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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与杨澜合影
“如果历史到了这里不能够连接的话。那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
重庆市的大动作被许多媒体称为是户籍改革的破冰之旅，它的成功与否对于全国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对这一举措出台的前前后后，《杨澜访谈录》日前专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现予以节录。
A
如果再过二十年这些农民工老了又全都回到农村，城市化进程就会变成海市蜃楼。
杨澜：重庆为什么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黄奇帆：城市化、工业化是中国今后三十年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很关键的是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中国城乡统筹的要害是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怎么解决好。城市化、工业化不是城市人口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逐步减少，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也不是让农民简单地来城市打工，然后把打工的流动人口算成常住的城市化率。如果这个就是城市化的话，那么再过二十年这些农民工老了又全都回到农村，城市化进程就会变成海市蜃楼。
杨澜：从8月1日实施到现在，农民工的反应热烈吗？
黄奇帆：我们有三个平台在推进这项工作，包括户籍警平台，与农民工有联系的企业工厂平台，以及农民工自己的家庭平台。现在已经有信息灵敏的几千人成了第一批转户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我们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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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户籍解决后把家人接到城里来，如果没有几百万平方米公租房备着，汹涌而来的上百万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那我是自找苦吃。
杨澜：过去几年中，重庆市陆续出台一些重要政策，为今天的户籍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如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引入IT企业新增几十万就业机会，大规模建公租房等，做这些事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呢？
黄奇帆：所谓城乡统筹，就是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保障措施和资源配置以及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体化。其实我们在最近两年里做的几件事，跟这次户籍改革是相关的，如果没做这些事，现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可能是缺胳膊、缺零件，无法良性循环的。
比如农民工户籍解决后，他把家人接来时需要公租房。如果没有几百万平方米公租房备着，汹涌而来的上百万人口会造成社会动荡，那我是自找苦吃了。
C
我的父母是在我出生前进入上海的，我变成了上海原住民。凭什么现在的农民工进了城，二十年后他们的小孩感觉自己不是原住民？
杨澜：如果农民工是从外省到重庆来的，我们有什么权力跑到外省跟他说他那个宅基地要收回，或者说他承包的土地要退回给集体呢？
黄奇帆：事实上不管外省还是本地，只要农民工进城干了五年以上，都可以给他户口。但重庆这个城市事实上98%是本地人，2%是外地人，那2%的外地人我也用不着他把他在外省的土地转给我，我要它干嘛呢？这是占了人家的土地。他只要在重庆打工，他就贡献了青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杨澜：有些城里人希望农民工是个田螺姑娘，晚上出来干活，白天缩回壳里。有些城里人认为道义上应该给农民工城市户籍，但又担心他们摊平自己的社会福利，你怎样说服这类人接受农民工转户呢？
黄奇帆：这里面就几个要点：第一，一定要认识到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是城市原住民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过程，而是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
第二，不存在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就分享了城市的利益，或者说削弱了城市原住民的福利。比如农民工进城，降低了城市的养老平均年龄，使社会老龄化推迟，城市原住民群体其实是受益的。
第三，我们这些所谓的城市原住民，比如我一出生就在上海，但我的父母其实是在我出生前进入上海的，在上海工作结婚，生了小孩，我都变成了上海原住民。凭什么现在的农民工进了城，二十年以后他们的小孩感觉自己不是原住民，而是个农村人？如果历史到了这里不能够连接的话，那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是没有远见，没有道德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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