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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近闻北大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窃以为过矣！目睹北大近年来之怪现象，思其短期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理由，无外乎以下者：
北大：巨大的钱场 巨大的权场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人文精神
这几年来，每当读到某类学者令人愤慨的谬论时，都会留意到他们的背景——北京大学。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张维迎，更是高居北大校长助理、光华学院副院长的要职。北大不是纯粹的学府，它是行政化的，是权力阶梯上的北大。所以，很难想象张维迎们会是孤立的，张在北大的得势，是否意味着北大对张维迎的赞许？新自由主义者在北大如此成规模地聚集，是否意味着北大在力挺新自由主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是一点也不会错的，以张为核心人物的北大，就这样成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MBO的理论策源地。
对于我们，北大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存在，庞大到了我们只能在它面前屏息。所有来自它那里的，似乎都是神圣的。我曾数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当某个人（高傲的、精英样子的）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北大人时，周围的人都不禁素肃然起敬。北大是什么？是江湖地位，是权威立场，是一锤定音。所以，对张维迎之流在MBO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实在不能低估。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我国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权贵新买办们推行MBO时，是小心翼翼进行的，是北大张维迎这些人，给他们披上了合法外衣，使MBO从地下走上前台。难怪顾雏军要公开对张维迎表示感谢，张维迎俨然是他们的精神教父。
北大有着光辉的历史，它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图中国自强的维新运动。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招揽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才，由此成为中国争民主和自由的大本营。一次次地，在北洋军阀对学生的迫害中，它都挺身而出拯救学生，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成就了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王者地位。几年前，在北大一百周年纪念时，北大教授谢冕写了一篇《一百年的青春》，一时传为名作。但今日北大，已没有了昔日的朝气和热血，它有的，更多地是铜臭之气。是一个浮躁的、围着钱转的北大。
在招生目录上，北大这样自我介绍，“ 北大国际MBA，《财富中国》认为最具市场价值的MBA。”是的，它的图书馆有703万册藏书，是亚洲大学中最大的。它拥有 49名中科院院士，8名工程院院士，是中国最多的。可这又怎么样？今年初有一则新闻，据说是一国际机构搞出的全球大学排名，北大为亚洲第一。我看了暗自冷笑。的确，北大论图书馆规模、教职工人数都是亚洲第一，可是它敢和国外大学比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吗？在这方面，它甚至不如印度的一些大学。北大吸收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各省文理科状元），却把他们培养成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当代新买办（可能有些绝对，但北大的毕业生确实有这种倾向。现在的高等教育很有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鄙视劳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地不屑种，乡下父母看不起，一心只向往哈佛纽约。）北大有全国第一的教育拨款，有全国第一的院士人数，是有足够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的，那么，何不在科技兴国上做点贡献，而尽围绕着权贵和资本的屁股转？ 北大如果真有什么能突破西方封锁的核心技术，何妨让我们开开眼（王选的激光照排不能算数，那是改革开放前发明的）？
北大正在去中国化，只见西方特色不见中国特色，是当代买办的大本营。今日北大，既不正视中国实际国情，也很少为国计民生考虑，它的所作所为，倒更象在为西方利益服务。新自由主义，完全是西方对华实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而其竟然在北大形成强大势力，与北大官方的纵容密不可分（或许是同流合污）。必须认识到，西方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中国削弱中国，使它不致于对美国全球利益形成挑战，而这，是和我们建设强大富足的中国所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必须清算北大内的腐朽力量。
我观今日北大，首先是一个巨大的钱场，向国家要钱，向学生收钱，开MBA教中国豪富们更快地捞钱。其次是一个巨大的权场，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中国各个大学都有向钱看的倾向（学费就是这样抬起来的），但以北大为最，北大的某些家们最是爱钱，爱钱爱到疯了，全国赶场走穴，不象个学者倒象个学术贩子，贩卖的还尽是一些西方二手货，极少个人创见。但是是经济效益重要，还是教书育人重要？一个满天下走穴的学者，他能付出多少精力去教导学生？在北大商业化的影响下，它到底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经济动物？北大还能容得下梁漱溟这样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陈独秀这样的批判者吗？我为今日北大之沉沦而痛心，也为今日新自由主义之猖獗而惊魂。代表美国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在华代理人，通过北大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中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未闻一声炮响，数千万产业工人集体沦为穷光蛋，新 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摇身一变，成为财富榜上的豪客。
作为一种学术探索，新自由主义有其争鸣权利，它也并不天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反对的，是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行洗劫中国大众财富为实的极端私有化。而作为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者，其所吹捧的那一套，更接近于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最反动最腐朽的一种。新自由主义者张口闭口的自由，是新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的自由，却不是工农大众的自由，在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里，工农大众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但斯达尔夫人说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她被口称“自由”者送上了大革命的断头台。今天，我们同样要警惕借“自由”之名来剥夺我们合法权利的行径。
北大只有商人，没有知识分子。萨义德在《格格不入》中如此自述：“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的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不断流动，无所系泊。”一种漂泊感和被边缘感，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北大某些学者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他们把自己的身家使命都系到了美国这个大码头上。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必须也只能与这块古老的土地相依为命。在这西方垄断了话语权的时代，中国和我们一样孤独，作为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唯一一个有潜力抗衡美国力量的国家，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孤立。最最可怕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遏制，而是它自剪羽翼。
现在的知本家盲目崇拜美国，以为把国企卖了就可美国化，但地球上只有一个美国，即使把中国卖光也变不出美国第二。A股市场被全盘推倒了，但是重来了吗？大熊五年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萨克斯，阐述其论点如下：1、最重要的改革是国企私有化；2、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3、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制；4、给党政官员给股票，换取其支持私有化。萨克斯在俄罗斯搞“哈佛500天”私有化，彻底整垮了俄罗斯（俄国内有丘拜斯、盖达尔之类的内应），俄国家实力急剧衰落，社会财富惨遭国内外资本家联合打劫。1994年底，俄失业人数近一千万人，失业率 14%，西方允诺援俄674亿美元，实际只给110亿。俄国沦为一个二三流国家，被迫砸锅卖铁过日子，连车臣都制服不了。中国能重走俄罗斯的老路吗？
再举个实际例子，一个真实价值五千万的国有企业，通过MBO，经营者以五百万就可私有化，而这五百万还是挪用企业资金或者银行的钱，经营者没有任何个人投入。然后经营者再把它以两千万的价格，卖给对该国企垂涎三尺却无权力背景者，然后携带该笔资金移民国外，把这笔钱洗白，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庞大失业人口所带来的成本，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化。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样的荒诞剧，正在中国大规模上演。
我们看这些年来的国企改革，从工人下岗分流到自谋生路，到MBO，一步步环环相扣，表面上看来平静无风，实则步步惊心。它绝非渐进摸索，而是预先有着清晰的理论规划，其始作俑者是张五常（有人说张五常是美国特务，观张言行，这说法还真有点那个），而张维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凭借在北大占据的权力资源，他公开为MBO摇旗呐喊，营造通行的氛围和合法外壳。
不是倪润峰急于要搞MBO，长虹37亿的巨资，能那样轻易地落入外商之手？倪润峰傻吗？他一点也不傻。再看TCL，这又是新自由主义者赏识的一个模范，搞的也是MBO，只不过搞的巧妙，成功了。他搞整体上市，成功地从A股市场圈走一笔巨资，钱还没有捂热，他又搞什么分拆上市，就是把上市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块拆出来，拿到香港去上市，A股投资者闻声出逃，该股股价从将近十元的高位，一口气跌至一块多。这还没有完，他又跑到欧洲去整合，收购老外抛都抛不掉的垃圾——电视机生产线（你咋不买人家的核心技术？），结果前脚收购了阿尔卡特，后脚就是巨亏。得，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看来，私有化并非神丹灵药。
历史上，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其残忍的，上面沾满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球劳工的鲜血。今天，在公平和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尊崇的原则，在中国主导改革的共产党，更是握有绝对权威，中国的改革，是完全能够走一条更公平的道路的的。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那一套，名为“自由”，实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郎咸平说过这样的话，“国有资产的转移中，是包括政府的放弃以及政府权力的转移的，而这些权力是无法定价的……政府权力的缺失，使得国企收购者取代了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寡头垄断。”受他的启发，我有如下感想：国企产权改革中，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保障，可以考虑按照资历和贡献，给予每个职工以相应股份，以职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国企改革朝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这是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要从这一点出发，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都可以去做，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哪怕它有什么样的堂皇外表，也不能做。
以贱卖国企为主的产权改革，其真正得益者，是新权贵新买办们依附其中的权力生物链。国企改革到底卖掉了什么？我看是卖掉了稳定，卖掉了执政党对民众的向心力。卖，卖，卖，我们尊重了资本家们捞钱的积极性，何曾尊重过广大职工爱厂如家的积极性？卖，卖，卖，世界最庞大的失业人口，就这样被快速制造出来。卖，卖，卖，资本家们捞足了好处，可国家呢，广大工人呢？卖光了又能怎么样，有什么高招让企业真正兴旺起来，工人又能端上饭碗呢？当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私有化神圣化绝对化了，似乎私有化可以包治百病。其实，即使在英美等国，也是有着国营企业的，私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者，比比皆是。过去我们把公有制绝对化是不妥的，今天又走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似乎不私有化就是封闭保守，就是缺乏改革魄力（好大的阴风）。再看私有化的绩效，短期来看，企业家们把自身的社会责任卸了个一干二净，政府也卸下了负担，但长期来看，负面成本将日益凸现，庞大的失业人口将危及稳定，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我买东西，一向只认国企产品，因为质量可靠。我个人认为某些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绝非靠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靠仿冒名牌制假贩假，以低成本挤垮了老实本分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以前找出的一个病症是社会责任过多，办学校、办医院，但这是国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这绝非它的原罪。国企是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经济效益次之，而私营企业是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这就是它们的不同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压榨工人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开始出现，劳动状况趋于恶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中国的某些学者，一切从本本出发，从西方和资本利益出发，是不肯正视一下中国的实际国情的。
国企改革当然是大势所趋，私有化也可以是一种尝试，但公平公正原则不可丢，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容忽视。一位被诱迫买断工龄的工人，这样质问，“如今立宪保护私有财产了，老板的财产该保护，可是工人的财产呢？工人那点完全属于合法形成，并早已存入财政的血汗钱，也要通过暗箱操作来剥夺吗？”回头看农村，包产到户之所以大得民心，是因为按人分地，程序公正，也保障了每个农民的生活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就没有借鉴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把握住广大职工这个主体，所以，无论是厂长承包制还是MBO，都不得人心。
当年北大开围墙经商，很多人为之欢呼，今天看来，那是北大沉沦的开始。由此，北大日渐远离学术宗旨，日渐功利化世俗化，走上了商业化不归路，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要知道，作为财政拨款国家重点扶持的院校，北大是一点也不缺钱的。在接受社会赞助上，哈佛的原则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赞助，但绝不会为你承担任何义务，这是教育独立的标志。反观北大，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名流，只要去北大演讲，都会被赠予北大名誉博士的头衔，真是掉价。北大的学位就如此不值钱？
北大当然不只有张维迎，也有季羡林、张中行等大家，其道德文章堪为人师，可惜他们低调为人，倒让张维迎之流高调出场，占尽北大风光。在名利的聚光灯下，北大少了沉静，少了超脱，全然是一个功利场的积极参与者，且要争当第一。学术的立身原则是什么？是客观公正。一旦研究者下场踢球，他还能坚持公正立场吗？
北大，你想过吗，中国的工农劳工，殷切期望你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途径，既能有助于国家繁荣，又能保障民众利益。那样多的国家投资，那样多的人才，你可曾为工农劳工用过心？偌大一个北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名为校园，实则多是商人，教授在忙着数钱，学生在忙着挣钱，什么家国责任、社会使命，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某些北大教师，拿着国家给的高工资，却很少承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而是满天下走穴为自己捞钱，这些人就不配当教授。
北大，你如果还是中国的北大，请开放讲台，请基层工人去讲国企改革实情，请农民去讲农村现状及问题，请郎咸平去讲他的见解，而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独霸讲台。如果你有魄力，请拨出一笔经费，培养几个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经济学家。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是些知本家，他们是不会为劳工大众说话的。北大，应该是中国学术界精神上的标高，而不应该是一切向钱看的向导。北大，别再无聊得只认钱了。
大道至简，真正的经济学其实是非常朴素的，邓小平一句话就概括了：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它绝非北大学者们所讲的玄而又玄，还MBO呢。是的，改革的大方向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肯定改革的大方向，绝不意味着肯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径选择，也绝不能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邪路。
世界一流大学，不必有一流的馆舍、亿万的资金，而要有一流的人文精神。
昔日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其办学方针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他一上任便移法德大学之学风于中国，去衙门之俗习，开学术自由之先河，请“德、赛两先生”入燕园，聚天下文雄于“学堂”，其勇于开大学风气之先的精神谁人可比，哪个能攀？！
至于其用人，更有海纳百川之胸怀。他既敢请无文凭的陈独秀于《新青年》，委以“文科学长之职；又不拒激进的左派人士李大钊掌管图书馆，亦热请右派的胡适当教授；甚至连身穿马褂、头拖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也请来教英国文学；就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可见蔡先生容人之量，办学宗旨之明。从此，北大校园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流的人文精神渐渐浓厚，“老北大精神”破土发芽。观今日之北大，此种精神还存在乎？
概念理解：什么是人文精神？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者
昔日的北大有学者李大钊者，“若为自由故，生命也可抛。”有学者陈独秀者，风情张日，霜气横秋，他做人的原则是：...“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有学者陈寅恪者，其人格与学术道德“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对强权不摧眉折腰，对弱者施以恩爱。再观今日北大之学者，献策者多出“腐败有利”、“小康二房”之论，其言祸国殃民；做学问则醉心于剽窃之道，其术乱学；做人则常动“犬儒”之念，其行败德。如此不受国民喜欢的所谓教授充斥今日北大，北大何兴之有？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校长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曾经有几句名言足以流传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三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五是“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从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特立独行、一身傲骨、铁骨铮铮、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
做为当时的一校之长，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反观今日之北大，学校酷似衙门，行政管理者之待遇高于教授。而校长则为部长级高官，其行为随形势而左右，察上级脸色而顾盼。此类校长与傅先生比，岂不差之千里？
质疑：北大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邓晓芒（武汉大学 哲学系教授）
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 “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 “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 “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 “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份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 “伪改革”），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淘汰制”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淘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何况今天的“学术”本身就已掺杂了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威”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要倾斜可以看出）。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 “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舍是取非
虽不能做到“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也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舍是取非。观今日之北大，已然成为一个“文凭速生”之工厂，教育产业化之基地。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研究生班结业证，证证待价而沽；总裁班、研修班、总监班、MBA班，班班唯钱能上。昔闻北大之传统视金钱、名利如粪土，称真理、正义为珠玉。今见其拜金钱为上帝，贪名逐利何其急也!如此大学，人文精神不见一丝，学术理念荡然无存，欲求其成世界一流大学，虽一步之遥，亦不可至也！
我来总结：堕落的北大创不成“世界一流”
北大，她历史悠久。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为中国近代正式设大学之始，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北大传承着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
建校之初既是最高学府，还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北大，已经有108年历史。
北大，她思想活跃。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得北大思想解放，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历史人物曾在此任职或任教，北大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大还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五四运动”从北大爆发，并迅速燃发展成为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在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条幅。
北大，她人才辈出。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成为中国杰出的领袖人物，创立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从北大走出来的校友,吴文俊、王选、黄昆等三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2人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近500人当选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北大的毕业生和教师为我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及国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然而，这些似乎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戛然而止！
北大，她**。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今年两会上，针对教育乱收费现象严重、老百姓上不起学问题，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名牌大学，收费越低。很多学校都自行设立超标准、超范围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但北大不行，北大也不会乱收费。而事实上，北大的收费低吗？不低，相当高！北大没乱收费吗？那可是被审计署审计报告点名批评的啊！堂堂校长尚不能诚实，能培养出诚实的学生吗？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生，校长尚且如此，学生不会好到哪里！
北大，她**。北大要录的，瞄准的就是各地的高考状元和排名最前的；她在各地的招生工作都是得到优先“零批次”对待的，就因为她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本！于是每一年，为了争夺北大的入学名额，很多高考考生没日没夜的与试题和书本奋战，为的就是一纸北大录取通知书。毕竟名额是有限的，到最后，在一场千里挑一的战斗中，只有极少数人冲进北大，留下却是遍地的 “死尸”，而有些走火入魔的考生，更是把北大当成了唯一选项，继续复读！如此北大，引领着什么样的大学理念？
北大，她**。北大的今天，北大的辉煌，明明是无数国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明明是国家大力支持和扶持的结果，但是她却自持都是“北京的投入”，把北大视为“北京人的北大”，所以北京人上北大轻而易举，这个分数在相当多的省份根本就是“垃圾分”！然而，北大的知名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却恬不知耻地对“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的政法大学”这一论断进行无端指责、奚落和嘲笑；在他看来，北大就是为北京人开的，这是历史规律！北大就是北京人的北大，历史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
北大，她**。北大的周末学生舞会，原意是让许多平日苦读的学生放松一下，但它逐渐演变成高级轿车的集聚地，这些豪华轿车以及它们的主人都在等待“清纯女生”投怀送抱，然后扬长而去；北大的部分在校女生，已经成了他人的情妇、二奶甚至是高级妓女！北大的毕业生学术不高、能力不强、作风不好、水平不行，有的被企业公然拒绝，有的呢？竟然揣着北大证书不能适应社会，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到适合专业的、适合教育资源的工作，要去卖肉、穿糖葫芦，等到媒体报道了，才得到转机。
北大是怎么堕*的？有的名气就可以侮辱招生公平而顺利成为北大的学生、客座教授、名誉教授；有点钱，就可以在这里拿个什么MPA、MBA的文凭，充当门面；有点人气，就可以登上北大讲堂，滔滔不绝地胡吹海侃，不管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曾经让国人引以为豪的“北大思想”到哪里去了？曾经令人崇敬的“北大人文”又到哪里去了？今天的北大，除了历史沉淀下来的名声，除了那块金字的“招牌”，除了对金钱、权利、地位、名誉和浮躁的追求，还有什么？
北大学4月15日成立了艺术学院，并且定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诞辰1月11日为该学院成立纪念日，以表示“继承和发扬由蔡元培开创的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今天的北大重提蔡元培先生，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和亵渎！“从世界范围看，凡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建有艺术学院”，北大的言下之意，成立了艺术学院，就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为期不远了？真是笑话，一个连自己的精神都不要了的学校，还有资格谈世界一流？这将是什么样的一流？收费吗？无耻吗？堕落吗？（文/一片乌黑）
由此观之，今日之北大不除上述之弊，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恐怕连二流大学也难成矣!子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建设成的，而是做学问做成的，做人做成的，追求真理追求成的，也是那些“度白雪而方洁”之士蕴育成的。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寻此道，还觅何途？
北大：巨大的钱场 巨大的权场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人文精神
这几年来，每当读到某类学者令人愤慨的谬论时，都会留意到他们的背景——北京大学。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张维迎，更是高居北大校长助理、光华学院副院长的要职。北大不是纯粹的学府，它是行政化的，是权力阶梯上的北大。所以，很难想象张维迎们会是孤立的，张在北大的得势，是否意味着北大对张维迎的赞许？新自由主义者在北大如此成规模地聚集，是否意味着北大在力挺新自由主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是一点也不会错的，以张为核心人物的北大，就这样成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大本营，MBO的理论策源地。
对于我们，北大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存在，庞大到了我们只能在它面前屏息。所有来自它那里的，似乎都是神圣的。我曾数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当某个人（高傲的、精英样子的）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北大人时，周围的人都不禁素肃然起敬。北大是什么？是江湖地位，是权威立场，是一锤定音。所以，对张维迎之流在MBO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实在不能低估。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我国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权贵新买办们推行MBO时，是小心翼翼进行的，是北大张维迎这些人，给他们披上了合法外衣，使MBO从地下走上前台。难怪顾雏军要公开对张维迎表示感谢，张维迎俨然是他们的精神教父。
北大有着光辉的历史，它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图中国自强的维新运动。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招揽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才，由此成为中国争民主和自由的大本营。一次次地，在北洋军阀对学生的迫害中，它都挺身而出拯救学生，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成就了北大在中国学术界的王者地位。几年前，在北大一百周年纪念时，北大教授谢冕写了一篇《一百年的青春》，一时传为名作。但今日北大，已没有了昔日的朝气和热血，它有的，更多地是铜臭之气。是一个浮躁的、围着钱转的北大。
在招生目录上，北大这样自我介绍，“ 北大国际MBA，《财富中国》认为最具市场价值的MBA。”是的，它的图书馆有703万册藏书，是亚洲大学中最大的。它拥有 49名中科院院士，8名工程院院士，是中国最多的。可这又怎么样？今年初有一则新闻，据说是一国际机构搞出的全球大学排名，北大为亚洲第一。我看了暗自冷笑。的确，北大论图书馆规模、教职工人数都是亚洲第一，可是它敢和国外大学比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吗？在这方面，它甚至不如印度的一些大学。北大吸收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各省文理科状元），却把他们培养成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当代新买办（可能有些绝对，但北大的毕业生确实有这种倾向。现在的高等教育很有问题，培养出来的学生鄙视劳动，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地不屑种，乡下父母看不起，一心只向往哈佛纽约。）北大有全国第一的教育拨款，有全国第一的院士人数，是有足够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知识资源的，那么，何不在科技兴国上做点贡献，而尽围绕着权贵和资本的屁股转？ 北大如果真有什么能突破西方封锁的核心技术，何妨让我们开开眼（王选的激光照排不能算数，那是改革开放前发明的）？
北大正在去中国化，只见西方特色不见中国特色，是当代买办的大本营。今日北大，既不正视中国实际国情，也很少为国计民生考虑，它的所作所为，倒更象在为西方利益服务。新自由主义，完全是西方对华实行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而其竟然在北大形成强大势力，与北大官方的纵容密不可分（或许是同流合污）。必须认识到，西方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是为了从根本上控制中国削弱中国，使它不致于对美国全球利益形成挑战，而这，是和我们建设强大富足的中国所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必须清算北大内的腐朽力量。
我观今日北大，首先是一个巨大的钱场，向国家要钱，向学生收钱，开MBA教中国豪富们更快地捞钱。其次是一个巨大的权场，正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个家那个家，大家齐聚一堂，为升官发财而努力。中国各个大学都有向钱看的倾向（学费就是这样抬起来的），但以北大为最，北大的某些家们最是爱钱，爱钱爱到疯了，全国赶场走穴，不象个学者倒象个学术贩子，贩卖的还尽是一些西方二手货，极少个人创见。但是是经济效益重要，还是教书育人重要？一个满天下走穴的学者，他能付出多少精力去教导学生？在北大商业化的影响下，它到底在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经济动物？北大还能容得下梁漱溟这样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陈独秀这样的批判者吗？我为今日北大之沉沦而痛心，也为今日新自由主义之猖獗而惊魂。代表美国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在华代理人，通过北大这样一些机构，正在中国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未闻一声炮响，数千万产业工人集体沦为穷光蛋，新 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摇身一变，成为财富榜上的豪客。
作为一种学术探索，新自由主义有其争鸣权利，它也并不天然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反对的，是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行洗劫中国大众财富为实的极端私有化。而作为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者，其所吹捧的那一套，更接近于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里最反动最腐朽的一种。新自由主义者张口闭口的自由，是新权贵新买办知本家们的自由，却不是工农大众的自由，在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里，工农大众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但斯达尔夫人说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她被口称“自由”者送上了大革命的断头台。今天，我们同样要警惕借“自由”之名来剥夺我们合法权利的行径。
北大只有商人，没有知识分子。萨义德在《格格不入》中如此自述：“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诡的特征，莫过于许许多多的移位失所，使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住处到另一个住处，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不断流动，无所系泊。”一种漂泊感和被边缘感，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北大某些学者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他们把自己的身家使命都系到了美国这个大码头上。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必须也只能与这块古老的土地相依为命。在这西方垄断了话语权的时代，中国和我们一样孤独，作为唯一一个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唯一一个有潜力抗衡美国力量的国家，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孤立。最最可怕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遏制，而是它自剪羽翼。
现在的知本家盲目崇拜美国，以为把国企卖了就可美国化，但地球上只有一个美国，即使把中国卖光也变不出美国第二。A股市场被全盘推倒了，但是重来了吗？大熊五年啊！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萨克斯，阐述其论点如下：1、最重要的改革是国企私有化；2、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卖；3、国有大企业实行股份制；4、给党政官员给股票，换取其支持私有化。萨克斯在俄罗斯搞“哈佛500天”私有化，彻底整垮了俄罗斯（俄国内有丘拜斯、盖达尔之类的内应），俄国家实力急剧衰落，社会财富惨遭国内外资本家联合打劫。1994年底，俄失业人数近一千万人，失业率 14%，西方允诺援俄674亿美元，实际只给110亿。俄国沦为一个二三流国家，被迫砸锅卖铁过日子，连车臣都制服不了。中国能重走俄罗斯的老路吗？
再举个实际例子，一个真实价值五千万的国有企业，通过MBO，经营者以五百万就可私有化，而这五百万还是挪用企业资金或者银行的钱，经营者没有任何个人投入。然后经营者再把它以两千万的价格，卖给对该国企垂涎三尺却无权力背景者，然后携带该笔资金移民国外，把这笔钱洗白，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庞大失业人口所带来的成本，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化。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样的荒诞剧，正在中国大规模上演。
我们看这些年来的国企改革，从工人下岗分流到自谋生路，到MBO，一步步环环相扣，表面上看来平静无风，实则步步惊心。它绝非渐进摸索，而是预先有着清晰的理论规划，其始作俑者是张五常（有人说张五常是美国特务，观张言行，这说法还真有点那个），而张维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凭借在北大占据的权力资源，他公开为MBO摇旗呐喊，营造通行的氛围和合法外壳。
不是倪润峰急于要搞MBO，长虹37亿的巨资，能那样轻易地落入外商之手？倪润峰傻吗？他一点也不傻。再看TCL，这又是新自由主义者赏识的一个模范，搞的也是MBO，只不过搞的巧妙，成功了。他搞整体上市，成功地从A股市场圈走一笔巨资，钱还没有捂热，他又搞什么分拆上市，就是把上市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块拆出来，拿到香港去上市，A股投资者闻声出逃，该股股价从将近十元的高位，一口气跌至一块多。这还没有完，他又跑到欧洲去整合，收购老外抛都抛不掉的垃圾——电视机生产线（你咋不买人家的核心技术？），结果前脚收购了阿尔卡特，后脚就是巨亏。得，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看来，私有化并非神丹灵药。
历史上，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极其残忍的，上面沾满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球劳工的鲜血。今天，在公平和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尊崇的原则，在中国主导改革的共产党，更是握有绝对权威，中国的改革，是完全能够走一条更公平的道路的的。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那一套，名为“自由”，实则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郎咸平说过这样的话，“国有资产的转移中，是包括政府的放弃以及政府权力的转移的，而这些权力是无法定价的……政府权力的缺失，使得国企收购者取代了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寡头垄断。”受他的启发，我有如下感想：国企产权改革中，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必须保障，可以考虑按照资历和贡献，给予每个职工以相应股份，以职工集体的力量，来推动国企改革朝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太大，人口太多，这是基本国情，任何改革都要从这一点出发，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都可以去做，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哪怕它有什么样的堂皇外表，也不能做。
以贱卖国企为主的产权改革，其真正得益者，是新权贵新买办们依附其中的权力生物链。国企改革到底卖掉了什么？我看是卖掉了稳定，卖掉了执政党对民众的向心力。卖，卖，卖，我们尊重了资本家们捞钱的积极性，何曾尊重过广大职工爱厂如家的积极性？卖，卖，卖，世界最庞大的失业人口，就这样被快速制造出来。卖，卖，卖，资本家们捞足了好处，可国家呢，广大工人呢？卖光了又能怎么样，有什么高招让企业真正兴旺起来，工人又能端上饭碗呢？当前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私有化神圣化绝对化了，似乎私有化可以包治百病。其实，即使在英美等国，也是有着国营企业的，私营企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者，比比皆是。过去我们把公有制绝对化是不妥的，今天又走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似乎不私有化就是封闭保守，就是缺乏改革魄力（好大的阴风）。再看私有化的绩效，短期来看，企业家们把自身的社会责任卸了个一干二净，政府也卸下了负担，但长期来看，负面成本将日益凸现，庞大的失业人口将危及稳定，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我买东西，一向只认国企产品，因为质量可靠。我个人认为某些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绝非靠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靠仿冒名牌制假贩假，以低成本挤垮了老实本分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以前找出的一个病症是社会责任过多，办学校、办医院，但这是国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重大贡献，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这绝非它的原罪。国企是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重，经济效益次之，而私营企业是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这就是它们的不同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压榨工人的“血汗工厂”，在中国开始出现，劳动状况趋于恶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中国的某些学者，一切从本本出发，从西方和资本利益出发，是不肯正视一下中国的实际国情的。
国企改革当然是大势所趋，私有化也可以是一种尝试，但公平公正原则不可丢，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容忽视。一位被诱迫买断工龄的工人，这样质问，“如今立宪保护私有财产了，老板的财产该保护，可是工人的财产呢？工人那点完全属于合法形成，并早已存入财政的血汗钱，也要通过暗箱操作来剥夺吗？”回头看农村，包产到户之所以大得民心，是因为按人分地，程序公正，也保障了每个农民的生活问题。国企产权改革，就没有借鉴农村改革的宝贵经验。国企改革，一直没有把握住广大职工这个主体，所以，无论是厂长承包制还是MBO，都不得人心。
当年北大开围墙经商，很多人为之欢呼，今天看来，那是北大沉沦的开始。由此，北大日渐远离学术宗旨，日渐功利化世俗化，走上了商业化不归路，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要知道，作为财政拨款国家重点扶持的院校，北大是一点也不缺钱的。在接受社会赞助上，哈佛的原则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赞助，但绝不会为你承担任何义务，这是教育独立的标志。反观北大，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名流，只要去北大演讲，都会被赠予北大名誉博士的头衔，真是掉价。北大的学位就如此不值钱？
北大当然不只有张维迎，也有季羡林、张中行等大家，其道德文章堪为人师，可惜他们低调为人，倒让张维迎之流高调出场，占尽北大风光。在名利的聚光灯下，北大少了沉静，少了超脱，全然是一个功利场的积极参与者，且要争当第一。学术的立身原则是什么？是客观公正。一旦研究者下场踢球，他还能坚持公正立场吗？
北大，你想过吗，中国的工农劳工，殷切期望你能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途径，既能有助于国家繁荣，又能保障民众利益。那样多的国家投资，那样多的人才，你可曾为工农劳工用过心？偌大一个北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名为校园，实则多是商人，教授在忙着数钱，学生在忙着挣钱，什么家国责任、社会使命，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某些北大教师，拿着国家给的高工资，却很少承担教书育人的社会责任，而是满天下走穴为自己捞钱，这些人就不配当教授。
北大，你如果还是中国的北大，请开放讲台，请基层工人去讲国企改革实情，请农民去讲农村现状及问题，请郎咸平去讲他的见解，而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独霸讲台。如果你有魄力，请拨出一笔经费，培养几个工人和农民自己的经济学家。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是些知本家，他们是不会为劳工大众说话的。北大，应该是中国学术界精神上的标高，而不应该是一切向钱看的向导。北大，别再无聊得只认钱了。
大道至简，真正的经济学其实是非常朴素的，邓小平一句话就概括了：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它绝非北大学者们所讲的玄而又玄，还MBO呢。是的，改革的大方向已定，开弓没有回头箭，但肯定改革的大方向，绝不意味着肯定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路径选择，也绝不能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的邪路。
世界一流大学，不必有一流的馆舍、亿万的资金，而要有一流的人文精神。
昔日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其办学方针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因此，他一上任便移法德大学之学风于中国，去衙门之俗习，开学术自由之先河，请“德、赛两先生”入燕园，聚天下文雄于“学堂”，其勇于开大学风气之先的精神谁人可比，哪个能攀？！
至于其用人，更有海纳百川之胸怀。他既敢请无文凭的陈独秀于《新青年》，委以“文科学长之职；又不拒激进的左派人士李大钊掌管图书馆，亦热请右派的胡适当教授；甚至连身穿马褂、头拖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也请来教英国文学；就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可见蔡先生容人之量，办学宗旨之明。从此，北大校园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流的人文精神渐渐浓厚，“老北大精神”破土发芽。观今日之北大，此种精神还存在乎？
概念理解：什么是人文精神？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学者
昔日的北大有学者李大钊者，“若为自由故，生命也可抛。”有学者陈独秀者，风情张日，霜气横秋，他做人的原则是：...“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有学者陈寅恪者，其人格与学术道德“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对强权不摧眉折腰，对弱者施以恩爱。再观今日北大之学者，献策者多出“腐败有利”、“小康二房”之论，其言祸国殃民；做学问则醉心于剽窃之道，其术乱学；做人则常动“犬儒”之念，其行败德。如此不受国民喜欢的所谓教授充斥今日北大，北大何兴之有？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校长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曾经有几句名言足以流传千古，一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三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四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五是“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从这几句掷地有声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个特立独行、一身傲骨、铁骨铮铮、浩然正气的君子形象。
做为当时的一校之长，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反观今日之北大，学校酷似衙门，行政管理者之待遇高于教授。而校长则为部长级高官，其行为随形势而左右，察上级脸色而顾盼。此类校长与傅先生比，岂不差之千里？
质疑：北大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邓晓芒（武汉大学 哲学系教授）
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 “下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 “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学校建制最开始只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史”）。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当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主体的作用。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 “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今天的大学改革则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 “地位”也就会得到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硕士点、博士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份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 “伪改革”），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淘汰制”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然而在现行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淘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何况今天的“学术”本身就已掺杂了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威”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要倾斜可以看出）。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 “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欲成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舍是取非
虽不能做到“芥千金而不盼，屣万乘其如脱”，也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舍是取非。观今日之北大，已然成为一个“文凭速生”之工厂，教育产业化之基地。博士证、硕士证、学士证、研究生班结业证，证证待价而沽；总裁班、研修班、总监班、MBA班，班班唯钱能上。昔闻北大之传统视金钱、名利如粪土，称真理、正义为珠玉。今见其拜金钱为上帝，贪名逐利何其急也!如此大学，人文精神不见一丝，学术理念荡然无存，欲求其成世界一流大学，虽一步之遥，亦不可至也！
我来总结：堕落的北大创不成“世界一流”
北大，她历史悠久。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大学，为中国近代正式设大学之始，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由此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学制。北大传承着中华数千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统，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声誉。
建校之初既是最高学府，还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的职能，统管全国教育事宜。北大，已经有108年历史。
北大，她思想活跃。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得北大思想解放，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历史人物曾在此任职或任教，北大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大还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五四运动”从北大爆发，并迅速燃发展成为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在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条幅。
北大，她人才辈出。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成为中国杰出的领袖人物，创立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国人。从北大走出来的校友,吴文俊、王选、黄昆等三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2人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近500人当选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北大的毕业生和教师为我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及国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
然而，这些似乎都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戛然而止！
北大，她**。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今年两会上，针对教育乱收费现象严重、老百姓上不起学问题，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名牌大学，收费越低。很多学校都自行设立超标准、超范围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但北大不行，北大也不会乱收费。而事实上，北大的收费低吗？不低，相当高！北大没乱收费吗？那可是被审计署审计报告点名批评的啊！堂堂校长尚不能诚实，能培养出诚实的学生吗？俗话说有其师必有其生，校长尚且如此，学生不会好到哪里！
北大，她**。北大要录的，瞄准的就是各地的高考状元和排名最前的；她在各地的招生工作都是得到优先“零批次”对待的，就因为她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本！于是每一年，为了争夺北大的入学名额，很多高考考生没日没夜的与试题和书本奋战，为的就是一纸北大录取通知书。毕竟名额是有限的，到最后，在一场千里挑一的战斗中，只有极少数人冲进北大，留下却是遍地的 “死尸”，而有些走火入魔的考生，更是把北大当成了唯一选项，继续复读！如此北大，引领着什么样的大学理念？
北大，她**。北大的今天，北大的辉煌，明明是无数国人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明明是国家大力支持和扶持的结果，但是她却自持都是“北京的投入”，把北大视为“北京人的北大”，所以北京人上北大轻而易举，这个分数在相当多的省份根本就是“垃圾分”！然而，北大的知名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却恬不知耻地对“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的政法大学”这一论断进行无端指责、奚落和嘲笑；在他看来，北大就是为北京人开的，这是历史规律！北大就是北京人的北大，历史就这样无限循环下去！
北大，她**。北大的周末学生舞会，原意是让许多平日苦读的学生放松一下，但它逐渐演变成高级轿车的集聚地，这些豪华轿车以及它们的主人都在等待“清纯女生”投怀送抱，然后扬长而去；北大的部分在校女生，已经成了他人的情妇、二奶甚至是高级妓女！北大的毕业生学术不高、能力不强、作风不好、水平不行，有的被企业公然拒绝，有的呢？竟然揣着北大证书不能适应社会，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找到适合专业的、适合教育资源的工作，要去卖肉、穿糖葫芦，等到媒体报道了，才得到转机。
北大是怎么堕*的？有的名气就可以侮辱招生公平而顺利成为北大的学生、客座教授、名誉教授；有点钱，就可以在这里拿个什么MPA、MBA的文凭，充当门面；有点人气，就可以登上北大讲堂，滔滔不绝地胡吹海侃，不管观点是否正确，是否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曾经让国人引以为豪的“北大思想”到哪里去了？曾经令人崇敬的“北大人文”又到哪里去了？今天的北大，除了历史沉淀下来的名声，除了那块金字的“招牌”，除了对金钱、权利、地位、名誉和浮躁的追求，还有什么？
北大学4月15日成立了艺术学院，并且定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诞辰1月11日为该学院成立纪念日，以表示“继承和发扬由蔡元培开创的重视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今天的北大重提蔡元培先生，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和亵渎！“从世界范围看，凡是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都建有艺术学院”，北大的言下之意，成立了艺术学院，就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为期不远了？真是笑话，一个连自己的精神都不要了的学校，还有资格谈世界一流？这将是什么样的一流？收费吗？无耻吗？堕落吗？（文/一片乌黑）
由此观之，今日之北大不除上述之弊，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吗？恐怕连二流大学也难成矣!子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建设成的，而是做学问做成的，做人做成的，追求真理追求成的，也是那些“度白雪而方洁”之士蕴育成的。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寻此道，还觅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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