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口述实录 生于忧患 认识社会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县。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以文为生,没有什么显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穷了。所以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很小就给别人帮工去了。父亲是家中长子,人很聪明,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几十年后讲给我们子女们听时,人名和情节都记得非常清楚。京山县是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革命根据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杀害后,父亲为报父仇于1939年参加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解放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县。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从小体弱多病, 不太讲卫生, 干净衣服穿一天就变得脏兮兮,也不太爱讲话,喜欢想着各种办法自己玩。我6岁开始上小学,那时成绩不好,总在及格线上不远,因而不大讨家里人喜欢。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喜欢教训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我因为调皮经常挨他的揍。他对子女的学习非常看重,他觉得我学习差,身体不好,人又木讷,曾在教训我时说我今后不会有出息,结果,却我在快满27岁时,离别父母,远度重洋,来到美国留学。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的课程断断续续。由于父亲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战争突围中受重伤掉过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我们家开始受人歧视,我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得懂事起来。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学习课程对我来说越来越容易,什么东西一学就懂,特别是数理化。从初二起,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年级前茅。在初中毕业以后,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当时我三叔在河北省冀县,他1949年参加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建国后被保送上大学,是河北大学毕业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党籍,劳动几年后不能回原单位林业部,被分到河北省冀县中学教书,是一个好书如命、一天到晚书不离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准许三叔教书。当时我不能读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读了半年书,然后通过转学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县读高中。在高中时,我很幸运地赶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们那一届的高中生学到了一些东西。77年高考恢复后,77至78届大学生中相当比例的学生来自于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由于自己小时候老实,受人欺负,文革中又遭受歧视,在学习成绩变好的同时,人也开始变得调皮和活跃起来,很快在同学中有了威信,也常爱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工厂,但不可能进大学,另外一种是下乡,然后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当时的愿望是进大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喜欢拆修机电一类的东西,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所以我选择了下乡,总共在农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乡的,头几个月我感觉日子很难过。由于父亲被打倒,对今后能否上大学完全没有底,感觉前途非常渺茫。刚下乡时我最怕一个人在夕阳下度过,阳光斜射下来,给人一种惨兮兮的样子。后来慢慢结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在乡下的近三年中,我当过知青队长,工作组成员。我干活很卖力,好胜心强,不太会偷懒。我们知青队的一个知青可以将锄头拿在手中几个小时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没有这个耐心,在这点上,我真是佩服他。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我们知青由于有国家补贴,还吃得饱饭,但许多农民却吃不饱,很贫穷。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结果,我所下乡的地方一天的报酬只有三、四毛钱,有的地方甚至更穷,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一年下来几乎家家超支。每天劳动的时间也特别长,一天至少十二小时以上,赶上农忙、赶插稻谷时,有时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平时也没有肉吃,我曾经半年没有吃过肉。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时我用小时候练出来的弹弓手艺,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打斑鸠,一晚能打到好几只斑鸠和知青战友们分享。干体力活,饭量变得很大,每餐八两,一天要吃两斤四两米。不过,我的体质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壮,一般农民也没有我的力气大。我记得在为我们知青队建房时,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块的红砖70多块走百米左右,没有这么结实的扁担,只能用胳膊粗般的树棒当扁担。我还学会了干许多农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担子。那时为了图表现,其中一年春节都没有回家,尽管我下乡地方离县城不到100里。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学会了抽烟,练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学二年级,才戒掉吸烟。也和许多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国当教授以后,直到现在, 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到我下乡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下乡的经历还让我学会了一种本事:我现在作调查的时候,只需三、五分钟,就能同陌生的农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谈的非常融洽。总的来说,在乡下的这一段知青岁月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增强了自己的体质,也使得我了解了社会的最底层,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穷。由此增强了我们这一代对社会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责任感。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社会道义,要替农民说话,希望人民富裕、国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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