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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酒新瓶
20世纪，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国进民退，一次拖垮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另一次则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和最主要的内容，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中国资委多次表示，国企应该有进有退，但新一轮国进民退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行业中只进不退，被看做是把“国进民退”这一历史上的旧酒装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瓶中。
国有山东钢铁收购民营日照钢铁被称为典型的中国式“国进民退”案例。两者之间的并购大战持续了一年之久，参考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山东钢铁亏损约12.85亿元，而日钢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双方2009年9月6日签订重组协议，以共同向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山东钢铁以现金出资，占67%的股权；日照钢铁以其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入股，占33%的股权。巨亏的国有山东钢铁在收购赢利的民营日照钢铁之后，成为中国钢铁业的新巨头；而曾经业绩堪称辉煌的民营日照钢铁，却自此消失。
另一个例子是自2008年9月开始进行到2010年的山西煤改。山西省政府掀起的煤炭业“国进民退”大重组，决心力度之大，极为引人注目。山西煤矿一直因频繁发生的矿难，骇人听闻的暴力传说和屡见报端的钱权合谋，加上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受到国人的关注和谴责，“煤老板”的称号即代表了民众对其的厌恶。而且地方政府推动进行此次煤矿重组的动机是非常好的：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安全隐患，这些都顺应民众心愿，所以对煤矿的强行并购，很轻易地获得了大众的道德支持。但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国企，它们似乎应该会比私营小煤矿更服从政府的指令和要求，但是国企终究也是“企业”，而对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它们不一定就不会为了效益而牺牲安全。强行并购煤炭行业（全部是大型国企）对于市场化改革是无益的，使煤炭整个行业都是垄断国企，并不利于市场化发展，而且极有可能由于国企高度集中造成体制僵化等问题。私营小煤矿、煤老板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政府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考虑作为市场秩序的规范者、作为经济场上的“裁判员”如何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而不能将监管的缺失看做市场及市场主体本身的问题，从而自己去做市场主体、去做场上的“运动员”，这样，真的是走上了老路，饮起了旧酒。
2 旧瓶新酒
“国进民退”的诸多表现，或许仅仅是表面现象，是形式，但这些旧的形式可能实际上表现的确是新内容。仅仅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的途中，国企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国企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骨干性的企业甚至是基础性的企业，对国家经济起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代表着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国企做大对于国企改革提高效率来说，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意义。
此外，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每当经济萧条，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就会盛行。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进民退”现象与凯恩斯主义的高涨有关，也与西方金融机构的国有化浪潮以及自由市场被认为多多少少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关。
首先考虑西方发生的“国有化”。著名学者钱颖一在谈到美国经济危机时曾谈到，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各方都自顾不暇，而要结束危机实现复苏，就必须有人来担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现代金融中，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个责任的，通常就是政府。在此次危机中，“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意味着，政府要出面注入资金，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使整个经济运转起来，而这当然会增加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所获得的股份，往往是不包括控制权的一种所有权，它只是短期措施，并不是要改变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长期政策。简单地说，西方各国每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众所周知，在历次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国进民退都是作为一项权宜之计而不是长期的制度安排。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式“国进民退”或许也可看做是危机引发的新一轮政府干预市场。4万亿的注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国企在诸多行业进行的整合、兼并、重组等，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以渡过危机推动经济复苏，进一步实现可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改变，刺激措施的退出只是时间问题，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会有调整，看得见的手完成救急任务后，看不见的手仍会发挥它的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仍然是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作用。
再看中国式国进民退，以中粮入股蒙牛为例：2009年7月，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厚朴投资公司，以现金每股17.60港元，出资逾61亿港元，入股蒙牛乳业，并以约20%持股比例成为第一大股东，蒙牛乳业的身份由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一家民营企业转变成为了国有控股的企业。这一交易，对三方有利：中粮联手厚朴超过61亿港元入主蒙牛，对于中粮集团来说，进军乳业，进一步完善了其产业链；对于蒙牛来说，心向往之，随后解决了先前遇到的资金困难的问题，如释重负；对于厚朴投资也是一个投资机会。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通常所见都是国有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被民企收购，这些被收购的国有企业多是地方国有中小企业，“国退民进”也没有过哪家民营企业收购世界500强的国企。具体到这一案例，蒙牛乳业在三聚氰胺事件和“OMP事件”的双重打击之下，资金链出现问题，面对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既是央企又是世界500强企业的中粮入股蒙牛，当时还强调自身只是长期持股的战略投资者，没有继续增持蒙牛的计划，而且不参与蒙牛的日常经营管理。“国”、“民”的进或退，只有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才会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3 短期与长期中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这一现象的好坏，不能对其简单地做出判断。合理的“国进民退”应该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应该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不应该建立在制度歧视、资源错位基础之上。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以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达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以国家手段来推动。国家手段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尤其是类似金融危机这种紧急情况）是不同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政府必须站出来采取有力措施振兴经济，承担责任。这时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而且只应该是短期的应急措施，而不应是长期的改变政府与企业边界的政策。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往往取得优先股，但不包括控制权，其只是暂时的“国有化”，不会长期持续，更不是长期政府绝对控股。所以在中国，拯救危机之时，“国进”也是无可厚非的，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正率先走出危机阴霾，这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更有国企作出的贡献。
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式“国进民退”如果是走老路，在诸多重要领域依靠垄断地位和国家扶持从而形成市场强势，会成为完全的“旧酒新瓶”，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尽管在短期，刺激经济的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国企，有助于克服危机、振兴经济和确保就业，但在长期，由于国企普遍存在着效率低下、产权不明的问题，再形成强大的资源垄断不利于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毕竟就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来说，应该减少政府的介入，继续市场化改革。三十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民营企业是革新和增长的推动力，所以，必须保证民营企业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相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私营企业更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活力。
从关于中国式国进民退的激烈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人们的担忧主要在于害怕它会使市场经济出现倒退。在这一点上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体制，那么就应该承认，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可能性，关键是“进”和“退”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自愿行为，还是政府等权力机构的强制力。在政策上，既要强调保障民营经济的竞争权利，但同样不能遏制国有企业的竞争活力。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都会有进有退，有起有落，这对企业来说是正常的，当在真正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国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而不是靠政府“看得见”的手强制规划的“进”，便是以“国进民退”的老形式，体现出独立的竞争优势与活力，实质上是反映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成为旧瓶新酒。
4 结语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决定中国经济很难简单地重复老路，中国经济必须寻求更加平衡也更有持续性的道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式“国进民退”不应是旧酒新瓶而应该成为旧瓶新酒。政府救市，为的是让经济止跌，但经济的真正恢复与发展，一定要依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民间投资。为此，要理性地实现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这一过程中要注重考虑政府投资退出竞争领域，同时扩大民间投资的领域范围，根据发改委鼓励民间投资二十条，破除垄断，鼓励民间投资，以及努力建立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使公共投资与民兴利。
总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竞争进退。
参考文献：
[1]张明.国进民退是在走回头路[J].董事会，2009（12）：25.
[2]林坤，浩然，朱敏.新国企生态圈国进民退的喜与忧[J].新经济导刊，2009（11）：70-73.
作者简介：袁晶（1989一），女，汉族，上海中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 袁晶 来源：《中国市场》2010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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