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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郭宇宽《郎咸平胡说印度》的质疑
作为“知名媒体人”，郭宇宽近来在其博客上连续发表反对郎咸平的系列文章。细数这些文章，多为作者个人感情宣泄和上纲上线式的指责与攻击，缺乏最起码的理性与对事实的尊重。如:《郎咸平的几大罪状》，通篇都抓住一些莫须有的“事实”在所谓“人品问题”上大做文章， “扣帽子”。既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也缺乏详实的数据，甚至根本找不出一个连贯明确的主题，从内容到文风更像是一篇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这种水平的“文章”没有任何研究和批判的价值，在这里就不浪费各位看官的宝贵时间赘述了。

让笔者稍微有点兴趣的是不久前老郭发表的一篇题为《郎咸平在胡说印度》的文字，文中提到：“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笔者求学时的专业为经济学，加之受魏源先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熏陶，平时比较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我国周边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历史乃至传统文化亦略有涉猎。窃以为，如果对老郭在该文中忽悠各位看官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于一个对印度问题略知一二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可谓不负责任。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尽管笔者既不“知名”，也非“媒体人”，但为了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还是有责任和义务说几句公道话。

首先，老郭在文中提到：“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不得不承认，作为“知名媒体人”，老郭确实聪明：他抛开GDP、出口量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指标不谈，围绕抽象的无法科学衡量的“幸福感”大做文章，抛出“印度GDP和出口不如中国，然而印度人民比中国人民幸福。”的观点，真可谓一招妙棋：

曾经有一则很著名的寓言：一位国王得了病，只有找到一位真正认为自己幸福的人，把他的衬衣给国王穿上，才能治好国王的病。然而尽管重金多方求索，却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可这人是个乞丐，穷的根本连一件衬衣都买不起。

这则寓言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幸福”更多时候是一种主观、抽象的心理体验，很难与现实的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等指标划上等号。简单说，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只要一个人始终有烦恼，在主观上认为自己“不幸福”，那么谁也无法证明他是“幸福”的。老郭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讨论引向了一个根本无法证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反对者既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也无法证明老郭是错的，永远处于被动，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然而，印度人民的“幸福感”真的如老郭所说，比中国人民高么？尽管国与国之间由于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由此造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差异，对“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总存在一些全人类共同的普世标准：比如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等等。寓言中的乞丐尽管经济上贫穷，但起码还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和人格尊严。如果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恐怕都不会认为自己“幸福”：

印度自古以来有一种叫“萨蒂”的寡妇殉葬制度，如果丈夫死了，妻子也应该同亡夫一起躺在火葬的干柴上，让自己活活烧死。这种陋习虽然早在1829年就被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废除了。但是，即便是现在，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农村里，还能看到这种痕迹。2006年5月，一位名叫维德娅瓦蒂·辛格35岁的印度寡妇在亲戚逼迫和殴打下，被迫跳向焚烧丈夫遗体的火葬堆，为丈夫殉葬。400多名村民们将她丈夫拉克罕的遗体送往火葬场所，当木柴开始熊熊燃烧时，维德娅瓦蒂在当地村民的怂恿和逼迫下，痛哭着抛下3个年幼的孩子，跳向了燃烧着拉克罕遗体的火葬堆，在村民众目睽睽注视下活活被烧死。一开始是她自己爬上火葬的柴堆，火烧起来后，她想逃出来，但是被她丈夫的三个兄弟用棍棒赶了回去，一直到最后，她都没有放弃对生命的执着与眷恋；然而在残酷的陋习面前，一切挣扎最终化为了烈火中的一缕幽魂。死者生命最后时刻的悲鸣，化作震撼人心的绝响，飘荡在广阔的印度大地上，不断拷问着生者的良知，久久难以散去…

这并非恐怖电影的桥段，而是不久之前，发生在离我们不远国度的真实事件。老郭在文中一再强调“知识分子要为苍生说人话…要对最弱势公民的权利进行保障。”并声称自己“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如果他的经历不是捏造的，作为一个“为苍生说人话”、“对最弱势公民权利进行保障”的“知识分子”，难道他在印度从来没有听说过、关注过类似的惨剧么？还是说他从来不屑于关注一位印度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死这样的“小事”呢？从他对这么严重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态度中，看不到任何“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良知与道义，更缺乏对社会“最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与同情，只有无尽的虚伪、冷漠、自私…

事实上，寡妇自焚殉葬制度仅仅是印度社会残害女性行为的一方面，除此之外，“童婚”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1993年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个调查却显示，17％的女性在lO岁以前就结婚了；3％的女性在5岁以前就结婚了。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有490万的女性在18岁以前便已经结婚了。印度2005-2006年进行的一次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显示，22.6%的女性16岁以前结婚，44.5%的女性16-17岁间结婚，2.6%的女性不到13岁结婚。童婚女性更易进行三次以上的生育，生产两个孩子的间隔不到两年、多次意外怀孕、终止妊娠及绝育的可能性亦高”研究结果表明，受童婚影响的不仅是16-17岁的青春期少女，还有大批14-15岁年龄更小的女孩。研究人员称，令人深省的是，印度现行政策及经济发展并不能帮助农村女性及贫穷女性。不可否认，“童婚”对女性生理、心理造成的巨大危害已成为严重困扰印度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普遍社会难题。很难想象，作为上述行为的受害者，“幸福感”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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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郭宇宽 郎咸平 中国经济学人 fellow school 咸平 印度 郭宇宽

除了推销“幸福指数”的概念，老郭还祭起了“民主”这个“大旗”；最可笑的是他居然偷换概念，把“民主”与“腐败”混为一谈：“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按照老郭的逻辑，似乎“腐败”成了“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和必然，只要是有利于“民主”的腐败，不仅是可以宽容的，更应当大力提倡。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老郭的“腐败民主逻辑”代入中国国情：最近，南方某城市常务副市长杨某因贪污受贿“落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了解到：此人在“圈子里”的口碑相当不错，很多人评价他颇有“义气”。原因是他不仅仅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钱用于个人享受，还经常“慷慨解囊”，给官场上的朋友和普通群众“排忧解难”，因此在全市上下都博得了“大方”和“乐善好施”的美名。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用“腐败”得来的收入在当地从事大量投资项目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渠道”，为当地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有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因此，尽管人人都知道他搞腐败，但是大家就是愿意选他当市长。按照老郭的逻辑，像杨市长这样的“民主先锋”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和谐，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就越高。因此不但不能够将他们绳之以法，还应当给他们颁发一面“‘腐败’无罪，‘民主’有功”的锦旗。老郭一再强调要“说人话”，不知道这句“人话”是否对了你的胃口？

另外，理智的想一下，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现阶段人口众多、国民教育水平依然偏低的人口大国推行民主，哪怕是真正的西方式的“民主”，究竟是否能够真正有效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有待商榷。

常常作为“民主”的对立面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又称“李光耀命题”）认为：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并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和人权观；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被放在了个人权利之上，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个人利益，因而特别强调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及个人价值。它把集体、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要求个人首先服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需要，认为个人只有与社会和国家保持一致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个人应抱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决心和热情。在当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一个人应主动、自觉地牺牲甚至抛弃自身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

事实上，正是这种“先国家后个人”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成就了新加坡和韩国的成功：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自由和民主阻碍经济发展”，并举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在一些权威主义程度更高的国家，例如新加坡、中国以及韩国等，经济增长速度则可以更高，而那些相对较少权威主义的国家，如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其经济增长却很慢，所以认定民主和自由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也说过：“对于像韩国这样贫穷的国家来说，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高于政治问题，强调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话道出了韩国当时的情况，也为大多数韩国人所认同，其他东亚威权政治国家(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让穷人在政治自由和满足基本经济需要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总会选择后者”。显然，当把经济发展和经济需要看成是首要任务的时候，往往会认为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有一个优先选择权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首先发展经济，满足经济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和自由制度。

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指出：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与中国90％的成人识字率相比，印度有40％的成人今天仍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一个短的、简单的读写表达，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获得最基本的小学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这似乎表明，印度式民主道路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检验。

由此可见，无视当前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现实，在决定“民主”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的前提下，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推行的“民主”，不外一种本末倒置，没有方向感和发展前途的“伪民主”。况且这种“民主”本身也是异常脆弱的，一旦经济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很容易“灰飞烟灭”，沦为“镜花水月”。

在《郎咸平胡说印度》中，老郭开口“民主”，闭口“良知”，对我国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大肆影射乃至妖魔化我国的专制、腐败和对弱势群体权益的践踏，极力标榜自己在“为苍生说人话”。而然，只要对中国和印度国情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难看出其观点的肤浅与牵强。

当然，笔者写下这篇文章并非为了证明我们就比其他国家要优秀和成功，事实上比起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在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确实仍然存在很多有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而同样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印度在很多方面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比如印度发达的软件、IT和金融服务业，以及印度独特历史和宗教文化造就的企业家道德等。然而象老郭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某些言论是对中国和印度现实国情的歪曲，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印度人民的感情，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此将老郭文章的结尾略作修改后还给他：“郭宇宽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为苍生说人话”六字…但如果一定要谈“苍生”和“人话”，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郭宇宽心里真有“苍生”，嘴里说了“人话”，还真的要思量思量。”
参考文献
[1]森阿，德雷兹让．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M]．
黄飞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森阿．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权衡.印度式经济增长：基于“印度式民主”视角的分析[M].
[4]郭洪纪.浅析印度式民主与印度价值观[M].
[5]蒋茂霞.印度女性社会地位探析[M].

2010-06-20 09:54:41　来源: 新京报(北京)　
为了生产转基因棉花，印度棉农必须购买价格不菲的转基因种子。一旦歉收，棉农难以偿还银行贷款。由此，银行不再贷款，棉农转借高利贷。如果继续无法还债，只能倾家荡产，甚至自杀。

新京报6月20日报道 从1997年至今近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引进转基因棉花，种子涨价，棉农贷款，歉收，无法偿还，银行不再贷款，棉农借高利贷，无法偿还，倾家荡产，最后自杀———这个令人悲伤的链条展现出印度农民自杀的大体过程。当地人们将原因归咎于美国公司送来的转基因种子，全球化为印度农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然而，如果保障健全的话，仅仅一个转基因棉花种子，就能够让20万甚至更多的印度农民崩溃吗？

2009年5月末的一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东北的维达婆地区，一棵芒果树下年轻的棉农郭卡正抹去悲伤的眼泪。五天前，他的父亲就在这棵树上上吊自尽。一条白色头巾和一双破旧不堪的草鞋还留在树下，但它们的主人因为无力偿还850美元的债务选择撒手人寰。

据国家犯罪记录办公室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至今，已有近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棉农。

骤然上升的自杀数字

“十年前，农民的生活还可以维系。”郭卡说，和很多当地农民一样，他将父亲的死归咎于全球化的冲击和转基因棉花的大面积种植。

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提瓦里曾经是一名工程师，现在他的全职工作是记录农民自杀事件，唤醒全社会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担忧。

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地板到天花板都绘满了图表，上面记录着2001年至2009年维达婆地区所有农民的自杀事件。“2001年，52起自杀。”提瓦里大声读着，而随后几年，这一数字几乎呈直线上升，“2002年104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起，2008年1267起。”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3位农民自杀。

由于农民自杀率太高，印度政府专门进行了统计。最常见的自杀方式是上吊和服毒，最频繁发生自杀的地区是印度中部的棉花种植带。

提瓦里认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密苏里州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Monsanto）是引发这些悲剧的主要原因。转基因棉花种子贸易不仅改变了农业生产，也给印度社会带来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变化。

高价种子的丰厚诱惑

从前，棉花种子是印度棉农花销最小的开支之一。

尽管从产量上看，印度本土的棉花种子不及来自美国的转基因棉花，但却能适应印度独特的气候———每年夏天多雨的季风季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干旱。

而孟山都公司改变了这一切。上世纪末，该公司开发了一种转基因棉花，它能产生一种专门杀灭棉铃虫幼虫的蛋白毒素，使得棉花自身能抵御天敌的侵害。

2002年，名为“保铃棉”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在印度上市。可供每英亩农田种植的保铃棉售价为1400卢比，约35美元。尽管在政府的干预下该公司将售价降低了一半，但对于年收入仅有几百美元的棉农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最初转基因棉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印度的棉花产量翻了一番。2005年，这种棉花的种植使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42%，种植转基因棉花每英亩的收入比非转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长，各种弊端也随之显现。对于小规模耕作的印度农民而言，转基因棉花带来的变数是他们未曾预料的。

转基因“水土不服”

和印度本土的棉花不同，转基因棉花需要更多的水来灌溉。

这对于美国大规模种植的棉农而言不是问题，只要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就能保证收成。但印度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全印度9000万农民中，60%的人拥有的农田不到2.5英亩。因此他们在种植转基因棉花时，更加“靠天吃饭”，棉花的收成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年的降雨量。

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经过5年的研究发现，已经有少量棉铃虫对转基因棉花的毒素产生了抗性。科学家预测，经过10代棉花种植，棉铃虫就必将普遍获得抗性。

为应对害虫产生的抗性，通用的做法是“生物避难所策略”。在美国，规定转基因棉花种植中必须有20%的区域种植普通非转基因棉花作为棉铃虫避难所，但这只适用于大农场作业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对于印度小规模棉花种植很难推广，况且两国的棉铃虫种类也有差异。

借钱买种子债务缠身

印度引进转基因棉花短短几年后，种子商店里可以购买到的棉花种子都标注为转基因，致使棉农的成本大大增加，但是这里面却掺杂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

由于转基因棉花种子高昂的价格，印度的一些不法商家将非转基因棉花种子或不纯正的种子标注为转基因在市场上出售。调查显示，市场上非正规品牌中，只有26%的转基因棉种是第一代纯正转基因，46%都混杂有非转基因棉种。它们如果被当作真正的转基因棉花种植，会带来惨痛的经济损失。

转基因棉花出现之前，由于种子的开销仅占一小部分，如果当年的棉花歉收，农民们收入锐减，第二年的日子会苦一些，但还不至于倾家荡产。

但现在，为了购买种子，农民们大都向印度国立银行贷款。但如果买到假种子或收成不佳，农民无力在当年还款，银行就会拒绝再次提供贷款，此时农民们只得找私人钱庄借款。此外，那些自己没有土地的农民根本无法从银行申请贷款，只能走风险更高的高利贷途径。在有些地方，高利贷的利息高达100%。而如果第二年棉花再次歉收，甚至仅仅收成不如预期，农民们就将走进债台高筑的恶性循环。

一位无力还债服毒自杀的农民的亲人说：“我们听说转基因棉花会有好收成，所以人人都找银行贷款。可结果并非如此。”

底层农民生存堪忧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维达婆地区，父亲自杀几天后，郭卡和兄弟才知道父亲生前曾欠下债务。最初父亲从银行贷款，后来找私人借高利贷。儿子们知道父亲手头紧张，但他们没想到债务会将父亲逼上绝路。

郭卡将父亲的死归咎于购买种子的高额费用。“如果他没有为了买种子贷款，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父亲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但失去了父亲的日子，全家人还得靠种棉花为生。

有印度学者指出，转基因棉花是引发农民大批自杀的诱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印度走向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和社会未能对农民的生存状况给与足够关注。而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一批没有农业经验的人下乡务农。当农民经济状况恶化时，由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自杀成为他们仅有的选择。

又是转基因农产品的问题。

太长了，改天再看

中国棉农估计也面临类似情况，但是可能给屏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