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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优秀公司介绍:Google的规则 草根族的胜利:投票满天飞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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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么多熟知的IT企业的总部密集地坐落在方圆数十里的区域内。正是他们和更多不知名的小企业不断地打破而非打碎传统,“创新沦为传统,传统又被新的创新打破”这样周而复始的创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促成了硅谷的繁荣。

Google在企业文化、管理体系、客户体验、产品研发、技术架构等方面标新立异,在解构传统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一套适合互联网时代的生存规划。

从旧金山沿着著名的101公路南下,绿茸茸的硅谷扑面而来。3月下旬,没有四季之分的硅谷地区等待着雨季与旱季的交替。南行不到1小时,一行9人的中国记者团来到位于山景城的Google总部,开启了对这家名声在外却又“真人不露相”的公司的探索之旅。

天下有没有免费的午餐?

拉开玻璃门,在公司前台等待访客登记的时候,放在一旁的各式饮料和按摩椅就使你对免费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概念上。

一定程度上,在办公区的参观不过是对免费加深体验而已:洗衣房(湿洗免费)、按摩师、台球、健身器械、手动足球、电动滑板、冷热饮料、点心……Google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百步之内必有饮料。由于布局过密加之开放式的摆放,办公区内弥漫着咖啡的浓香。

临近中午,Google的员工或围坐在露天餐桌,或三三两两端着饭盒穿行于园区中,开始了众人所知的由国际名厨掌勺的午餐。等到我们来到餐厅,餐厅内就餐的高潮已过。面对红红绿绿的陌生菜肴,笔者反倒无从下口了,免费加深了浪费的罪恶感。于是,只好拿了些熟悉的蔬菜和一块比萨饼,没能体验印度等国风味的菜肴确实有些遗憾。

免费大餐源自佩奇和布林的创业生涯。1998年9月,他们俩开始了最没创意的创业故事——在车库里创业。等到他们搬出时,房东发现,车库里到处是比萨饼的包装盒。免费大餐肯定不是他们成功的理想,但说是一种愿望也许不为过。那位拥有MBA学位的房东不久也被他俩“劝到”公司,主管公司运营。

Google的吃还是颇有名气的。尽管有各种健身器械,但三餐免费享用的Google员工进公司后平均体重增加了18磅。员工不仅自己吃,还带着人来吃。有位员工带着在雅虎上班的女朋友在Google吃了差不多一个月。8岁离开北京随父母到巴西的宇可,告诉记者他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硅谷不同的公司边吃边考察,最后选择了Google,这儿的饮食文化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据说,Google这种“小恩小惠”在招聘和公共形象上还挺管用。

参观完后,我们驱车来到硅谷一家很有名气的中餐馆已经接近晚上8点了。在边上菜边吃边聊中,不知不觉时针指向9时。“很抱歉!我要回公司了。” 同桌的女工程师王沂起身告辞。

此刻,你才感受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在一群聪明人中出类拔萃,哪里有不付出超人代价的?

互联网时代:持续渐进式创新

在网上Google一下Niniane Wang(王沂),她在美国15岁上大学,曾在微软XBox部门做过5年程序员,2003年9月来到Google做软件工程师,一年后开始在项目组挑头,先是在Gmail部门,现在负责一个尚未公开的项目。

在记者的追问下,王沂说,这段时间项目有些忙,除了20%的自由支配时间也放进去外,还要加班。

Google的项目组大都只有3~5个人。项目组的构成也很特别,通常是当一个人有了好的创意,会把它贴在内部网上,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创意的评估,也是对创意者本人综合素质的投票。谁都渴望成功,谁都希望被更有能力的人来领导,更何况每年还有总数高达1000万美元的创始人奖金。因此,成为管理3~5人的“芝麻官”是件很荣耀的事。

“小团队对Google非常重要,它增加了对更多新事物的尝试,增强了团队成员在研发上的决策权和对客户服务的责任感,消除了官僚主义的影响,降低了内部沟通协调成本,即使出现失误,调整起来也更容易。”负责搜索和用户服务体验的副总裁Marissa Mayer说。

Mayer是Google的第二位雇员,也是第一位女工程师,人们熟悉的Google简洁的界面就是她设计开发的。Mayer在斯坦福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专攻人工智能,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Mayer说,要把大项目切分到3~5人团队的大小。Google的原则是研发人员增加1倍,项目数量也要增加1倍,以限制研发团队的规模。她说,有家软件大厂商,7年前投入大量人力开发操作系统,原定2003年推出,结果直到今年晚些时候才能推出。事实上,这还是一个“瘦身版”——为赶时间不得不删减了一些功能。

记得2000年夏,微软CEO鲍尔默在北京宣布.NET战略时强调,微软要用10年的时间消灭盒装软件,软件的性能将持续不断地更新,用户将会按需付费使用软件。人们不必等到2010年去体验这种先进的软件生产和使用理念,Google几年前已经实现,而在使用上又多走了一步——按需免费使用。

在小团队管理上,佩奇和布林并非先知先觉。最初,Google也是沿用大团队方式,终于有一天,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大而全的官僚体制,于是把大家叫到一起,当场宣布所有的项目经理就地下课。

如今,作为产品总裁的佩奇和技术总监的布林不仅要看公司研发小组的工作,每周还会浏览大约七八十位即将进入Google的人员简历。

这种“一竿子扎到底”的管理模式也是有极限的。Mayer认为,公司规模在两万人以下没有问题,超过两万人后,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人才争夺 你死我活

对于一个新兴或者高速发展的公司来说,在人力资源上奉行“拿来主义”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反过来,人才的流动方向实际上是在用脚来对企业投票。

当年盖茨不惜代价网罗人才成为美谈。数据库大师吉姆·格雷有意加盟微软,但又畏惧微软总部所在地西雅图的阴雨绵绵,于是盖茨特意为格雷在阳光灿烂的旧金山湾区成立了实验室。加盟微软不到两年,格雷就因多年来在数据库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1998年图灵奖。

但是现在风向变了,Google作为硅谷的明星,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微软过去“囤积”的人才。Google使出多种方式挖人,既有对李开复等人的硬挖,也有王沂通过现身说法“介绍了几个人过来”,Google甚至在距微软总部不足8公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成立了一个能容纳200人的软件开发部门,显然是替那些一时半会离不开西雅图的人着想。Google拿出不惜对簿公堂的劲头挖人,不仅让包括微软在内的不少企业担心,而且在对数学天才的争夺战中,打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多年来凭借数学吃饭的技术间谍机构。

而在Google内部,则上演着一场Google总部与Google中国的人才“争夺战”。“去年7月开复第一次来公司时,公司有几十人围住开复,希望回国工作。”今年6月将要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汪华回忆起去年夏季在Google作暑期生时遇到的情景。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排名全美商学院第一,竞争十分激烈,每年面向全球仅招收300多名学生。据说,平均每年只有4名中国内地的学生进入商学院。而汪华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他在国内创建了一家企业,专门从事各省移动通信的规划和培训方面的业务。“业务每年几乎都是固定的,既饿不着,也长不大。”于是汪华考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他去年夏天在Google总部做了3个月的暑期生,“即使是暑期生,Google的面试也很严格”。

汪华已经接受了Google的邀请,今年6月份毕业后加盟Google。不过,他还是想回北京,“那里发展的机会更多”。

总部涌动的回京潮使得李开复在总部多少有点儿“不太受人欢迎了”,因为一些核心工程师选择了Google中国,势必会对现有项目带来影响,但谁也无法阻拦,因为Google内部崇尚民主,工程师有权利决定自己做什么。

Google在中国的招聘进行得很顺利。李开复告诉记者,除了那些想做基础研究的人才他会劝说不要来Google外,Google在软件人才的招聘上没有遇到对手。他还透露,今年1月份Google中国编程大赛的冠军也已接受了Google的加盟邀请。

在中国市场,由于微软与Google达成的和解协议,李开复在一年内不能聘用微软员工。但是这一禁令到7月份将会解除。

草根族的胜利

类似筹建项目组这样的“投票”在Google是常事儿,事无巨细,动不动就来一次投票,有的时候投票的方式会因目的不一而有所不同。比如说,加入哪个项目组是人们用脚来“投票”选举组长。

Google对“投票”的热衷要追溯到1995年佩奇和布林创立的PageRank算法,日后成为Google搜索的核心算法。在PageRank算法中,一个网页在搜索返回结果的排名高低主要取决于链接指向该网页的网站知名度和用户的点击率,也就是说,知名网站是在用链接“投票”,而用户则用鼠标“投票”。所谓网站的知名度,实际上也与真实的点击率直接相关,因此,网页能否排名靠前,要看网民用鼠标和键盘“投票”的结果。

在作为Google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中,Google采用了竞价排名的方式,只不过这一回广告客户是在用钞票“投票”。谁出的价格高,谁就会在搜索结果返回页面右栏广告位置上靠前。Google又表示,如果一个广告的点击率高,也有助于提高排名。

各式各样的“投票”归结到一点,就是互联网所倡导的平等与民主的文化。

“一夜暴富”使得百万富翁在Google比比皆是,但是在公司内部你看不到财富的显赫,看到的是电脑前的勤奋、相遇时的微笑、交往的平等和管理的民主,而这些正是互联网草根文化的体现。

很难想象,身为副总裁的李开复要与另外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而隔壁CEO施密斯的办公室大约只有五六平米,坐在靠墙放置的办公桌前,一转身就能够到后面墙壁上挂着的白板,两墙之间的距离大约两米。

在采访Google负责亚太与拉美业务的副总裁过程中,公司创始人之一布林推门进来,与大家聊了一段时间,让在场的人感到很惊喜,因为在日程中没有此项安排。

Google到底是家什么公司

毫无疑问,Google是家搜索公司。但是很多时候它的所作所为又让人产生疑问。

如果你把Google当作互联网公司,那你就无法合理地解释Google在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能支撑至少80亿张网页的全球最大数据库的硬件基础设施自然是IT记者的兴趣所在,每每问道Google有多少CPU时,对方总会含糊其辞地说:很多。

对此李开复则说过一个略微详细的模糊概念:Google的服务器是Google自己设计的,在同样大的空间内,Google的服务器比其他服务器厂商能容纳更多的CPU;如果按照服务器的年产量来计算,Google在服务器市场应该排得比较靠前。但是Google不出售服务器和存储设备,所以不能把它视为服务器或者存储厂商。

去年8月,笔者在旧金山参加英特尔开发商峰会,这是英特尔在推出双核CPU后的首次技术大会。公司CEO欧德宁在主题演讲中邀请Google的副总裁做并行计算的演示。照理说,英特尔应该邀请操作系统厂商的。

Google使用的是Linux。Google的工程师按照平行计算的要求对Linux进行了优化,并把相关的优化返回到Linux社区。Mayer介绍说,Google没有用时下流行的SOA(面向服务的架构),Google有自己专用的文件系统和自己专用的索引系统,无论是从硬件或是软件使用上,要比IBM或者Oracle这样的商业数据库效率更高,但管理成本却没有那么高。Google的开发语言是Java和C++。可是Google既不向外提供操作系统也不出售数据库,让你很难把Google向这方面靠。

从目前Google赢利模式来看,Google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搜索的在线广告,因此,现阶段可以将Google视为媒体公司。在Google的搜索结果返回页面上,搜索结果和在线广告分得一清二楚,其赢利模式与传统媒体没有多大差别,差别只在于技术手段不同。
Google会止步于搜索吗?

在互联网上存储信息最多的无疑是Google,如此之大的数据量如果仅仅用来做搜索,未免太过可惜;另一方面,Google公司规模异乎寻常地膨胀,从2002年底不足700人,到现在已经超过6000人,员工人数年年翻番。

在Google公司CEO施密特访华早餐会上,笔者问施密特:Google公司员工人数的理想规模是多少?施密特只是说:很多。随后的专访中,有记者问,如果Google员工人数发展到与微软相当时……Mayer回答说,搜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如何搜索到最佳结果,使用自然语言与搜索交互,视频搜索等等。即使是五六万人,也不足以解决这么多的搜索问题。她表示,Google不可能等着大学按部就班地研究,Google要做的就是加快这一进程。

既然如此,笔者问Mayer为什么Google新近收购了网络办公软件公司Writely。她解释道,Writely与Google地图及Google地球使用的开发工具都是ajax(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Web开发工具),收购可以增强Google在ajax上的技术实力。在笔者的追问下,Mayer承认Writely原有的办公软件并没有放弃。

办公软件与搜索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一个看似无关的故事。多年前,戴尔的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它的竞争对手无论是IBM、惠普还是康柏,都是凭借服务器市场的丰厚利润来支持PC部门与戴尔进行价格竞争。不得已,戴尔推出服务器,初衷是想在服务器市场“搅和、搅和”,没想到戴尔服务器还真在市场上立足了,从而减轻了PC部门的市场压力,后来戴尔又在打印机市场如法炮制。

办公软件与搜索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微软“链接”的,因为办公软件多年来一直是微软最大的利润来源,而搜索也是微软必争的。有报道说,施密特在今年4月表示,Google已经将微软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么收购Writely到底是拓展新业务呢,还是用来“防身”?

或许用Writely 来证明Google会超出搜索范围还为时过早。实际上从Google的使命“整合天下信息,让人人能获取,使人人都受益”不难看出,如果Google把自己限定在搜索领域,那么“让人人能获取”已经足够用了,没有必要强调“使人人受益”。

如果“天下的信息都被整合”,那么它所释放的能量是任何富有想象能力的人也无法想象的。但是有一点是能预见的,那就是搜索完美之日,就是Google现有的在线广告模式“崩溃”之时——既然搜索引擎能准确地理解我的意图并且找到最佳结果,那么第二条搜索结果还有何必要呢?我为什么还要去看旁边的广告呢?

链接一

硅谷的人才摇篮

硅谷的繁荣与斯坦福大学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和风险投资家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分不开。1884年,铁路大亨斯坦福为纪念未成年的独生子早逝,创办了斯坦福大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结伴成功。

担任导游的宇可带着我们来到了他学习过的计算机科学系。地下一层的走廊里陈列着大量的图片和计算装置,其中佩奇和布林在校攻读博士期间为搜索搭建的存储装置被放在显著的位置。

10年前硬盘不仅容量不大而且价格不菲,而搜索对于存储空间的需求是贪得无0厌的。于是,教授们用旧的各式硬盘就成了二人的宝贝,而分布式的体系架构是利用这些废弃物的最佳架构。看来,今天Google的分布式计算体系与两人当年资金的窘迫直接相关。

Google公司核心搜索算法PageRank就是佩奇的创意。有趣的是PageRank中的Page意思是网页,同时也是姓氏佩奇。很多人将PageRank译为“网页等级”,据说正确的依法应是“佩奇等级”。

推动斯坦福大学学生创业的是学校技术授权办公室,学校师生的研究成功都在此登记。办公室鼓励师生以很少的授权费用使用这些技术进行创业。事实上,PageRank的所有权属于斯坦福大学而不是Google,而且Google对PageRank的使用权到2010年就到期了。

佩奇和布林创办Google简直是大卫·费罗和杨致远创办Yahoo的翻版,大家都是在读博期间辍学创办公司,只不过费罗和杨致远读的是电子工程。与斯坦福大学直接相关的知名企业还能数出惠普、Sun和思科。

Google与斯坦福大学有着不解之缘,在公司网站公布的21位高管的简历中,可以查到有9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人杰地灵,在职的1700多位教授中,就有17位诺贝尔奖得主。

除了图书馆、灯塔和教堂外,在两个多小时的“浏览”中,笔者还没有见过超过4层的建筑,从而印证了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

盖茨捐助冠名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大楼。

佩奇和布林自制并用乐高玩具装饰的存储设备。

链接二

当父亲还是当祖父

在淅淅的小雨中,记者来到毗邻斯坦福大学的风险投资一条街——沙丘路。踏进2800号这座不起眼的两层小楼,里面居然“蜗居”着7家风险投资公司。我们采访的Mayfield基金公司是硅谷老牌的VC,在37年公司历史上,共投资450家企业,其中100多家成功上市,200多家被并购。Mayfield管理着22亿美元的基金,在中国已经投资了两家芯片企业、一家短信企业及百合网。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VC的平均风险回报率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高。200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过去20年全行业平均回报率为14.5%,当年则为-22.3%。Mayfield的多年平均回报率在两位百分数上。

像KPCB公司约翰·杜尔1999年1250万美元投资Google,5年后回报高达30亿美元的案例真是微乎其微。

硅谷的VC大都具有深刻的行业背景,笔者问在硅谷半导体领域很有名气的John Stockton::“你为什么在成功创立了好几家半导体企业后,反而转来做VC?”Stockton答道:“这要看你是想当父亲还是想当祖父。”他把创业企业家当作企业的父亲,而VC则是企业的祖父。

硅谷的VC不仅投资企业,还要为企业搭建管理团队,说白了就是找个人帮忙看住他们的钱财。杜尔不仅成功劝说自己的朋友、时任Novell董事长兼CEO的施密特加盟Google,而且自己也在Google担任董事。

陪同参观的汪华告诉记者,Mayfield的一个特点是注重早期投资。现在很多VC将投资时间后移,以减少风险。但风险小了,自然回报也不会高,而且还与天使投资之间留下空白。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已经有些VC开始介入企业运营,他们会有专门的运营团队,不仅对企业投资,而且还接管企业的运营。

公司负责人Kavin Fong表示,在投资决策时,他先要看机会和人,第三才是技术。

记者手记

Google面临的挑战

当大家都沉浸在网络泡沫破灭的失落感中时,Google却一路窜红。这也难免会引起一些原本对搜索看走眼的公司的眼热。于是,挑战产生了。

当人们明白了搜索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是未来互联网的核心时,Google面临的挑战就更艰巨了。这一点施密斯最为清楚,因为他之前所领导的Novell公司在网络操作系统市场曾经拥有80%以上的份额,后来被打成“重伤”,一蹶不振。

然而Google最大的挑战来自Google自己。确切地说来自它那日益增大的数据库和日渐精准的搜索引擎。

不错,数据越大、搜索越准,肯定会给Google带来更多的生意和财富,但有时也会带来麻烦。

当信息一盘散沙般地散布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时,信息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当搜索把这些信息连在一起时,信息的力量也就体现出来。在信息非对称的环境下,话语权一定会向占有信息更多的一方倾斜。在互联网上搜索无疑掌握着话语权。

在这种情况下,Google“不做恶”的信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尽管Google坚持信条,但Google已经明显地感到挑战了,当美国国家级的技术间谍机构在对技术人才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当堂堂的美国司法部要向Google讨要数据,Google面临的挑战可能刚刚开始。

有位员工刚入职,就提出要与CEO施密斯分享办公室。在与施密特“联合”办公中,常常听到施密特给来宾解释Google搜索引擎的市场占有率。于是,他就利用20%的业余时间编写了一个程序,用光线的颜色、强弱来显示全球各地区Google引擎的实时使用情况,并把它作为搬出时的告别礼物。后面则是Google有名的白板文化,上面记载着很多Google员工的异想天开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3 12:44: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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