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_谈—收入差距真的扩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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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_茅于轼的消解术——谈《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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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新作《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①又有不寻常之论。主旨从标题可知，是否认我国收入差距在拉大。而收入差距在不长时间内迅速扩大以至贫富悬殊，既是民众的切身感受，也是学界不多的共识之一。茅于轼的文章颠覆了人们根据世行发布的数据和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诚然，无论结论得自人们切身感受还是世行数据，都不享有免遭质疑乃至颠覆的权利。但是要提出相反观点，依托的证据应可靠，论证过程须理性、谨慎，经得起推敲。很遗憾，茅于轼似乎只顾发布新说而无意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一．似是而非、曲折迂回否认收入差距大
茅文这样开头：“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但贫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具体、详细的统计数据是咋样，据我了解，还存在不少疑问。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过大的收入差距通常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然而，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会发现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却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文章以“对数据存在疑问”挑明观点。继而提出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治安问题、近年冲突跟百姓缺乏讲理和表达诉求的渠道有关。根据这两个颇为矛盾的说法，便断言冲突极少由“收入差距引起”，隐在该断言下的是由文章题目和开头“疑问”所标示的观点：近30年来收入差距未必大了。
那么，以上几点能支持他的断言吗？
对统计数据存在疑问，不假。不过人们更多是怀疑低估了实际差距。有此怀疑绝非想当然，而是依据了一个重要事实：在我国官员财产不公示、且存在严重的官商一体②情况下，大量灰色收入和腐败性收入很难统计。别的不说，拥有的房产量和私人海外存款等大宗财产就很难进入贫富差距的计算之中。茅于轼怀疑统计数据夸大了差距，却不提供他认为可靠的数据来支持其怀疑，这样的怀疑不比街头巷尾或网上无根据传言更有价值。
对治安问题的表述似是而非，跟谈收入差距是否拉大一样，不明说“没有”，而用一个“历史经验”迂回表示“没有引发严重治安问题”。接着则说：“贫富差距直接导致的后果本应是犯罪率的提高，但我查了2000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却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等，才是治安恶化的一些诱导因素。”只说查了数据，却不告知具体数据究竟怎样；说没有突然变化，也不告诉人们，怎样的变化才算突然。而有限承认的“治安问题上升趋势”，原因则归于社会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然而，流动性增加和家庭分离，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90年代已相当普遍了，但他并未提供数据证明因此带来严重治安问题。要把2000年之后治安问题增多归到这两个因素上，需要证据，不能凭感觉；认为增多跟收入差距无涉或关系不大，同样不能凭感觉。至于“商业社会言利少义”，可不像出自一个市场派经济学人之口。现代商业文明以诚信作为良性运作的道德信条，这是经济学界不分派别普遍认同的。即使商业社会就如茅于轼所说是言利少义，也并不意味着引发治安问题。这样的论证文不对题！
尤令人费解的是，两处谈数据，数据显示收入差距大，他说“存在疑问”，根据上下文，此处疑问意味着否定；可要否认治安问题发生突然变化，又称查了统计年鉴，意味着对治安状况的断言以此为据。这种对数据按需取舍、且不说明取舍理由的态度有违治学之道。
茅于轼没有否认社会群体事件高发，而是指出民众无处讲理，政府拒绝沟通而导致官民冲突是很多群体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在该文，这是少有的清晰、明确表述，也是文章亮点③。但民众诉求渠道被堵塞而引发冲突，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能以此证明收入差距不大或差距不足以大到引发治安问题。断言收入差距没有引发严重治安问题，缺乏根据，也跟人们的真实感受太不相符。近年治安形势愈趋严峻，刑案高发，人们体验深刻，警方也决不敢否认，除非久居深宅大院不识外间变化，才会相信问题不大。北京大兴不是以治安名义封村吗，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举措。眼下，继学校要警力维安之后，医院发明了聘警官当院长。警官护院，是权力乱象，但也折射了包括治安在内的其他种种问题。治安恶化还有一个更直观且相当刺眼的现象可资佐证：近年政府机关连同其家属院戒备森严，前所未有。此现象纵然与政府跟民众关系严重错位直接相关，但跟政府部门心中有数的治安状况也大有联系。
不过无论治安问题严重与否，据我看，都不能直接作为判断收入差距状况的根据。二者间没有茅于轼说的那么简单的关系。而他把二者关系简单化之后，不给出任何依据就贸然断言治安问题不大，又据此否认收入差距拉大，论证方式很不靠谱。
二．将“公平”主观化而一笔勾销
公平、公正是自古以来人类的不懈追求，也是评判社会的重要价值准则。对这一任何社会无法回避、讨论收入差距尤其不可回避的问题，茅先生采取了消解法，说：“‘公平’其实是一个很含混的词。由于含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最直观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别是大家的消费差不多，有些人看到当今社会穷的穷，富的富，消费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于是，词义“含混”、各有各的理解、再加“不平之心油然而起”的臆断，三管齐下，公平就成了纯然主观的个人感受，无客观性可言。而“有些人……不平之心油然而起”的表述还暗示“不公”是眼红和妒富心理的产物。
诚然，何为公平，怎样才公平，一直存在争议。然而，第一，公平与否，纵有主观感受一面，但作为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有若干指标，种种指标依据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感觉。所以，公平问题不是茅先生用“含混”等几招就可以打发掉的。第二，无论怎么界定，无论有怎样的政治、文化差异，都难以否认某些现象为不公。如，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高度集中，特别是这一过程始终有权力的参与乃至操控——贪腐、官商勾结、权力分肥和自肥、行政垄断和无处不在的准入门槛，等等，莫不如此；央企高管自定天价年薪，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垄断企业职工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的巨大差距；在工人与资方关系上，政府以保护投资环境的借口压制工人，工人被卸掉议价能力而作为孤立的个体面对资方，工资水平全球垫底；个税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担而有劫贫济富性质、中等收入者被挤压，随时有落入底层的危险；公共服务的极端不平衡既在城乡之间、不同职业之间，更在官民之间……
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是感觉，也不含混。但茅于轼罔顾事实，将其彻底主观化，从价值根基上消解掉这个问题。
三．二重标准谈贫富
“有人提出，现在贫富差别可能比改革开放前还小了。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至此，核心论点正式亮出，即，现在的贫富差距“小于”30年。此论惊世骇俗。但怎样得出的呢？撇开混乱得一塌糊涂、到处自相矛盾的表述，他给出用以说明贫富差别比过去小的证据之一，是过去只有局级干部家里能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用手机。证据之二，过去是吃饱和挨饿的差距，穿暖和受冻的差距，现在是吃什么和穿什么的差距。
这两条勉强可视为证据的内容部分符合事实——说只有部分符合，是他的说法太粗疏，好像过去不存在穿好穿坏、吃好吃歹的区别似的。但即使根据部分符合事实的内容，要证明现在贫富差距小于过去，也极其荒唐。
首先，茅先生使用的贫穷标准是静态的，富裕标准却在挪移，以静态的贫穷标准和因时而异的富裕标准淡化差距和当下贫困阶层的困境。
谈及贫穷，他完全无视时代变迁对“贫穷”标准的改变，忽视不同条件下基本必需品在变化。以他作为证据的手机普遍使用为例。新技术发展使这种通讯工具价格低廉而普及，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现今社会条件下，手机对很多人来说已是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而绝非可有可无，对背井离乡、家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农民工更是如此。相反，一些可以足不出户但远比民工富足的人至今不使用手机。所以，是否用手机，丝毫说明不了经济境况；普遍用手机，也丝毫不能证明贫富差距小了。
第二个证据是吃穿。他断言30年前的差别是吃饱穿暖跟挨饿受冻的差别，现在是吃什么穿什么的差别，按他说法，后一差别小于前一差别。这里，他忽视了一个学者绝不该忽视的背景事实：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快速发展，贫、富标准都在变化。死抱住国家经济濒临崩溃时期吃不起饭的所谓贫困标准，于是，今天可以不挨饿受冻、可以活命了，贫者的贫困程度便算是减轻了。诡异的是，忽视背景的静态标准并未贯彻到底。谈及富裕，却未按30年前标准，比方说，视拥有万元为大富，更没有拿他眼里30年前“温饱即富”的标准来比照，而是避开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小部分人身上的事实，把这部分人跟低收入的差别极力淡化成在吃穿享受上“好一点”——如此谈差别，我很想知道他怎样看待诸如黄金宴跟勉强糊口或某些希望小学孩子的食物之间的差别——。唯一承认的重大差别是，社会贫富两级的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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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差距 中国统计年鉴 收入差距过大 价值评判标准 中国统计年 茅于轼 贫富差距

四.用所谓“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淡化、消解贫富悬殊的事实
我国财富分布极端不平衡，有多方面数据和事实相印证。
去年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作大会发言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赖明提供的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财富分布差距在全面扩大。世行最新报告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茅先生避而不谈财富分布差距，却拿所谓消费上“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来消弭这一事实，说：“人们花钱所带来的享受，从效用上讲却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只不过富人为了区别于众，在消费的品牌上和穷人拉开差距。一个普通的手包，和一个LV包，在功能上并没有差别，但富人却喜欢拥有它的那么一点意义。一件名牌服装，据说比普通衣服更舒适一点、更有型一点、更耐穿一点……只是‘一点’差别，这‘一点’差别不是内行还看不出来，但却花了富人大量钱财。为了穿暖，他们只要花1%的价钱就够了，而为了这‘一点’，他们花了其余99%的价钱。”
“花1%的价钱”和“花了其余99%的价钱”之说不伦不类，也是不顾常识的无稽之谈。且在他眼里，人似乎只有吃穿住几项需要，贫富差距只在这几方面，至于我国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天壤之别，享受、占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④上的天壤之别，完全不在考量之中。
然而，尽管说法不伦不类，要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富人为了“拥有那么一点意义”，买东西吃大亏了。这就是他说的“花钱带来的享受效用收益递减”。按照此说，贫富两极在享受上差别不大，因为富人为了“一点”“不是内行看不出来的差别”就得额外花掉“99%的价钱”。于是，继二重标准谈贫富淡化差距之后，又以消费上“享受效用收益递减”淡化差距，更以轻飘飘的“一点”之说，刻意用语词戏法淡化、消解巨大贫富悬殊。至于财富过度集中致使极少数人挥霍无度、大部分国民却购买力低下，这个事实，绝口不谈。
再下来，七弯八拐绕了一大圈之后，宣布：“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
“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⑤，是很奇怪的表述。如果一定要给以合理性解释，我想，应该指奢侈品征税。但是，第一，虽然中国新富正在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最大消费群体，但中国自身没有世界品牌，购买奢侈品，钱主要流向欧美国家了。关于中国新富这方面动向，有很多报道。世界奢侈品协会指出，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超过94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27.5%，仅次日本；在未来1-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另有报道指，中国游客正取代阿拉伯王室和俄罗斯富豪，成为英国品牌和奢侈品的最大外国游客消费群。最近还有报道，中国旅游团在纽约购物，千人消费人均六千美元……。除此之外，中国富豪满世界买豪宅名车、贪官海外豪赌，也是举世惊诧。暴富阶层这种消费动向使茅于轼所谓“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成为一个笑话。第二，即使对进口奢侈品征税，“给穷人用”之说要成立，须得有公正、透明的财政转移制度。可中国养官财政世所瞩目，再高的税和费大都落入这个无底洞；投向民生的比例低得不成体统，甚至不如不发达国家。这两个基本事实，茅先生是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五．用“山寨”论据否认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危险
步步淡化和消解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之后，茅于轼在否认差距过大的危险性上发力。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0.4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30年前为0.28；10年前超过警戒线0.4；2009年升至0.47，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0.5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0.5，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来个了不承认主义，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不承认，也是一种观点，但要成立并拿出来示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得靠证据支撑！
无论警戒线还是红线，表示的都是某种情况发生的高概率。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这两地情况真如他所说，也属无效论证。
然而比无效论证更荒谬的是，用以证明不存在“红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来历不明的“有人说”——“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0.3和0.4之间。
那么，茅先生在把印度作为一个否认红线存在的例证提出来时，至少应该履行两个义务。一，告诉读者，印度的基尼系数，还有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二，他采用“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恐怖”为证据，就应告诉读者：此说来源？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数据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况只字未提，后面几问一概回避。就这样，凭一个很山寨的“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对读者实在欠尊重。
六．论据论点风马牛，误将他乡认故乡
否认了国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条标示危险的红线，末了，茅先生给出一个美好趋势安慰众生，称“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然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经努力争取便可供人们坐享好处的趋势。中国经济大概是最受惠于全球化趋势的，但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不努力奋斗，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镜花水月。茅于轼无视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虚无缥缈说“趋势”，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忽悠。所说好趋势指“人格尊严上差距在缩小”，忽悠意味更大。无须高深学问，有点现代社会常识也可知道，人格尊严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
茅于轼撇开要害侈谈“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既模糊人们视线又过于虚幻。举的例，则令人哑然失笑：
“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要作论证，证据跟论点之间要有对应关系而不能风马牛。谈人格尊严上差距缩小“趋势”，把比尔·盖茨对农民、总统对服务员、慈禧太后对李莲英⑥一古脑拉扯在一起，犹如一幅风马牛。不过我愿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许在做横向纵向比较？然而，横向举证比尔·盖茨或总统对他人的尊重，那状况是彼处的而非此处的，不能误认他乡作故乡。纵向举慈禧对下人的态度，大概要证明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极端情况已成历史。果真如此，茅先生俨然桃花源中人。对现今源源不断出自官员，只有“更”没有“最”的嚣张语言和行径，他似乎懵然不晓。
不过，强调过去人与人地位不平等，这是事实。但说现在较过去平等，却属妄断。现实是，过去的等级差别，这30年更细化了；特权阶层过去有的特权，现在一样不少，且更强化了，不仅强化，特权内容无以复加的扩展了。如果要说趋势，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等级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不良趋势还在加深。
至于“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就算只当宽心话，也太具反讽意味。贫穷、富裕、权力、官位的代际传递已成正在撕裂社会的顽疾。别的不说，仅各地曝光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茅于轼所谓“仍有人可以”，当然，出几个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对于证明他的社会趋势还有意义吗？
七．结语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用一连串乌龙证据和论证来否认，否认不了则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则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最后用不着调的“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认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无济于事。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很多迹象表明，一起始就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⑦，不久前见诸报端的几起尤其凸显社会病态——昆明拾荒兄弟双双自杀、陕西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等等……令人极为震惊。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1# yangpenghao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