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苏小和《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近日,自称“财经作家”的苏小和在网上发表题为《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又名:《郎咸平害苦了中国人,你还相信他么?》)的文章,就当前热门的经济话题如国企改革、国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逐一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挑战和批驳。这种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固然值得肯定。然而,作为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向来以精确的数据和冷静客观的逻辑分析见长,并非含情脉脉或慷慨激愤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一点,诗人出身的“财经作家”苏小和显然还没有走出诗人特有的浪漫性情绪性思维。
先看诗人关于国际经济竞争的观点:“产业链阴谋、金融超限战,都是一些狭隘民族主义假象敌思维,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旋律,却是合作共赢。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今天,一家标准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今天,全球贸易再也不需要军队护卫,全球通行的产权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有了普适性的规则。”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用美好的想象力构建出的没有纷争和压迫,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互利的“乌托邦”。然而,现实与想象之间永远存在巨大的差距: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磨擦明显增多,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特别是本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那些原本强迫发展中国家遵守的所谓贸易规则,成了最先被那些发达国家抛弃的废纸,他们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不择手段的封杀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我国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仅今年一季度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就有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增长93.5%。而世界各国新发起的19项反倾销调查,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就有9项。造船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订单出现下降,新增订单同比下降幅度更大。这些事件严重挤压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空间。而美国更是甘愿冒“探索和建设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天下大不违,通过一系列新监管法案,把大型金融和制造企业实际纳入国企范畴。上述事实充分表明:所谓当今世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实际是现代经济先行,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优势地位而设计的所谓普世规则。一旦形势有变,现行规则变得对他们不太有利甚至有害的时候,他们会毫不迟疑的要求改变甚至抛弃这些规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大国更利用其“先发优势”,站在发达市场经济的制高点,使用各种手段,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以他们的利益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当中。至于“今天,全球贸易再也不需要军队护卫”更是连幼儿园小朋友也不会相信,请问如何解释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索马里海盗事件呢?目前,全世界包括联合国在内,一致谴责索马里海盗的恶劣行径,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更把索马里海盗形容成十恶不赦之徒。然而,有人关心过海盗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么?据研究,索马里原本拥有整个非洲最大的渔场,各种海产极为丰富,当地居民本来可以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为何要“落草为寇”呢?难道仅仅是受美国电影《加勒比海盗》的影响,觉得当海盗很“酷”?纯粹为了“过把瘾”?然而生活并不是浪漫的好莱坞电影,现实的生存压力才是永恒的主题: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的船队大批进入索马里海域,罔顾在自己国家严格执行的限制捕捞法规,大肆进行灭绝性捕捞,导致海产资源枯竭,完全不给索马里渔民任何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机会。更可恨的是西方列强把大量化工原料倾倒在索马里海滩上,使索马里沦为美国、欧洲列强的“垃圾场”;据消息灵通人士披露:仅2003年索马里就有300多人死于无名的毒症。至于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则根本无从统计。“在许多索马里人的心中,昨天是黑暗的,充满饥饿、恐惧与失去亲人的痛苦;明天是空洞的,没有希望和目标;顾得上的只有今天,要想方设法的生存,哪怕铤而走险。”索马里海盗事件,发人深思。
再看看已经和正在我国周边发生的黄海美韩日军演,和南海美越军演,美国几乎把所有的最先进的重量级兵器开到我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绝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更不是为了游戏好玩,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而压迫中国按照美国的规则出牌。
再看诗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论:“郎咸平现在似乎不反对国有企业改制,只是提醒众人,必须在一种健全的监管制度下,在一个合理的法治背景下展开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是忽略因果关系的废话!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的大面积存在,才导致我们的监管制度和法治建设不成气候。国有企业用一种产权模糊的、垄断的、反市场的方法,抑制了市场效率的提升,阻挠了社会公平的达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有企业不彻底走出阴霾,美好的监管和法治,难道可以从天上掉下来么?”“历史作证,政府一直在试图掌控所有的资源,到文革时期,政府甚至干涉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一些进步,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退出部分市场,让民众自由竞争。哪个行业政府退出得早,退出得彻底,哪个行业就繁荣昌盛;哪个行业政府牢牢把控,哪个行业就会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在这里,郎咸平第三次站在了常识的对面。”按照诗人的观点,一是仿佛国有企业是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一切闹心的事情都是因为有了国有企业;中国要发展,国有企业注定要被私营企业全面取代。二是政府官员统统应当下岗回家,全面放开市场和行业。哪个行业政府退出越早、退的越彻底,哪个行业就越灿烂。然而数字永远比诗歌更有说服力:2002年至2009年7年间,尽管央企总数从2003年的196户,缩减为目前的123户;然而央企的资产规模却由7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销售收入从3.4万亿元增长到12.6万亿元,增加2.7倍;实现利润从2405亿元增长到8151亿元,增加2.4倍,七年累计实现利润4.7万亿元;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长到11475亿元,增加2.9倍,7年来央企累计上缴税金达到5.4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数目从6家增加到了24家。以国有企业为主生产的一些工业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2001年,我国钢产量达到1.53亿吨、原煤产量11.1亿吨、水泥产量6.4亿吨、化学纤维828.3万吨、平板玻璃2.04亿重量箱,均居世界第一;发电量达到14780亿千瓦时,位居世界第二。
上述所有,正是当今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经济领域和西方列强斗智斗勇、平起平坐的最大本钱。反观我国民营企业,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目前在国际经济战场上基本上无法与实力强大的外企抗衡,可以说:尚未开战,胜败已定。从2003年的大豆企业大量破产事件,到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力拓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等,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我国企业难以担任起与强大外资竞争抗衡的重任,面对强大外资的冲击,轻易便破产或遭到收购。民企的差距尤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有建立强大的企业国家队,才能保证我国企业在与强大外资交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战略方针。自2003年担任国资委主任以来,李荣融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央企是要去“踢世界杯”的,即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具备与国际性大企业相匹敌的经营和管理水平:中央企业不是一般的企业,肩负着重大使命和责任。要打造完美无缺的顶梁柱,加快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代表国家形象,体现国家综合竞争力。无论中国经济的历史进程和目前的整体实力都决定了,只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国企队伍,才有可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利益格局中,为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争得一席之地。这是万万不可怀疑和动摇的立国之本。那些所谓的我国必须“经济去国家化”,“经济领域要严防国进民退”,“要严格执行和推进我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规则接轨”等等理论观点,不是无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可行性,就是政治上糊涂透顶。
再说政府退出市场的问题,先看看诗人最为推崇的“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是如何行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6月1日表示,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下,政府必须接手这些有危险的私有企业,对他们进行国有化,鉴于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全国经济是否取得恢复都得依赖他们的存在。在通用破产案审理过程中,美国政府决定对该公司投资500亿美元,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并对大多数董事会成员进行重新任命。从注资疏困,到制定计划进行整改,甚至更换企业领导人,到如今拿下60%的股份,政府强势介入了企业的微观管理。另外虽然奥巴马政府一直对银行国有化的说法进行躲闪,但是事实上已经控制了部分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都获得了政府450亿美元的资助。政府事实上拥有花旗银行34%的股权。作为交易,在股息发放,薪酬以及经营上,都要唯政府马首是瞻。最近更是强力通过了新金融监管法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另外诗人还说过:“今天,一家标准的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而一家有远见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在美国登堂入室。” 近日,美八名参议员质问财政部目前是否针对华为投资项目与斯普林特谈判。参议员信中写道:“斯普林特为美国军队和法律执行部门提供设备,也为很多的公司提供系列设施、系统软件和服务。我们担心,如果华为成为斯普林特的供应商,会给美国国家以及公司的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参议员的逻辑是:斯普林特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同涉及敏感部门和国家机密,如果与华为合同达成,意味着华为对斯普林特的控制力加强。参议员认定,该项交易会增加美国在科技专利或间谍上承担的风险。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王保东声明表示,华为不过是一家想在美国做买卖的中国公司,“我们希望美国理性审视正常商业活动。不要当不想促成某事时,就拿国家安全当幌子。” 华为上周五发表声明:“美国总是以陈旧的错误面孔看待华为,公司对此十分失望。”同时,华为针对美国公司指控其知识产权侵权进行辩护。无独有偶: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就因许多美国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而遭到拒绝;而日前光明公司收购澳糖也因澳政府恐澳糖被中国企业收购后影响澳大利亚糖业定价而失败。所谓“登堂入室”云云,不过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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