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闪耀人生]田国强老师的经济学奋斗之旅

喜收硕果 破格提升

1987年7月底我来到了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当“终身轨”(tenure track)助理教授 。在美国当大学助理教授有两种类型:“终身 轨” 和 “非终身轨”。终身轨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相当于“正式工”，而非终身轨相当于“临时工”或“合同工”，无论工作多长，都不可能转正。美国的助理教授不同于国内的助教。只要这个系招博士生，即使是终身轨的助教授也可能是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博士答辨委员会主席，因此，在美国，具有终身轨的助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博导”。当时在美国当经济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少。当时我的英语与来美国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口语还不是很好。系主任对我说，如果我的英语好的话，多半到前五名的经济系去任教了。在国外，同等水平的情况下，国际学生在美国找工作一般来说比较吃亏。因为文化的不同，再加上语言上没有英语是母语的人讲的流利，好学校担心你教学有问题，只好到次一级的学校去，除非你比别人出色很多。我觉得要想被别人承认，就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研究高深的东西，尽力多发表文章。在美国研究性大学，一般要花6-7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具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一般要12-15年，才能由助理教授成为正教授。
在美国研究性大学拿到终身教职非常地不容易，需要发一定数量的论文，且要有几篇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上高质量的文章，搞好教学，参与系里一些的事务性工作。我所在的系三分之二的助教授拿不到终身教职，最终只好被淘汰。要拿正教授，需要继续努力发文章，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并拿到了终身教职，这样短的时间内获得终身教职，在得州农工大学是很少见的。1990年时，系里评终身教职的工作早在5、6月份开始，10月份就结束了。11月时，当系里得知有其它学校对我有兴趣时，担心我离开，立即采取紧急特别措施，通常要至少花费半年时间的终身教职审批过程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包括本人提交自我鉴定报告，找校外5-10名教授写评审鉴定信，组成评审委员会拟写评审报告，提交给系里具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讨论，系主任拟写综合全系的讨论报告并给出自己的推荐意见，提交给文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文学院院长审批，校教务长批准。按照美国研究性大学的通常做法，校外评审人都是著名教授，大多是所在研究领域的权威，比如在我提升的过程中就有麦斯肯(Eric Maskin) 和拉丰 (Jean-Jacques Laffont) 给我写过推荐信。麦斯肯和拉丰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国内的读者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但只要我指出麦斯肯是钱颖一、许成钢、王一江、李道葵和白重恩的导师就可知道他的份量了。在十一月底的时候，系主任通知我，我的终身教职已由教务长批准了。至此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剩下的只是走过场，需要校长和校董事会过目，最后由校长发聘书，象其他申请拿终身教职的人一样，1991年秋季正式生效。再过了四年，1995年我又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这年我39岁，在美国经济学界这个年纪成为正教授是比较早的。在8的年时间内拿到正教授，这在我们学校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我奋斗拿终身教职、升教授的那些年中，我写论文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一年能写近十篇文章。那时，系主任说我是写文章的生产机器。其实，写文章做研究并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以为要打好非常坚实的基础，才能做研究。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有坚实的基础当然好，但问题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成果。为了加快出成果的速度，应该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研究中学习新东西和新技巧，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只有这样，才具有针对性，才学的快，记得牢，且学的东西都是你最需要的。除了必要的基础，读论文要从最新的论文读起，最好是从未发表的论文(working paper)看起,这样你一下就能达到了研究的最前沿，已发表的文章至少两、三年前就已写出，更新的结果可能已经被别人作出来了。每篇文章后面都有相关的文献，可从里面找出与论文主题非常相关的那些论文学习，从这些论文中又可找出更早的论文，这样便可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对你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另外，读论文，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任何一篇文章不可能完美，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它改进的地方，比如它的假设太强，结论不符合实际，或模型太复杂等。即使文章本身没有太大改进的地方，结果很有新意，理论很新，但是否可把其中的思想，想法借鉴到其他领域中去，从而对其他领域作出贡献呢？
一般来说在国外发表论文很难，非常具有竞争性，从写出文章到正式发表的周期很长，一般来说要两到三年，有时甚至要拖五、六年才能发表。由於我的多产，在1989-1993年世界经济学家在国际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和论文引用次数的排名中，列第247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2位。在1990-2000年的排名中，按论文发表列第282位，居华人经济学家排名第4位，按论文引用次数，列为504，据华人经济学家第4位。被最近出版的《Who Is Who in Economics》收列为世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心系中华 服务学会

在我拿到终身教职之前，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学会、讲学和其它学术活动，即使是系里的行政事务活动也很少参与，除非被系主任点到头上。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自己拿不到终身教职的风险，另外一方面是我本人行事方式所然。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具有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可能会随时发生，我不愿把任何事情放在最后一刻才去做。所以我在毕业的头几年很少参加影响我写文章的其它活动，一心一意的写论文。在我拿到终身教职后，去参加1991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的年会时， 学会一些老会员、老朋友对我说，学会已成立6年了，你还没有正式为学会服务过，你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你这次应该站出来，为学会服务。当时我想，我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会员，从1985年参加成立大会时起，就是学会会员，现在应该是为学会和大家作一点工作的时候了。于是我在这次年会上被选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1-992年的会长。我那一届的理事会实力很强。易纲是当时学会的副会长，前任会长陈平和张欣是理事会成员，他们和其他理事会成员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想把学会办得更上一层楼。易纲和陈平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易纲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我们在一起合作的很好，作了许多事情，开展了大量学会活动，新立了许多项目，有的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那一届是CES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CES基本上是一个学生组织，出版一个会刊，活动很少，在中美两地都不太有影响力。我上任会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使 CES加入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是一个以美国经济学会为主、具有几十个分会的学术组织，每个分会都与经济学或金融学有关。美国经济学会是它最大的一个分会。经过我们理事会的努力，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在当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美国社会科学团体协会，成为它的一个分会。这标志着我们学会受到学术界的认可，从一个学生组织转变为一个专业学术团体组织，在每年年初的社会科学团体协会年会上，我们经济学会都要举办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题讨论，其中一个是和美国经济学会共同举办，这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经济学会在国际上学术界的影响力。我们那届理事会所做的另一个项目就是争取在国内和某个单位联合举办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当时我们找的合作对象是中国科协。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实现。随后在易纲为会长的下一届理事会终于实现了在国内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愿望。1993年与中国海南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合作，在海口联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从此以后，经济学会每年在国内联合举办一次研讨会，从未中断过，使得我们经济学会在国内影响也越来越大。
我们那届理事会所做的另一个项目是由我和易纲主编的一套14本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1993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我们发现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很不了解。于是我们就组织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14本关于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其中包括我和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1993年中共14大召开，中国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这套丛书正好赶上这个时机。这是第一套通俗地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当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发布会，许多领导和新闻媒体都参加了发布会。我们给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及大专院校赠送了这套书，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套丛书1994年还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大奖。此外，我们那届理事会还对学会组织建设和学会期刊作了一些大的动作。为了增加学会的稳定性和学术性，我们那届理事会建立了学会院士(fellow)制度,并选举了学会首批院士。同时，我们也将学会办的英文期刊《中国经济评论》的管理更规范化和制度化了。那时，学会期刊几乎处于停刊的边缘，个别人为当期刊主编争的很厉害。为此，理事会制定通过了期刊主编的任命和任期，期刊发行的具体规则，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期刊出版发行合同。现在，中国经济评论已经非常稳固，成为国际知名的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 权威期刊之一。
除此之外，我还和洪朝辉教授一道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并担任首届主席(1995-1997) 。随着当前各科学间的互相渗透, 交叉、边缘组合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潮流和重要特征。许多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如中国的体制转型,是属于综合型的,涉及到多领域的现代社会工程问题的研究,不是单一社会学科所能解决的,需要同时集中多学科的专家来解决。作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前瞻性，走在时代的前面。教授协会在最近三届会长的领导下，办得越来越有起色。教授协会每年都组织会员讲座团回国考察、讲学，同时每年在海外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的专家、学者与会，比如在2002年10月在美国加州由教授协会主办研讨会上，从国内来了七、八位学者与会，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学者和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校长。我们和国内不少学校和单位也建立学术上的联系，如人大、政协等，人大、政协不时地也找教授协会的会员收集关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

关注教育 回报社会

自从我拿到终身教职后，经常回国讲学、办学和开会，每年两三次。现兼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顾问，华中科技大学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我被美国竺可帧教育基金会评选为2001年度浙江大学竺可帧讲座教授。另外还在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军事经济学院等大学经常讲课或任兼职教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就需要许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几年的事，而是许多年的事。也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们在这方面要有战略眼光，要多拿钱出来办教育。我在国内基本上是学数学的，来到美国后才系统地学经济学，属于半路出家的经济学者，经济学和数学都学得不是很好。尽管我是属于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人之一，可能占了点先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超过我。由于自己的经历和基础所限，我自己属于过渡性人物。“长江后浪推前浪”，在当前国内良好的学习环境下，新人一定会倍出。在现有的条件下，短期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不太可能，但我们要有这个打算和眼光。只要我们在国内继续努力推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抓好本科生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和打好数学的扎实基础，这些都是培养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从本科生按高标准抓起，就一定会在将来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中国经济学家。1999年开始，在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现教育部部长周济的大力支持、关心、参与和领导下，我们在海外的一些林少宫教授的弟子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开办了一个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班。周济校长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上世纪80年代中一拿到博士就返回母校工作，是至今为止改革开放后在国外取得学位，现任职最高的归国博士。周校长也是一个类似于老校长朱九思的人，颇有气魄和眼光，我1999年6月为办双学位班的事和他接触过多次。他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然挤出许多时间听汇报，反复征求办双学位班的意见，然后拍板办双学位班，那时，学校去各省招生的人员早已离开，他下令采取紧急措施，当年就招了两个班。现已经连续招收了四届，基本上很顺利。我们希望他们在本科毕业时，达到美国研究生一年级的水平，然后继续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再鼓励和帮助他们留学深造，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我除了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外，也尽量参与一些服务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我在1989-1998十年中，一直担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顾问。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最高时达到8，9百人，人数达到全美大学第二。由于自己在留学期间遇到的种种困难，我很愿意帮助学生，不少学生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总喜欢找我咨询，求助。由于这种经历，我和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许多学生和访问学者建立了友谊。在美国各地经常会偶遇从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我打招呼问好。过年、过节不少学生给我发电邮问好或送贺卡，这使我感到欣慰。
我在求学道路中所遇到的曲折经历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感激在我求学和人生道路中给予我机会、帮助、教诲、支持、理解和关心的人，特别是我三叔、潘局长、朱九思校长、林少宫教授、奇普曼教授、赫维茨教授等人，他们是我求学历程中的贵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教诲、或给我提供学习的机会，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李楚霖教授、布朗利教授、练乙铮学长、雷鼎鸣学长等许多其他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帮助、关心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想我很少有机会去直接报答他们。只好趁这次访谈，向他们表示感谢，我并没有忘记他们。这也是为什么答应谈我求学经历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即使我的亲朋好友，我也没有这么详细地谈过自己的这些经历。当然，我还要尤其感激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教诲和关怀。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上进、爱祖国、爱民族、有作为的人。自从我成人以来，父亲对我的期望就一直非常高，只要和我谈话，就教诲我要爱国、上进，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直到他2001年12月以83岁高龄去世的前两天还是如此。我父亲后来和我的感情非常融洽，在他去世前五年中，我知道和我父亲见面的机会见一次就会少一次，我每年必然要回去两三次看望父母亲，每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越洋电话。父亲有让儿子养老送终的老思想，在83年送我远渡重洋时就很感慨地对我说，我不可能给他送终了。结果这一次的预言在他自己的安排下又一次的被打破了。父亲在2001年去世前由于腿摔断已卧床两年，身体变得很虚弱，可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2001年11月底时，他又一次的感冒了。当他得知我12月初在浙江大学讲学一星期后回家探望他时，他可能预感到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没有这么巧在家给他送终了。于是从我在浙大讲学时起，父亲就开始拒绝进食，拒绝打营养吊针，拒绝吃药，每天只喝一点糖水度命。我于12月12日赶回家四天后，他就安祥地暝目而去了。父亲这一切默默的安排终于让我为他送了终。父亲直到去世的前半小时，头脑还非常清楚，这使我非常感慨，人的生命真的是那么脆弱，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让我和父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父亲去世后，当地父母官、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来悼念和送花圈，丧事办的非常隆重。许多人对我说，父亲是一个大好人。父亲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的粮食将尽这一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他所管辖的一方没有一个人饿死，而旁边的一个区就饿死了几千人。由于父亲为人正派、从不搞歪门邪道，大饥荒年代让一方人免于饿死，他在文革动乱中，得到了许多人的保护，基本上没有受过体罚一类的苦。父亲一辈子也是经历坎坷，小时家庭贫寒不能多读书，不到20岁殇父，在战争中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全身上下都是伤疤，受重伤掉队，不掉队也许早已当上将军，文革时又遭迫害。父亲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母亲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很有眼光，对子女非常关心和呵护。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为我上大学的事，从县城坐车后再在大雨中步行三、四十里路赶到我下乡所在的公社。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手被划破了，流了许多血，见面了还安慰我说:我这出血见红是你要走好运的兆头，表示你能上大学。在我念高中时，我家整天同学、朋友来往不断，就象是一个旅馆、饭店。那时，我父亲的工资减少到只拿基本生活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异常地节省，但对我们子女的同学和朋友还是热情地接待，没有怨言。父母亲是建国后才结的婚，相差十多岁。两人的经历、性格、言语和行事方式都很象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主人公石光荣和褚琴，争吵了一辈子，母亲说我父亲不讲卫生，不洗脚就上床，而父亲说我母亲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但离开几天后又互相惦记着对方。
我之所以愿意讲述自己求学经历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那些正在求学、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非常顺利的同学们和朋友们，不要泄气。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也许会提供一些启示，给人有所借鉴。成功往往都是自己努力、自强不息的结果。老子曾经说过:“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只有借助别人的听觉来听、别人的视觉来看才算是真正的聪明，只有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每当想到自己求学的艰难经历，我就特别愿意给那些求知欲强的学生以帮助，给他们创造条件学习，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尽量给予帮助。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多高明，而是知道在自己坎坷求学的路上时，也时时期望着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一个人愿意奋斗，又愿意学习，我们为什么不给那些愿意学习、愿意做研究、愿意攻克世界研究难题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少走弯路呢？
下乡近三年，虽说耽误了三年，但使我深入了解了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生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尽管还提高的很不够，但至少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城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地提高，这使我衷心地拥护和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们这一代人受过很多苦，但比起农民来还差很远。当然，改革开放后，农民至少不愁温饱，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在我下乡的时候，许多农民都吃不饱饭，也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休闲，一年只有三天的放假时间。其实，我在下乡时就发现许多农民非常聪明，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或家境不好而无法多念书。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关心中国，希望祖国富强，在自己过好日子的同时，也希望包括农民和一般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要明白，在困境中，要想做出成绩，就必须努力奋斗。也就是《周易》所说:“穷则思变，变革才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 (“穷则变，通则久。”) 我们特殊的经历使得我们关注祖国，因为我们知道弱国无外交，国家穷了人民就要受苦。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士对于这方面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比如说1983年我到美国去，当时中国即使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国外也不太报道。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强大了，现在一点小事情，他们也会轰炸式的报道。从这可看出，国家要强大，人家才看得起。
我觉得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是失落的一代，不幸的一代，什么不好的事都让我们这一代人碰上了:50年代中期出生，三、四岁正要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没有饭吃。小学刚刚上了二、三年级，正要读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书念。十七八岁，本来应该上大学，谈情说爱，穿各式漂亮衣服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我算幸运的，只下乡两、三年，可下乡十年八年的却大有人在。好不容易回城，等待的却是最差的工作，象扫大街，掏大粪，当搬运工，没有工作的只好摆地摊，干什么的都有。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工作不能干，而是说回城的知识青年没有选择，不得不去干。此外，当我们这一代人要结婚的时候却在提倡晚婚晚育，提倡男35岁，女28岁才结婚。年纪现在渐渐大了，身体变差了，国家医疗保险制度又取消了，小孩刚刚要进大学，又下岗了，连交孩子的学费都困难。即将要退休了，由于社会保障才起步不久，养老金还成问题。总之，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相信再也不会发生将初、高中毕业生大批赶到农村劳动的事情了。总之，我们要汲取文革动乱的痛苦经验教训，以此为鉴，不要再出现让一代人或几代人经受这样痛苦的事情了。

待人以诚 胸怀坦荡

我这个人不是很注重名利，因为我觉得人生中还有许多比这些更值得珍惜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爱情。在与人相处时，我认为首先诚实是最重要的，其次人要讲信用，还要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在坚持自己原则时候，找出共同点。即，“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希望能尽量做到。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大。虽然我不喜欢儒家把人分成等级的三纲五常那些东西，但儒家所强调的仁、孝、礼、义、信的为人方式我还是很欣赏的。我从小的时候就不太会说谎，一说谎就脸红，但喜欢独立思考，不愿随意附和。我大概十三四岁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反思文革动乱中一些荒唐事，直到现在都特别反感那些人整人、互相揭发，批斗他人的那一套。文革动乱真是弄坏了人性，搞坏了经济，搞乱了国家，破坏了社会安定，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几代人也不可能抹平，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总有人为文革辩护、护短，而不愿意作深刻的反思。我那时总在想，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为什么不让学生念书呢？即使学工、学农、学军，也可以毕业以后再去学，为什么让读书的时候学呢？当时我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这种观念，只是一种感觉。后来出国了，看的东西比较多，理性思维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掌握了。
我觉得一个成大器的人应做到:德、才、学、识、量、魄。做到这六个字当然很难。德，就是一个人的品德和基本人格。应该做一个诚实、正直、守信用的人。古人说过: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见，从古人把德放在首位就知道它的根本重要性。才指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气，它基本上是由人的先天智力所决定的。有些人有才，天赋很好，但是不愿学或没有机会去学。我下乡时遇到一些农民，他们想上学却苦于没有机会上学。有些人不是非常聪明，但非常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结果往往取得了成功。我自己就不太聪明，记忆力不是很好，但我愿意学。只要自己愿意学习、就能较好地掌握好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就能创造出许多机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个人认为“学”比“才”对取得成功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有机会就应多学，珍惜学习的机会。当然，还要善于学习，善于找到学习的机会，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规律。掌握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对讲方法论一类的书籍，从来就很有兴趣去仔细阅读，去借鉴，它可让你少走许多弯路。通过花少量的时间先去掌握学习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这就是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 的道理。其实，我认为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授性的学习方式，比如通过书本学习和模仿性学习，这是一种被动性的学习方式，在人生的早期大多用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是实践性的学习方式，是通过摸索、反馈和经验教训的方式来学习，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这两种方式应该结合起来用。这就是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向历史学习，通过吸取自己的经验教训来学习。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一个人的见识对取得成功也非常重要。有些人有才，有学问，人品也好，但眼光不太远大，见识短浅、大方向把握不准，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不能达到最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韩非子说，先器识、而后才学。就象一块上好材料的铁，通过锤炼可打成一把好斧头，如果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去砍的话，而乱砍一通，这把斧头就不会有大的作用。所以一个见识好的人往往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发挥到最大。这就是孔子的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才、学、德、识以外，我觉得一个人要做更大事情的话，还要看他有没有气量，这也很重要。一个没有气量的人，总是担心别人在议论他，怀疑他人对自己有成见，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听不进不同意见，说不定还会找机会报复。其实，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被别人议论和评价，或议论和评价别人的，只要你按自己的原则去做，问心无愧，对的住天地良心，又何必在乎他人的议论或误会呢？这既伤神，又伤身，说不定还误会了别人，时间将会最终说明一切，所以听到误会后，最好是一笑了之。对一个领导来讲，有气量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大的气量，就很难集思广益，听不进去意见，群众也不太敢反映意见，怕被打击报复，这样就不能发挥手下人的聪明才智。为什么会有贞观之治？我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地有气量，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即使象魏征说了许多难听的铮谏话，唐太宗也能听得进去，在这一点上，唐太宗确实了不起。再一个就是魄力，一个人的气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的事业的大小。这点对领导和企业家来说特别明显。你可以在决定之前考虑周到、细致，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但是只要你想清了道理，做出了决定，就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就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应勇往向前，不回头。

真好!朴实而又不乏激情.也许我们永远感受不到那个时代想上大学而不能的心情,但可以感受到一颗追求的心和平凡人的稳健和不懈!让我们热爱经济,热爱学习,热爱知识吧!

尽管，还没有看，但我想一定会十分精彩，一定会让我深受启发，并对经济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算是我的一个老乡了!

早就听说此等人物!

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我把全篇都仔细看了

而且非常仔细地保存下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年轻人很有指导意义 !

建议斑竹给沙尘嘉奖 !!

好文

非常钦佩田教授的勇气和毅力,这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