观层面是由中国开放与否决定的：中国的两轮封闭和窗口城市的需求造就了广州和香港；中国的两轮开放，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需求，两次造就了上海。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区位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地理的重要性决定了大城市出现的位置，因此培育出经济规模和制度习俗。在交通成本日渐降低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依然重要，但人和人决定在哪个城市集聚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路径依赖很重要，制度也很重要。

上海和香港的轮换并不特殊，纽约也经历了相近的过程。它以港口起家，最初主要向南方转运小麦面粉，依托港口，纽约的制糖、纺织、服装和出版业开始发展，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开始大幅降低，港口的地位变得没那么重要了。20世纪上半叶开始，纽约的失业率高，犯罪率也高。这时城市能不能摆脱衰退、实现复兴，取决于它能不能让聚集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而创造价值。纽约成功地走出了衰退，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纽约的开放、包容，使得它可以持续地保持高密度人口及人口来源的多元，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创新，通过金融、时尚等行业带动了城市的复兴（详情可见格莱泽所著的《城市的胜利》）。

上海第一次崛起，有接入国际贸易时所处区位的优势，也有广州因循守旧、制度落后的原因。而深圳的崛起则复制了上海的道路，彼时的上海已经不再是改革的领头羊，它恰如当年的广州，而深圳恰如1840年之后的上海，没有历史包袱，锐意创新，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全国四个一线城市之一。

深圳的法宝说起来并不新奇，和当年的上海几乎完全一样，一是深圳有区位优势，毗邻香港，联通内外，二是深圳作为特区，但历史短，包袱少，比其它的三个特区更特，更加包容、开放，市场化程度更高，处于转型中的国家，正式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如果严格执法，往往会挫伤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对于违法建筑、违规用人等现象也没有下死手去打击，也体现了深圳的包容。上海有“大”城市的先发优势，香港也有国际化和普通法的优良传统，但人并不必然会沿着这个路径继续集聚，他们还要看城市是否宜居，商业氛围是否繁荣，当下这个时代，这个更多与制度相关。

因此，要检视沪港两地的未来，还是需要回到历史。只有厘清这两个城市地位轮换的路径，我们才有可能一窥它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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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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