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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得到了什么?
大国财富流失
连续三年来，中国以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中国的经济活力不但带动了一批国家经济的繁荣，而且通过贸易和金融直接为国外相关生产商和消费者贡献了巨额财富或福利。不但亚洲其它地区的出口增长100%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原材料出口的增长也主要源自中国的进口。在世界依赖中国的同时，中国从世界得到了什么呢？
在贸易方面，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中国在原油、铁矿石、钢材、粮食、铜等大宗原材料的方面，每年需多支付进口成本3000多亿元人民币。在出口方面，我国以玩具、纺织品、家用电器等廉价商品为主，成为遭受各种贸易限制最多的国家。就资本投资而言，近几年FDI增长趋缓，海外资本市场融资上升较快。外资流入在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大部分已经进入资本回报期。有人说外资到中国“占领市场、避开税收、带走利润、留下GDP”，如果是竞争性行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往往是一些国内非竞争性行业成为海外分红大户，比如：中国石油当初上市融资29亿美元，上市四年累计海外分红高达119亿元。三年来，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三年海外分红就达近800亿元，而上述公司的盈利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再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全部以每股1元的价格将1/3左右的股权卖给国外公司，可以想象一两年后这些外资参股公司每年就可得到上亿元的利润，而他们的投入只有几千万，到底他们能够贡献什么？
就存量财富因估值导致的购买力变化而言，中国依靠廉价产品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不但跟随美元大幅贬值，而且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在填补美国的赤字。45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贬值20%，蒸发的购买力就相当于中国纺织工人近一年工资收入。
因此，我们不得不研究在当今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下，中国应该如何减少国民财富和居民福利流失、保证国家利益问题。
只考虑相对优势说不能保证国家利益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阐明了各国通过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利益的原理；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则证明，只要拥有比较优势，各国就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增加国民财富；新古典贸易理论进一步揭示了比较利益的源泉在于要素禀赋；制成品贸易理论则证明，即使在要素禀赋完全相同的前提下，只要有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需求，各国仍然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获得利益。
以相对优势说为代表的自由贸易思想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但是缺少贸易利益分配的思想。之后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从要素流动、要素收入分配等微观角度研究贸易利益的分配，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西方国家以其300多年国际贸易经验，主导并娴熟地操纵着各种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游戏规则，分享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种增长力量带来的经济成果。如何保证中国的国际利益在现有的国际贸易框架内不受损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简单的自由贸易理论思想，更应该认真研究贸易利益的分配理论，以及西方从重商主义时代发展至今的丰富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思想。
就自由贸易理论和贸易利益分配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贸易条件的生成机制，一定要认识到大国经济贸易条件内生性和小国经济贸易条件外生性的本质不同，从而在贸易政策方面利用大国地位和贸易条件的内生性，来捍卫本国厂商和居民的福利。
例如，理论上只要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大国对某一项具有需求弹性的进口商品征税，该商品全球需求减少，国际市场价格就会下跌。就纺织品而言，如果美国、欧洲等纺织品需求大国征收进口税，那么全球纺织品需求就会减少，纺织品供应能力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就会明显下跌，中国等纺织品出口国不但要承受出口量减少的损失，还要承受出口价格下降的损失。反之，如果中国主动征收出口税，减少出口，那么全球纺织品供应会减少，全球纺织品价格理论上应该上升(现实中至少不会下降)。这样，纺织品出口大国的财富和福利损失要小得多。此外，中国征收出口税和欧美征收进口税的财政收入效应完全不同，一个把税收留给本国，一个把关税收入送给外国。
但对于石油、铁矿石等需求没有足够弹性的商品，即使征收进口税，全球需求也不会减少或减少有限。因此需要中国从国家战略框架和贸易体制争取到一定战略保证。美国的铜、原油、粮食的生产商和进出口商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国会、进而影响政府，迫使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却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针对本国政府“寻租”，然后把“租金”廉价输送到国外。政府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可以把政策注意力放在国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则应该把重心放在如何给本国的大宗原材料生产商、供应商、需求企业提供足够的战略保障，不应该让本国企业在海外孤军奋战，在商品市场和期货市场上被侵蚀、绞杀。
就贸易保护理论而言，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出口基本上不赚钱，“主要是赚退税的钱”——一年如此，十年如此，到底保护了幼稚产业，还是错误保护导致的资源扭曲和财富外流？配额和关税、补贴与退税的福利和税收意义究竟有什么不同，顺差、逆差的就业效应和资本转移效应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在西方丰富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中都有答案，需要我国在未来政策调整中认真研究。
财富分配的“大道理”
微观的贸易分配和贸易保护思想都是利益分配、是“小道理”，而以国际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为主导的体制和金融力量才是主导全球财富分配的“大道理”。
新古典经济学证明，通过借入资本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比无资本流入的状况下要快得多，尽管外资产生的利润必须在国内和国外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吸引外资必须在以下条件下才真正有利：一是资本稀缺；二是国际利率小于本国利率。中国在国内储蓄达到13万亿，正在从资本稀缺阶段逐步向资本自给自足阶段过渡，而目前国内利率市场机制尚存扭曲，因此，重点应该加速本国储蓄使用效率，壮大资本市场发展国内直接融资。
此外，还必须研究吸引外资所需的条件和配套成本，以及外资带来的外部经济和税收效应问题。如果真像某些现象表明的外资在中国“占领市场、避开税收、带走利润、留下GDP”，那么在资本逐渐自足的时代，就应该重新评估外资对中国的财富和福利效应，而不是不加区别、不惜代价地单项追求外资进入的数量。以苏州市为例，虽然该市GDP已经进入全国所有城市前五名，可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社会消费总额增长率均低于重庆等内陆城市，原因就是外资带走了大部分财富增加值。如果国民财富不增加、居民福利得不到改善，这样的GDP对本国有什么意义？当然，还要关注非竞争性行业进入的问题，就如同美国人的政治力量影响导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一样。
比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汇率。反对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呼声是所谓就业压力。可是怎么理解日本厂商过去二十年的生存呢？日元在广场协议后升值三倍，日本企业都能消化，中国企业就没有一点消化能力吗？欧元、美元、日元等主要汇率相对波动10%20%是很平常的事情，中国企业就没有能力面对人民币的小幅稳步升值吗？事实上，中国大部分低端出口产品都在国际市场拥有绝对价格优势，不仅低估、贱卖了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导致本国福利损失，而且造成了很多贸易磨擦。因此调整汇率的结果一部分需要本国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来消化，另一部分成本显然将由进口国承担，本质上是把以往白送的福利和财富少送一点而已。
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过程，是中国从拥有绝对加工贸易竞争优势到相对竞争优势转变的过程，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本币升值对就业的影响是短期的，而对国民福利、经济效率的增加效是长期的。
汇率变化不仅意味着贸易流量、资本流量和存量财富的变化，而且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就中国而言，2004年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的时候是最好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时机，但由于摆脱不了封闭经济思想，却采取了以抑制国内信贷增长的政策。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过快增长，恰恰是因为去年以来抑制国内信贷、压缩了国内吸收(投资和消费)，从而减少了进口，增加了出口造成的。现在反过来再放松信贷增加国内吸收还不迟。
对于大国经济而言，不仅贸易条件、汇率具有很大的内生性，利率也应该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国人从来只担心美联储升息会带来中国升息压力，为什么不考虑中国如果降息，对美国乃至全球利率的降息压力？中国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降低利息、增加信贷，不仅可以冲销过多的外汇储备，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吸收，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减少顺差，平衡国际收支。
当前中国调节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最简单的公式是：升值＋国内吸收增加＝顺差减少。事实上，如果担心汇率升值过快会造成就业压力的话，更应该增加货币投放，通过国内物价指数的上涨(内部贬值)来降低短期升值压力，就是应该执行内一定的通货膨胀税，或者增加国债规蘑减少储备(比如给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注资)，以保持央行货币账户的平衡。
在灵活运用货币升值、国内货币投放增加，或增加政府赤字，利用通货调节改善支出总量、利用货币汇率改善支出结构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利率下调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力度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大国金融调控的目标必须追求国际利率的内生性，一旦国际利率内生，大国就可以利用国际利率的决定权，增加资本利得，或减轻本国的利息负担
如果完全按照相对优势说为基础的所谓自由经济思想，中国积累起来的不是贸易加工优势，只能叫做“打工优势”或“利润奉献优势”。
从绝对贸易加工优势到相对优势，再到金融优势的转变，是大国经济崛起的必然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哪怕微观的对内政策也会对国外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因此不应该只关注政策的内部效应、忽视外部影响力，而是应该追求、培育这种外部影响力，并把它作为增进本国财富和居民福利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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