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6-11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流通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尤其是流通理论界一直致力创建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 流通经济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特殊产物 按理说，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越发展流通越重要，因而流通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获得相当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放眼世界经济学界，流通经济学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学分支。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是全民化、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是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的行为，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完成而不需要国家大张旗鼓地出面组织的话，那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严格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生产环节是高度计划性的，流通环节也是严格计划性的，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是完全分离的、互相独立的；生产活动是由生产企业完成的，流通活动是由流通企业完成的，二者承担着完全不同的经济职能和任务，必须恰当地实现对接；计划是高于一切的行政命令，生产企业生产什么，流通企业买卖什么，都由国家计划说了算，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流通活动是由公有制企业垄断进行的，个人和民间没资格参与。显然，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在整个经济活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专门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因而是十分重要的。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流通的社会化、基础化、全民化、微观化，流通“并不那么重要”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流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走向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并相对成熟的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流通体制与之配套，因而我国逐步建立了商业、粮食、供销合作、外贸等流通组织系统。这些流通组织系统的发展过程起伏跌宕，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时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艰难地维持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运转。这一时期流通的特点是形成了具有较强部门色彩的流通体制，构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典型的流通组织网络，几大流通组织体系的职能分工是十分明确的。这一时期，严酷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流通的作用，流通开始受到初步的重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在这时对“无流通论”提出批评，并开始研究价值规律和流通问题的。  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建立了商业部、物资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外贸部等五大国家管理部门，将流通活动组织到了最严密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流通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声。  进入 9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确立，流通的地位发生逆转。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彻底转轨，随着流通的社会化、民间化、微观化，大部分国家流通职能转移到民间，不需要专门的国有流通组织系统来承担，因而原来的五大流通部门地位开始下降，功能开始分化，闲置的闲置，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到目前，只剩下符合实际的国内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贸易部两大流通管理部门。可以说流通的“重要性”明显弱化，流通理论研究急剧降温，流通经济学的困惑和衰落也随之出现。 总之，建国后流通在我国经历了“贬低——抬高——回归”的曲折发展历程，流通理论研究和流通经济学的设立也随之起伏。目前的正常复归是经济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对此，没有必要困惑，而应该有清醒的正确的认识。      中国流通经济学的特点及问题      虽然流通理论研究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但流通经济学的提出和建立却是改革以后80年代中期的事情。从发展的情况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流通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 1、理论基础的单一化 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约，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垄断着我国流通理论界，被作为唯一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只是机械的理解和全盘接受。没有也不可能放眼世界，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动态，吸收其学术成果和理论精华。这种理论基础的单一性导致了中国流通经济学的先天不足。 2、研究内容的过分专业化和强烈的“部门”色彩 对应于实践中的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外贸五大流通组织系统，流通理论界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五大部门经济学；一些大学设立了商业经济系、物资系等，甚至建立了物资学院、粮食学院等大学。流通经济学的计划经济色彩和行业部门分割特别明显。显然，这种过于专业化的流通经济学只能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和环境的变化，其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 3、浓厚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 长期以来，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我国理论界形成了“解释政策”的不良学术传统，流通  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例如1957年，当时的商业部领导在接见中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时指出，“在贸易经济学方面，我们还没有可能编写一本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只能从目前的商业政策中找出若干专题进行讲授和讨论。这样做的缺点是系统性不够，但好处是能阐明目前商业政策中的实际问题。我们建议采取这种做法。”这个讲话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影响很深，随后中国商业干部学校按此要求编写了《商业政策》一书（姜德波，1996）。这奠定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政策解释学”学术传统，以后基本上是唯领导讲话和中央政策为上，难以听到真知灼见的“声音”。孙冶方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曾一度遭到批判。受这种不良学术传统的影响，流通理论研究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进展。     流通经济学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