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获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其他候选理论

1.价格双轨制理论
2.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理论
3.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4.过渡经济学理论
5.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设想和跟踪研究
6.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
7.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及实施方案
8.人民币汇率改革理论
9.经济结构理论
10.产权理论的边际创新
11.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
12.中国民营化理论及对策

13.二元城镇化发展理论






[具体介绍在后续各楼]





http://finance.jrj.com.cn/focus/2010zgjjllcxj/index.shtml

一直都很崇拜厉以宁教授！！

周老在天津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央银行关于重点关切问题的演变》，真的让人刮目相看。中国金融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睁眼看世界，慢慢探索出很多当时当地适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业的逐步深入及很多以前没法摆脱的、来源于西方的经营理论似乎已经不再适用，越发让我们觉得该自己思索自己改怎么发展金融的急切性。
  但是自己越来越理性地搞自己的金融，没有仅仅提高资本充足率以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那么简单的，在金融企业内部结构还没有完善的基础上，强行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必然引发本来还不成熟的资本市场的更多“动荡”，当然还有很多经营管理层面的问题……

（参选理论编号： CETIA10-1-001） 　　
        一、候选理论名称
　　价格双轨制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源、华生等人、张维迎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
　　五、推荐理由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为搞活企业，而企业的性质则明确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至于如何搞活企业，从哪里入手，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价格改革是理顺经济的枢纽，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价格改革起步艰难。当时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工业制成品价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总的偏高；同种产品优质不优价，劣质不低价。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价格改革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逐步调整价格，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状况；二是适当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通过改革，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基本合理，使同种产品的质量差价拉开档次。
　　在徐景安的《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回忆文章中写道，“价格改革第一步怎么跨？当时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上调一点点，电力、铁路运输就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而销售价则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果然，“价格双轨制”思路在莫干山会议的正式提出“很开脑筋”，成为价格改革破冰的关键之举。当时的共识是，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价格改革应该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入手。对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出现“调”、“放”之争，最后“先放后调，调放结合”的双轨制第三种思路的产生。正如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组报告所述：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放调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很快得到领导肯定。1984年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电视讲话中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价格的正式实施。

刘国光在《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即“放调结合”的思路。可见，价格改革初期的争论焦点是“调”“放”之争，而没有“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但在“放调结合”价格改革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同一种商品的计划内外价格双轨、多轨的局面，而“双轨制”成为了价格改革特别是1985年后出现的混乱价格格局的代名词。必须指出，中央关于价格改革所采纳的建议是“放调结合”，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因此，最初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双轨制”概念，即双轨、多轨价格，以及“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并非一致。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从一开始实施就颇受争议。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剧烈争论。主张双轨制价格的人，强调它的以下好处；（1）可以刺激起计划和计划外的生产；（2）可以使计划照顾不到的领域比较易于取得生产资料；（3）计划外高价可以促进节约，抑制底效益的需求；（4）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的分配调拨部分与市场自由流通部分的比例，控制价格水平，使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带有经济调节的色彩等等。在刁新申1986年的研究报告“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中写道，双轨制的含义是，企业计划内生产的产品和计划供应的物资按牌价调拨、买卖和分配，计划外部分则按市场价销售或购买。在此情况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也就是说，企业计划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份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而每节约一个单位的原材料耗费，就等于少到市场买一份市价原材料，从而也就等于按市价标准获得一份节约收益。于是，企业进行生产决策时，可以按市场价格而不是按牌价对自己的增产和节约进行评价，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发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1985年，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巴山轮会议”上对价格双轨制给予了肯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双重价格，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从配给制向商品化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重价格，但把双重价格应用到生产资料上，没听说过。这是一个有用的发明。所谓有用，是指它可以作为一座桥梁，通过它从一种价格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行政、官定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了这座桥梁，过渡起来就比较平稳。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双重价格不能持续时间过长。”
　　反对实行双轨制价格的人则强调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冲击国家计划。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发展部门的物资保证；（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乱，增加市场管理的难度；（3）破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物多价使企业核算复杂化，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5）计划内外的价差，刺激小企业的发展，保护落后技术，恶化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结构。此外，计划内外价差过大，还为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于社会风气不利，等等。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外国专家都对价格双轨制强烈置疑，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同时，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一批经济学人反对价格双轨过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战略，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积极推动“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但终因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以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同时宏观经济局势转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
　　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国经济逐渐迈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开始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如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和Roland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Byrd相同的结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义务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则在北京大学的题为“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奖励。”（《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尽管在此期间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腐败后果曾广受批评，但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而且腐败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双轨制本身，而是在于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衡。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从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场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试图管住存量，放开增量，两部分的激励机制，一个实行计划，一个推向市场，结果是增量的积极性远比存量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旧体制得以向新体制转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式战略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尽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争论现在已经少为人知，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因此，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重新评估价格双轨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义，这对于认清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具有重大价值。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 张维迎，《论价格改革》，《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第4期。
　　2. 张维迎，《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专家建议（三）》，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1984年6月。
　　3.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一：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1：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执笔人：田源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2：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执笔人：华生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3日。
　　4.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三：
　　田源，《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考》，《经济日报》，1984 年9月29日
　　5.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四：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论探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栏目”《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
　　6.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经济研究》编辑部，1984年10月15日。
　　7. 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张少杰，《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8. 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
　　9.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经济研究》，1985年11期。
        10. 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
　　11. 刘国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2. 刁新申，《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1986年的研究报告。
　　13. 斯蒂克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14. 李晓西，《从双轨制到市场化》自评，《20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15. 华生，《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领导者》，2008年第20期。
　　17. 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0b9q.html。
　　18.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8kbb.html。
　　19. 华生，《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5日。
　　20. 张维迎，《双轨制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

（参选理论编号：CETIA10-1-003） 　　
        一、候选理论名称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
　　王建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指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该战略的要点是：（1）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搞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2）沿海加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就是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以解决沿海与内地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3）主张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农业的发展顺序。
　　五、推荐理由
　　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为中国从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过渡到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由于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然而，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直接形成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基础，与低度发达阶段的农业生产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化结构特征，“就出现了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指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王建明确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应该作为从80年代末起到20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发展战略。他还预估了战略实施中可能出现的若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重点首先摆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一阶段大约需要5到7年时间。第二阶段，内地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创汇能力增强，可以用大部分外汇支持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亦需要5到7年时间。第三阶段，以换回的外汇重点支持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开始下降，劳动力转移压力逐渐减轻，就业者开始向重加工业产业转移。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高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大约从“九??五”后期才能起步。”此外，王建还在文中对中国2000年进出口做出了预测。事实证明，中国2000年的进出口和王建的十几年前的预测非常接近。而他早在8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也基本描绘了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走过的路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性。

要素禀赋论（H-O定理）指出，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各国的相对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遵循要素禀赋论，反映出对外贸易的静态利益。 　　同时，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意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竞争力，从而打破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强调贸易的动态利益。产业周期和全球的产业转移表明，当一种新产品刚刚诞生时，其生产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当这种产品成熟并广为大众接受就变得标准化了，可以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和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由劳动密集型，上升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信息密集型，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逐步提高。这是对外贸易动态利益的充分表现。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准确地揭示出这一趋势，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农业的发展顺序。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通常会在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中进行抉择，或者形成介于两种战略间的发展模式。一般认为，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低效而成本高昂。但也应当看到，进口替代会在发展阶段的早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好处，特别是大国，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出口导向策略则成为必须的手段。这正是中国从早期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到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制造业大国而受益的实际状况。确立外向型的经济目标，使得对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改革开放的其他领域赢得了更多时间和空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重工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显现，很多行业实现了国际接轨，产业结构服务化正在成为新的趋势。回过头看，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对外贸易战略和产业政策制定发挥了理论指导意义。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
　　

（参选理论编号：CETIA10-1-004） 　　
        一、候选理论名称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
　　谷书堂、蔡继明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该理论揭示了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该理论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在坚持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相统一、物质财富生产和社会财富创造相统一、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证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社会财富是按照各生产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分配的。根据这一理论，非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而作为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的剥削本身恰恰是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偏离或否定，剥削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只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五、推荐理由
　　1、该理论具有独创性：每当经济理论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转化为党的文件语言后，时时会有“发明权”的争议，但唯独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没有出现过“发明权”的争议。因为大家都清楚，正是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教授于1988年首次在中国学术界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而且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对这一重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前后共发表了37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对于一个创新性理论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积累了如此丰硕的系列成果，这在我国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教授是这一理论当之无愧的独创者，这一点在张卓元主编的《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柳欣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以及陈东琪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史纲（1900-2000）》中均给予了肯定。尤其是作为这一理论重要支撑的广义价值论，既不同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又有别于斯拉法的价值论，可谓独树一帜的另一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价值论。这使得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与萨伊的“三要素理论”以及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划清了界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的以自己独创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2、该理论具有超前性：该理论是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提出的。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表述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当时，“按生产要素分配”还被理论界斥责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也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受到批判。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则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调整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而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则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超前提出，无疑为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3、该理论具有普适性：该理论不仅推进了中国转型期分配理论的创新，从而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要素市场的建立，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该理论阐明了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把各生产要素的贡献与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从而证明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写进宪法以及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谷书堂、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3.谷书堂、蔡继明，《按劳分配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4.蔡继明，《非劳动收入的性质、来源及量的规定》，《理论内参》，1988年第8期。
　　5.蔡继明，《社会主义平等与效率》，《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8年第3期。
　　6.蔡继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南开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7.蔡继明，《广义价值论初探》，《商业经济与管理》，1988年第2期。
　　8.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价值基础》，《中青年经济论坛》，1989年第4期。
　　9.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蔡继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根源和对策》，《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11.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12.蔡继明，《论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3.蔡继明、耿明斋，《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15.蔡继明，《按贡献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人民论坛》，1998年第4期。
　　16.蔡继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6期。
　　17.蔡继明，《论分工与交换的起源和交换比例的确定——广义价值论纲（上）》，《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18.蔡继明，《论广义价值论基本定理及广义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关系——广义价值论纲（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19.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99年第2期。
　　20.蔡继明、刘澜飙，《中国三大阶层的收入分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参选理论编号： CETIA10-1－005） 　
    　一、候选理论名称
　　过渡经济学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
　　樊纲、盛洪、胡汝银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
　　投票揭晓前保密
　　四、理论概述
　　过渡经济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通过交易费用、产权和公共选择等分析范式，以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基础，对体制转变的一般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并对实际改革的方式和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推荐理由
　　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确立了实践与实验的方法论原则，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随着改革过程的深入和一些问题的出现，建立以中国经济转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成为时代的需要。
　　过渡经济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她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在于：
　　1、重在研究过渡的形态和过程是其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理论的特点。这一特点既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方法，也根植于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关系相辅相成的复杂性现实；
　　2、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综合运用是其另一特点。新古典、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博弈与非对称信息、案例式实证等方法都在过渡经济学发展过程得到了体现；
        3、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性是其第三个特点。过渡经济学不仅关注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和演进路径，而且更为关注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和分配关系等问题。实践证明，过渡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樊纲，《论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目标、利益矛盾和经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01期。
　　2．樊纲，《论改革过程》，载《改革、开放与增长——<中国经济论坛>1990年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1月。
　　3．盛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4．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研究》，1992年第4期。
　　5．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