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leone兄强调的是斯密身上的历史感,他通常采用历史资料、案例等为他的理论提供佐证。斯密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之上做的出理论化努力是成功的，但是后来的矫枉过正就成了“李嘉图恶习”了。但是这种方法并一定如维纳所言，为了更好地结合现实情形而容忍形式逻辑上的不和谐。
或许大家都对《国富论》中这句话很熟悉：我们每日从屠户、面包师、酿酒师那里得到的食料和饮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原文大意如此）断章取义地理解这句话，得出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但是一旦将这句话放回原文、回到斯密的语境再看看，得出的完全相反的结论。我记得这一句的前面一句话是介绍交易的通义，大意是我们交易吧，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因为你也能从我给你的东西中获得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呢？交易的通义在于每个人如果要从交易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首先要让交易伙伴也能从交易中获得利益。这是利己，还是利他呢？自己的欲望必须在他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那句话的后面一句话是说，我们不说自己的需要，而是说对他们有利。因此，斯密说我们不是唤起了他们的利他心，而是唤起了他们的利己心。这里，斯密教给了我们做生意的策略，如果你要成功地和别人做成买卖，你不能说自己可以从交易中得到什么好处，而是要让交易伙伴知道他可以在交易中得到什么好处。只有出于这种考虑的这种交易，才能不断地促进分工，分工带来的剩余产品增加扩大市场范围，又进一步地促进分工，结果是国民财富的增加。这才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本意！他说这种机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增加的财富再按自然趋势分配，人民的财富（购买力，或者说可以支配的劳动数量）也不断增加。通常认为斯密的说法鼓励的是竞争，但是《国富论》最为重要的前几章都在强调的是合作。比如他讲日工穿的粗呢绒上衣，制造过程那么复杂的分工完全是建立的合作的基础之上的，他说没有这些相互帮助和合作，没有人能够安逸地活下去，因为他无法凭借单个人的力量制造自己所需的任务东西。这就是斯密构想的市场经济。
由此看来，斯密的经济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不同的，后者对此的定义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效用，这仅是出于单方面的考虑，或者借用凡勃伦的嘲讽，他（新古典式的经济人）即没有先人，没也有后代，只是在外界的刺激下移动自己，即外面刺激消失后，他又变成了一个安静的小球。这种经济人假设与极端的孟德维尔式经济人假说可以并存，即人只有利已的考虑，没有道德观念的丝毫残留，个人劣行都是公共福利。
回到《道德情操论》，这本书的最后一版是斯密去世前几年才修订的（斯密在弥留之际让他焚毁他的手稿，有人说是斯密是出于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成熟的思想和作品不留给后人），可以看成是斯密思想的另一部成熟的作品（最近几天一直在找这本书来重读一遍，但记不起被谁借走了）。斯密说利己和利他都是人性自然存在的两个方面，仁慈（或者同情心sympathy,由字根“path”和前缀“sym”构成，path是感情的意思，分享此字根的有apathy-->无情的,antipathy-->反感的等，sym这个前缀表示共同，例如symphony-->共同的声音，指交响曲，symmetric-共同的标准-->，对称的。sympathy-->共同的感情，同情。记得斯密用这个一个例子来介绍同情，某些人因为有人去世而悲伤，你看到了这个伤心之人的时候，你也会感到悲伤。这种意义上的情绪是“同情”通义。）和正义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仁慈是社会建筑的装饰，而正义却更是社会建筑的支柱，一旦这个支柱跨了，那么社会建筑将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因此，基于仁慈的道德和基于正义的法律对于社会建筑而讲也是不可或缺的。道德使得市场更好、更和谐的运行，而法律而是市场存在的基础。当然，这里将市场看成社会的一种制度，道德、法律对社会的意义同样体现的市场制度当中，而《国富论》里面的市场，斯密没有明确定义，但是从市场与分工的关系来看，我想是市场剩余产品结成的共同资源。
所以，我认为“斯密悖论”（据说是19世纪中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提出的，他们都典型地将经济人看成是自私和贪婪，他们对此的批评的纠正是不错的，错就错在把这个靶子挂在斯密的脖子上）是个伪命题。利已考虑了利他的自利打算，竞争是建立合作基础之上的竞争，如果基于仁慈的道德不能提供市场运用的基础，那么只有借助体现正义的法律了。这不是冷冰冰、凄惨惨的丛林法则，而是充满了温情、互爱的市场经济，至少是体现了正义的市场经济。
以后我要是当了老师，尽量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斯密这个高尚而谦逊的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2 14:37:4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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