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歌颂自杀 就如歌颂流亡
——笔者语
“因为我亲眼看到大名鼎鼎的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只瓶子里,孩子们问她:‘
西比尔,你要什么?’她说:‘我要死’。”
——艾略特《荒原》
自杀——本体诗人的一种特质
——关于中外诗人自杀的现象分析
提要: 自杀,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社会现象,在诗人的世界也广泛存在,古今
中外的本体诗人则在探讨世界的本质、宇宙的本源、人类的本真的终极思考中接近生命
的本义。他们的自杀,是一次有意义的积极行动,这一行动成为他们最后的哲学话语。
关键词:哲学,本体诗人,自杀,诗歌,文化,个人行动,
性别差异。
一 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诗人
“就哲学本身来说,研究和思考只是预备和附属的部分,是到达目的的手段。他们到达
见解就停下来了,或到达最高意义的所谓理论这一事物——即对一切事物的秩序和价值
的确定思考。这种思考是富于想像力的。不能驰骋想像并且控制感情的人是无法到达它
的,到达它的哲学家那时就是一位诗人。”乔治?桑塔亚那的对哲学家的论断同样适用于
诗人。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在内,最终都将是一种思想的表述。语言本身潜在
的构造寓意的功能,在本体诗人那里得以完美呈现。本体,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概括,本
体诗人是那些探究人性的本质,探索世界及宇宙的本源以及对所有具有哲学价值的问题
的终极思索的真正的诗人,最高的诗人。他们并不一定有明确的哲学体系,因为他们并
非就是哲学家,他们首先是诗人,然后是本体诗人。
能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诗歌,必定是飞扬而严肃的,又是全面而深刻的。把想像力指向
一切事物的秩序,或者指向整个世界的构成,此时的诗人就是哲学家,这是诗人的宿命
。
概说
我们不能忽视荷马的智慧与柏拉图的理想,简单地说城邦就是宇宙,宇宙就是
庙宇。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自然主义与悲观主义都在人类的童年变成狂欢或抑郁的诗
情。
卢克莱修(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何以要在美丽的年代选择自杀?作为回答,首
先需要指出在古希腊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观有三种哲学倾向: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哲
学和怀疑哲学。它们共同回答着一个问题: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个人怎样有意义
地活下去?——这个问题纠缠了历来的哲人与诗人数千年,直至今日。“世界是无意义
的”预设成了西方文明无法愈合的伤口。古希腊的悲剧诗人们为世界增添了激动人心的
神性——那几乎就是人类的意义;罗马之后的基督文明,显然是肯定现世并承认来世有
更大幸福,但又避免不了虚无哲学的影响——在《传道书》中的悲观情绪。当人类进入
了更为激动的现代社会,存在主义以反叛身姿言说荒谬的存在,经历了数次世界大战的
人类突然之间失去了一切价值,于是急急忙忙地寻找,重忆信仰与上帝。无意义因此寻
找意义,同样成为生存的理由。
伊壁鸠鲁坦率承认世界是无意义的,并试图在人类的居所上塑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个人
幸福;斯多葛派认为世界之无意义是邪恶与盲目的,是对这个世界所有事物的极大打击
,而人们必须尽自己的职责不要去追问行动的结果,也不要追问行动是否会带来个人的
幸福。怀疑论者则完全排斥对任何事物做出任何判断,以此获得心灵的平静,因为一切
经验与知识永远处于不确定中(或者没有任何确定的经验与知识)也就无法被变成有效
与实用。此三种哲学倾向在古代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对整个欧洲的文明与社会发
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也孕育着基督教的诞生,随着罗马衰落,日耳曼民族重
建起“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的精神被吸收,在虔诚的信念下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与征
服。此后的欧洲历史走上轨道,“两希”文化成为了完美的渊源。
但是诗人们却不断地走入了狂乱。卢克莱修的死亡比起苏格拉底之死缺少了悲壮与从容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述了苏格拉底的死亡场景:他即将死去,毒汁已在他体内蔓
延,在场的人们为失去他而痛心不已,但他最后诀别道:“克力同,我还欠阿斯客琉修
斯阿斯客琉修一只公鸡,不要忘了还给他。”不是所有的诗人与哲人与苏格拉底一样能
以此面对死亡。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非洲诗人狄俄浦在诗中写道:要更为经常地倾听|万物而非人类
之音|听火苗劈啪之音|听风呜咽之音|听灌木丛呜咽之音|那是祖先们的呼吸| 逝
者已去,再不复存在|他们在女人的怀里|他们在哭泣的孩子中|他们在熊熊燃烧着的
木头中|逝者并非长眠于地|他们在森林中,在家里|逝者并未死去。
人们应当不惧怕死亡,因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然的部分,正是死亡使得人的
生命最终成为万物的一部分构成。诗人们更清楚这一点,所以更珍惜活着。贺拉斯写道
“今朝且一乐,明日不再来”(《及时行乐》),而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说“灵
魂交付给上帝……一阵短促的睡眠过去了,我们永恒地醒来|死亡将不复再来;死亡,
你将消隐而去。”(《死亡并不值得骄傲》)在一次性的死亡之后,就是永恒。当然,
任何一种死亡都没有基督的死富于意义与价值,富于拯救色彩与生的希冀,在基督的教
义中人不能自杀,因这生命缘于上帝,没有完整的今生就没有来世,没有肉体的磨难过
程就没有灵魂的洁净永恒。自杀的诗人是否在进行反叛,至少是对继续生活的失信。卢
克来修不过是一个不相信来世的物质主义者,女诗人萨福的自杀竟会被众人叫好为“罪
有应得”,要越过宗教去探讨哲学人生是艰难的,人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人,
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不仅如此,还要去认识此在之外。而人的冥想的有限性与
局限性足以导致对生命本身的怀疑而非欣喜,转而对神性进行肯定。在卑微之中人要面
对死亡,也必须承认并面对自杀。
基督的拯世毕竟是一种伟大而光明的理想,仿佛人类无法拯救自己于是放弃自我拯救。
任何一种坚定的伟大在人类的近现代开始动摇,走向不确定的多元化。
人类历史的20世纪,诗人的自杀包括本体诗人的自杀呈现繁盛。他们的死足以改变人类
的沾沾自喜与对自然的野心。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人们的信念,我们
骄傲于我们自己智慧的创造,前所未有创造;我们越来越热爱我们的星球,我们的社会
;我们渴望幸福会长久下去,我们避开死亡;于是我们保护自己,于是制造武器,于是
与一切导致死亡的威胁进行对抗——结果是,我们制造了更大的死亡,我们成了生命的
更大威胁。
叶赛宁说:“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但乡村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自杀;马雅可夫斯基
在革命中逐渐省悟对生命的屠杀远比改变可怕,他悔恨他不安他惶恐,他自杀;曼德尔
施塔姆被流放,茨维塔耶娃无奈离开时代又无法自足存活,她自杀。——我们的时代当
主动为他们的死忏悔。同样于二战前后的短短几十年,仅在美国就出现了诗人约翰·伯
尔曼的自杀,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的自杀,以及女
诗人沙拉·蒂斯代尔和诗人切尔·杜塞的自杀。现代社会的诗人们与所有人一样在面对
痛苦人生及繁复世相,在苦苦清理文明的创伤,在找寻新的信仰。
我们的内心也异常地复杂,困惑、伤感、预言的危机渗透生活的各个角落。诗人何为?
“他现在不得不阐述一种永恒:|这个世界能接受我的确就是奇迹|一旦我高兴地爬上
一棵埃及榕树|我就会欢唱在树顶|坚固的陆地嵌着浩瀚的大海消逝了|每一张床上也
就渐渐空寂”(约翰?伯里曼《梦歌》)这种渴望逃遁的心情缘于对生活的极大失落感,
这是现代人的典型情绪。安妮?塞克斯顿用《自杀手记》分析了她的死亡抉择,并准确地
预言:“我将安然逝去|恰如某人丢失的镜片|生命被人们夸大。”人们越是失望就越
是显得对别人生命的冷漠,于是越是觉得自己的生命重要,如果有人自杀就会引来更多
的惊讶与关注,这样,生命又的确被人们夸大。
本体诗人的自杀并非在作践生之为人的荣誉,而是在履行他们的内心,履行他们的终极
思考,履行他们对死亡的信念,履行他们对世界的颠覆性行动。
二战后德语诗歌的荣誉必将属于策兰,对于他的死,除了在塞纳河畔表达敬意我们没有
资格作任何非薄之论,我们需要记住他的磨难与他的伟大,那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
我们更应记住他的诗歌思想:“诗歌……是对死亡和无耐永无止境的诉说。”本体诗人
的自杀即是一种这样的诉说。
    二  诗人自杀的形态学分析
    尽管屈原的自沉和王国维的自沉形成二千年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
引得人们有“问天”而“天”不在的“思无所归”之叹,或“理想”社会的可望而不可
即的沉痛,但那必定因时空的某种隔绝而难以使当代人真切地感到灵魂的悸恸。而90年
代诗人的自杀,却不能再使人们沉醉在“后”文化的“冷风景”中玩“语言游戏”了。
当然,不同诗人的自杀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价值形态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在诗人选择尘世生命终结的瞬间,直观到诗人的无声的大
歌。
    (一)  海子——山海关卧轨中的回归原初意象
    在90 年代的帷幕拉开前的瞬间——1989年3月26日,北大诗人海子在山
海关卧轨自杀。我不知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诗人在冰冷的轨道上怎样坦然地目睹钢轮的
扑近。在生命最终时刻,他的生命天平测量着什么?他的脑海里预感到了什么?死亡带
走了深不可测的思和不可言表的痛。这沉重的死不仅给每一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
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也许,海子的“殉诗之死”是给90年
代“轻飘的生”一个巨大的反讽和冷静的寓言。
    在商品逻辑浸渍一切的时代,甚至连诗人之死也有被污染的可能,尽管
这污染以“神话”、“光环”的方式出现。有人认为海子死于物质世界对诗神的挤压,
有人归于海子个体存在的危机和意义危机,有人强调是“语言的欲望”和重大压力逼死
了诗人,有人看到海子死亡的时代悲剧,有人有感于海子与耶稣的“惊人相似”而相信
海子是与黑暗“主动在抗争”。以上说法忽略了海子之死的个体选择性和有限生命的担
当性,因为他说过:“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这种个体选择为生命承担思想的重量划出了终点。直面“真”必然直面
死亡。大哲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在科学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
(马克思)。当个体达到存在的极限而目睹本真(真相)以后,必定面对死亡。俄狄浦
斯作为人认识自己(本体反思)并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原型,在解悟了“人”这一大谜
的同时迈出了人的界限,最终成为杀父娶母、刺瞎双眼而流亡科罗诺斯的忧郁老人。难
道,人的本体超越性反思真能将人逼到意识的边缘和存在的边缘而使之坠入深渊?难道
,敢于同自己的极限挑战,面对真实就必然陷入毁灭吗?海子透过自己奋力写作的“大
诗”看到了什么?他是对自己写作的高度厚度阔度感到怀疑?还是生存状态超越了生存
的极限?甚或是目睹了诗国前景而扭身而去?猜测,毕竟是猜测。我倒宁愿将海子的死
看作目睹本真以后的个体跨越生存界限的选择,在界面的一端是诗国的辉煌——诗言思
而思言道——对“大诗”“大道”超越性领悟,在界面的另一端是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
。
    我想,一个二十四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
狂地写诗盈箱而又急促地敲响空寂的山海关?为什么就不可以多一些凡夫俗子的快乐和
那种“潇洒走一回”的心肠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走之前,他毁掉了全部信件,他的很
多朋友只能在事后回忆他,而这种回忆大多是对诗人自杀的某种误读,所以,人们给海
了立了很多光环——语言的花圈,想把他捧成一个灿烂夺目的诗人。我想,海子不愿意
加封任何有光环色彩的东西,想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那份真诚和思考,面对天地人神四
重根发问,然后孤独地去做自己无法逃避的选择。
    海子的死标明中国纯诗已抵达人类精神的最前沿却又在现实中濒临灭绝
。处身于这一怪圈之中,90年代初,一些诗人转向海外汉学界发表诗作,可惜影响甚微
;另一些小诗人则转入“地下”,在苦苦挣扎中使诗意的光辉射向被欲望燃烧的大地。
    (二) 戈麦——圆明园的冷然毁诗与静穆地投水
    戈麦于1991年9 月在圆明园附近投水自杀。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
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这种重复发生的“事件”使整个90年代初死寂的
文坛再也不可能缄默。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上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
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向思维、精神、体验的
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
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
的窒息。
    90年代,一些人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推崇,甚至发展到关注诗人
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于是诗似乎只能浸透了血才能具有诗意的光辉,诗人似乎也只
有通过自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表明商业消费逻辑已经伸进诗的肌体:诗人似乎不
再重思,而只重社会的轰动效应,人们不再读诗而仅热衷于成为诗人之死的看客。当十
几位小诗人在全国各地相继自杀时,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已不再对“诗人自杀”感兴趣
,人们不读诗也不在乎诗人的死。诗人成为多余人,诗成为多余品。或许可以说,当诗
失去思言道之本真时,诗人自杀了,诗也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