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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在线访谈问答汇总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可以持续提问中:论坛门户丁丁老师专栏http://www.pinggu.org/xuezhezhuanlan/wangdingding/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现任职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研究范围
经济学思想史
制度分析基础
行为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
演化社会科学——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
教育背景
1981年获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
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1986年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
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90-1993年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研究员;
1991-1996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
1996年赴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7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3年至今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2008年至今任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2004年至今《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
1999-2009年《财经》学术顾问,2010年至今《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问答汇总
Q1:坛友C木西:
丁丁老师好!嘿嘿,老师我想问您,您觉得如果想对多门学科都有所研究,需要什么的素质或者需要怎么做?还有,您觉得经济学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关么?经济学中多少都有价值观的体现或者伦理的部分吧?那我们怎么去对待价值观的差异?有机会想去听您讲课!谢谢老师!
A1:
当然与个人的价值或信仰密切相关!
Q2:坛友涂祥策:
汪教授:当代中国社会,是否有必要将伦理、道德、哲学等因素重新加入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使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不同阶层行为经济的区别?
A2:
请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2011年出版。
Q3:坛友蛋壳孵豆豆:
汪教授您好!我是财务会计专业的研究生,对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在读文献的时候也见到我们专业的学者研究制度、制度变迁等对市场行为的影响,但研究范式却没有统一。我想请教如下问题:您认为如何将制度引入研究模型?研究制度变迁应运用什么范式?谢谢您,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A3:
是,财务和会计,在西方早已开始引入行为经济学因素。
Q4:坛友金布利:
久仰老师大名,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的印象中,老师在国内经济学领域里跨学科的泛经济学研究做得比较多,而且所用的方法似乎与现行的如加里贝克尔或者列维特的研究范式比较不同,属于侧重非数理分析的一类,我想问一下老师,老师觉得,数理化的浪潮,是否极大地推动经济学发展之余,也造成了只重数理逻辑而相对罔顾现实运行方式的情况?是否体现了所谓的“人择原理”?
2、老师觉得,国内之所以推崇实证研究,是否与我国经济学学者数学功底不强的原因?还是与国内经济学教育先前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历史背景有关?
3、老师认为,在他人已经使用实证研究证明其结论的基础上,对其结论的因果关系使用数理模型进行路径模拟是否有其理论价值?这种理论价值在老师看来,大多数是否足够登上杂志?抑或是只是作为一种所谓的智力游戏的存在?
盼望回复,先行谢过。
A4:
假设我们必须在经济学的数理逻辑方法和经验实证方法之间做一选择,我认为的经济学家必定选择后者,也就是实证方法。因为,数理逻辑能够提供的是一系列不可能性定理,但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而实证方法可以支持的是一系列现实可能性(尚未否证的假设)。经济学研究现实世界,它不能允许自己如逻辑一般苍白。虽然,我自己是纯数学系出身。
Q5:坛友davidzhao2007:
我就想问一下:当前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增值税扩围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等方面)能否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老师能否从新政治经济学给出大概的方向。
A5: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实问题。增值税,在欧洲实践时间最长,讨论也最多。我印象里,很难征收。但财新记者告诉我说,在中国ZF系统里,很容易征收。所以,我们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ZF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在官僚政治体制下,当然意味着ZF日子难过,从而导致地方ZF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浙江早已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周其仁前几天在江南论坛发言指出,不改革,我们几乎无路可走。
Q6:坛友1981wyl:
汪丁丁老师您好,很荣幸向您提问:
Amartya Sen在”The Idea of Justice“中区分了正义的两种范式——”制度+先验“和”现实+比较“,基于这种范式的二分法,我提出的问题如下:
(1)布坎南与Sen的学缘紧密,但是布坎南的正义理论却不能套用二分范式中的任一。Buchanan强调制度,但他认为不存在任何人类可以掌握的先验式的真理。布坎南的想法是,应该在现实可行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于是,布坎南的思路似乎可以概括为”制度+现实+比较“。可是,布坎南却习惯于使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作为正义问题的标准分析工具,这正是Sen所批评的先验方法典型。请问,您如何评价Buchanan的思路,其中是否存有内在紧张。
(2)休谟——哈耶克——宾默尔这一思想史源流,从演化的视角理解正义,这似乎也无法容纳入Sen的范式二分法。请问您认为演化进路和Sen的进路是否可以有交集。
(3)如果前面两个提问和其他一些理论困难,显示了Sen的正义观念的一些缺陷的话,那么请问,这些缺陷是否与Sen比较严厉的二分法有关。因为正如Hilary Putnam所认为的,一切过于严厉的二分法都是一种形而上学。
A6:
从你的提问,我推测:1)你读的是中译本,2)你很认真读了森2009年这本重要著作,3)你有充足时间读这本书,而且你的知识结构很完整,这些都意味着你不是急于挣学分的大学生。我在今年即将发表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正义问题》里花费相当篇幅处理布坎南与森的正义思想。这部讲义,很厚重,至少与《行为经济学讲义》同样厚重。我心里最喜欢的,正是你在第(2)项里勾勒的休谟-哈耶克-宾默尔的思路。这一思路,在宾默尔 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表述最清晰(你在北大校园网可免费下载)。不过,我之所以推重森晚年这部作品,也因为他在这里更加强调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路,即你所谓“现实-比较”的思路(这真不是好的翻译)。因此,森似乎故意要偏离自己以往的社会选择理论+中左立场,而是要回归斯密和休谟。至于他是否有过于严厉的二分法,不同读者有不同理解。我认为他不会简单至此,因为他晚期常在文章中穿插讨论印度智慧。感谢你的发言,或许是这次对话到现在为止我听到的最重要发言。
Q7:坛友那木错:
非常期待!现在基本上是数量化研究的范式,如何看待目前经济研究中的过分偏向于数理化范式问题,数量化研究范式是 不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硬科学的必由之路,或是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必由之路。
A7:
这是我在出国之前讨论过的主题。许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稿,交给马洪。后来,我留学回国任教,在浙大数学系发表了关于数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演说。这次演说的文稿,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
Q8:坛友limaoday:
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关于行为经济学,这几十年的发展呈现除了十分繁荣的趋势,但整体上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各种学说林立,整体上有些杂乱,在融入传统经济学框架之中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对于想学习这门学科的人就会很难掌握,老师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学习这门学科的资料?
再者,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能不能融入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尤其是对有悖于理性人假设的行为,有没有学者尝试将其运用数理的方式融入经典框架之中?
这种融入如果能实现,是不是以为着在宏观层面进行特定的加总会对宏观经济学造成一定的革命性影响?
以及未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问题有些多,但是真的是对于这门学科十分感兴趣,加之本身只是大三的学生,知识储备也不完善,希望老师不吝赐教!
A8:
你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有鉴于此,我写了《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2011年出版,提供了一套比较有系统的理解框架。
Q9:坛友zhuang_xsh:
汪教授:您是搞制度的,请问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这个命题在当今的中国如何操作?操作后的反馈信息如何度量?面对刘易斯结构化的制度,今天中国如何创新?多大程度依赖ZF投资实现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在哪里?谢谢。
A9:
提醒你思考制度的本质。制度永远是人的行为之匹配过程。我们研究制度,其实就是研究人的行为。
Q10:坛友楚西秦南:
汪教授,您好。科斯曾经凭借关于外部性的3000字的论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为解决公共物品的浪费和破坏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对于一些所有权不明晰的物品,可以试图将其私有化,无法私有化的可以通过转让产权等手段解决。而我国的许多关键资源都是公有性质的,国企垄断了许多资源,而他们的效率却远低于民营企业。请问科斯的方法能解决中国国企的这些问题吗?如果不能,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吗?谢谢。
A10:
关于国企的分析,我推荐你读天则国企报告。这是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国有企业实质问题的最重要文献,虽然不允许公开发表,但仍广为流传。
Q11:坛友sunkai_bick:
批判性思维是美国教育十分注重的方面,而这一点也是国内教育广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不知汪老师对“批判性思维”如何理解?
A11:
关于批判性思考,你提出的是一个大问题。西方发表的作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几部专著,以此为标题,我不满意。故而,我在东北财经大学跨学科教育中心阐释的批判性思考,是从康德为理性划界的思路开始的,中经波普的批判理性和批判性知识,以及博兰霓的“隐秘的维度”,最后表达为:在人类全部知识版图上的问题求解路径。这一套解说,我尚未正式撰写文章,因为还需要在实验教学的实践中不断阐发。本月中旬至下旬,我在北大的九位同事将访问大连,与我在大连的实验教育同仁共同探讨跨学科教学方法。
Q12:坛友steven12358:
试着回答汪丁丁老师提出的第二个和第六个问题吧。
问题六:“什么是批判性思考?”
个人的观点是,批判性思考是在不对结论做评价的情况下,首先对论证的假设和逻辑进行分析,假设是否合理?逻辑是否完整?其次,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也要分析其价值判断,立场如何?最后,结合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
问题二:
个人可能与汪丁丁老师有些许不同的意见。短期来看,不读书的大学生可能更成功(仅从财富的角度定义),但是长期来看,不读书的人将受制于有限的个人经验,无法从书本中更为广泛的经验中学习。在竞争的环境下,知识的价值可以反映在人力资本当中。当然,不能死读书,仍需活学活用。
A12:
你关于读书的见解也不错,其实与我隐含的态度一致,不冲突呀。成功,我们当然有与社会大众不同的判断准则。批判性思考,你可参考我在这里的解答。
Q13:坛友zhuang_xsh:
汪教授,制度的本质是人的行为的匹配,我赞同,您提醒的和我问的如何联系起来,我问的是当下如何操作才能接近匹配,我理解这是个动态过程,还请明示。谢谢。
A13:
解答的思路,有两类:其一是哈耶克思路,即遵循传统演化,但他的立场是在制度之外的。其二是布坎南思路,即设计自身传统---林毓生所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布坎南的立场是在制度之内的。你的立场很明显是在制度之内的,所以才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问题。既然在制度之内,你只能观察人性的变动,然后设计更好的规则。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取得了一定成功,所以,Milgrom成立了“市场设计公司”,要通过设计来改善市场的效率。这是成功的例子,当然还有许多设计失败的例子,包括他本人的电信频道拍卖设计。制度创新,周其仁说是知识的冒险。迫不得已,只能冒这个险。这是人类的生存哲学,不被逼迫到角落里,怎么会激发创新精神?
Q14:坛友zhuang_xsh:
非常感谢丁丁老师,我理解的逻辑在您那里得到印证:社会制度体系的改变是自然生成的,遵循自然法则,逼到角落里的制度创新只是人为的理解,由于失败案例远远多于成功案例,制度设计基本可以理解为试错法的自然选择,这完全是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所以人为设计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这是否印证了根本就不存在完美制度,甚至超短期的完美都是奢望,制度永远是弱肉强食森林法则的妥协产物。这样的理解为我理解整个社会奠定思维基础,所有制度都有漏洞,所以现在的全世界的精英阶层到处钻制度漏洞也就不难理解了。丁丁老师,还有广大学友们,大家从今往后,人生的追求就是到处找制度漏洞钻空子。哈哈哈哈。除非有人真的想成为被逼到角落里做制度创新的灰尘,那要成本太高了。非常感谢丁丁老师。原来称呼汪教授是不对的,还是叫丁丁老师比较好。非常感谢。
A14:
制度与弱肉强食不是一回事。因为,制度与人的行为匹配,而人的行为有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单纯在物质生活维度上讨论制度与行为之匹配,或许可以支持你的弱肉强食结论。但若考虑到社会生活维度(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制度与行为之匹配的演变,可能向善,也可能继续向恶。我固然悲观,尚不能同意单纯向恶结论,因为学术是追求客观性的,必须澄清制度演化的每一种可能性。在现实世界里,我的悲观态度恰好支持我拼力与制度向恶的趋势搏斗。
Q15:坛友Vincent_Chen:
汪老师,次发言哈,您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我快能背了,有一大堆问题要问您,嘿:
1. 我发现,现在大家讨论“理性”的时候,其实想说的词都不一样。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甚至日常生活里面的理性不一样,经济学内部的也不一样,比如像金迪斯就说理性的反面不是不理性而是社会性,似乎他眼里的理性是自私的人,但是像阿克洛夫就认为理性的反面是“动物精神”,好像又是对应着另外的意思。那请问您,在讨论行为经济学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个问题盖棺定论地解决掉?
2. 您也说了,现在行为经济学是一大堆碎片,像Fudenberg也说过,现在的任务不是增加模型,而是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那么您觉得在决策理论范畴内找到一个类似于宏观经济学那样的“模型之母”或者基本方程组是可能的吗?
3. 如果上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行,那么退一步讲,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范式呢?比如Dual Process或者演化心理学?(人大翻译的那本Wilkinson的书就试图用这个作为分析框架,但我个人认为太难实证了……)
4. 基于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是要求完全理性的新古典理论和对理性完全没有要求的种群演化理论的中间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我一直认为经济学里面只有三个模型,牛顿力学、进化论和西蒙模型……其他所有模型都是从它们仨那儿改过来的,这个理解正确吗?
5. 像您所说的,“西方行为经济学”似乎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我觉得那都是基于理论创新的,而中国style的行为经济学应该是基于现实问题的,那么您认为这两个殊途能够同归吗,还是在基本逻辑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因素?因为我发现您学东西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从来不囿于门户之见。
6. 最后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我看到您在很多场合都很推崇海纳模型,但我有一个疑惑,海纳模型是决策模型吗?会有人真的按照这个模型去行动吗?像管毅平教授就说这是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但您在《讲义》里似乎 把它当做决策模型看待了。海纳自己也说了,实际上决策者限于C-D gap,可能不知道r、w和π的大小,那么他定义的G和L到底是想象世界中的效用还是无意识状态下的fitness或者pay-off呢?
看了一宿书,说话有点儿没逻辑,汪老师我是您的脑残粉,哈哈!
A15:
感谢你的发言。如果让我评价,你的发言算是至今为止我看到贴在这里的第二个重要发言,排序第二,祝贺你。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反复强调的就是理性问题和合作问题 ---“行为经济学的两个灵魂”。动物精神源于凯恩斯,阿克劳夫和施莱弗的那本书,是行为金融学科普读物,引凯恩斯的动物精神,不算离谱。理性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从完备理性,逐渐到毫无理性和脑内的无意识世界。在这样一个连续谱系里,只有完备理性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里的理性假设。谱系里其余的一切状态,都是“有限理性”的状态。请问如何能有一个数学模型描述这样无穷无尽的有限理性状态呢?这不是数学可以做的事情。但经济学家仍有可做的事情,参阅艾智仁1950文章。海纳模型当然不能直接拿来决策,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哪一个可以直接用于决策?Brocas是我推荐的一位女经济学家,她2013年发表的文章,试图将脑科学引入理性选择过程,所谓“共轭决策过程”的模型。可是,她的这套模型,其实与海纳模型殊途同归,而她似乎并未意识到海纳的贡献。年轻嘛,不怪她
Q16:坛友Rolex2012:
汪教授:
您好!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早就对于您学识渊博有所耳闻,对您的眼光独到细致更是钦佩不已,佳期难遇,所以想请教您一些问题。前段时间和舍友辩论,耳闻世风日下不绝如缕,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观点“经济的繁荣总是会伴随着道德标准的衰退”,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貌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还专门讨论了应该用怎样的指标去衡量,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数据,以及如何才能证明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一直认为,道德标准的高低虽然是整个社会所变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但是与每个个体的自律行为(可能是出于道德高尚,也可能是出于对做出不道德行为惩处的忌惮)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能否单单分析个体的情况以代替总体(不考虑勒庞的乌合之众效应)?可否用个人的违法行为用作其道德标准的阐释?这样做的话可信度又有多高?老师能否推荐此方面的一些书籍?
但是我在想,经济发展与道德标准的高低是否应该是一个“U型”曲线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正负方向关系,猜想如下:在原始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而且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商品(或许这样称不恰当)用于交换,这时必然要求人们的道德标准很高,才能避免下一个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自己。此外,因为地域范围彼此熟识而加大了道德不高者的惩处力度,使其以后作案的成本加大,道德标准于是也就随之提升了;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充足,或许就如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因此也不必要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而对于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势必就面临着一个经济一方面高速发展,另一方面道德却在持续滑坡的现象。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制度的缺陷将得到弥补,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将得到改善,公平与效率将不再是困扰大家前进的难题,这时,道德标准又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得到提高,并最终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当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曲折反复的,道德标准的高低也就起起落落,过滤掉其中剧烈的社会动荡,总的趋势应该是这样一个“U型”曲线吧。经济学虽然作为每一个社会人都可对它有感觉,但是要有很精辟的见解无疑是很难的,而在有了见解之后确信自己没有钻牛角尖则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倘若有一位大师在前方如启明星一般的闪耀,或许仅仅是只言片语,纵使是高度近视的我也该有所警悟了。谢谢!
A16:
你的个问题,请读我写的“三分之一定律”,我写过几篇文章讨论这一定律的涵义。网上很容易找到。第二个问题,你猜测的正确,文献里早就有了,所谓经济发展的道德库茨涅茨曲线,网上也可以找到。
Q17:坛友蓉婕:
1、学生和经济学家的基础不同,经济学家可以从图书馆抱回一堆书,稍稍浏览即可。学生需埋头苦读以扎实基础。如果经济学家一天可以看五本书,学生需五天看一本书。而且学生读的书是教材的概率很大,但是经济学家读教材的概率很低,即便是读教材,也只是读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不像学生那样通篇读下来。读教材也最耗时间。综上,书的类型不同,读的方式不同,决定了两者的不一样。
2、成功的定义:进入该区域内的上层社会?
测度:以职位和收入为衡量标准(即功名利禄)。
苦读只是有助于在阶层中向上流动的其中一种因素,且不是最重要的。但是父辈甚至祖辈的积累的重要性显然更大。另外,不读书的学生能把时间用于积累人际关系、了解做人处世、培养厚脸皮等等,显然这些也有助于在阶层中向上流动。当阶层逐渐固化时,父辈祖辈的积累便成了最重要的因素。
A17:
蓉婕的解释,对我而言,有一定说服力,但仍不足够说服我。因为,我自己学习教材时,需要借阅一大批同类图书,力求从不同视角探讨同一问题。若学生们五天只读一本教材,很可能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是为了澄清根本性的问题。应试教育,弊端就在于摧毁人类头脑的创造性。
Q18:坛友上官云天:
汪教授您好:
我想问的是
:关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区别和联系!这点很是疑惑,我感觉经济,金融,证券投资领域和会计都不分家。。。。
第二:关于行为经济学,由于本人是大一的,也不是很懂行为经济学,目前只学习了微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的心理上的基础的吗???这个理解是比较肤浅的!
第三,我看了有很多经济学,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但是我感觉有用的不是太多因为人是非理性 的1人是不确定性的 、这个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相冲突!所以,个人感觉不是很有用的!不知教授怎么看?
A18:
很好,你有这些问题发生在脑子里,是很好的迹象。你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统计显著地,你可能深受应试教育的摧残,需要彻底改换头脑。许多大学生永远无法换脑,处于脑残状态。你有这些疑问,是摆脱摧残阶段的开端。关于你的个问题,建议你读我发表在什么期刊上的文章“论金融学基本问题”,或“经济学基本问题”,简单在网上检索一下看看。关于你的第二和第三问题,建议你读我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和2008年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Q19:坛友蓉婕:
一天五本和五天一本只是为了体现读某类书籍时的速度差异,可能不符合实际。但是可以这么看:同时借五本制度经济学教材,共花了25天完成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平均便是五天一本。老师借书,一次借了十本制度经济学教材,两天内便可以还,平均便是一天五本。甚至25天五本还是太快了,这也更充分论证了学生读的书比老师少是必然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学生不够努力。
A19:
你的论证毫无问题。但我仍要强调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方法。其一是为了考试而背诵教材,其二是问题导向的,于无疑之处生疑,故一定要查阅相关资料。这两种学习方法培养的人才,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才。可以说,中国社会缺乏的是后者,而大部分毕业生只不过是前者。这两种毕业生,在大学阅读的书,数量一定不同。
你再想想,北大教师也分两类,其一是以其昏昏的,根本不读书。其二是平新乔这类的,借书量。为什么平新乔要借阅这许多图书?难道他还有职称要评?还有文章要发表?无非是他读书的方法与应试的官僚体制之内的学生和教师的方法完全不同。
Q20:坛友蓉婕:
这两者确实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阅读量也必然天差地别。但这已经不是学习方法的问题了,而是学习态度的问题。学习的态度有问题,阅读量自然只低不高。这种学习态度的形成,应试教育确实要负很大责任。
这里我想问丁丁老师一个问题,古人读书便是为考试而背诵经典,他们写文章时不以提出新观点为乐趣,而是以引经据典为乐趣,即便是现在,我所认识的一个饱读诸子百家的人,他写文章时所持观点也是如此。随着社会进步,人们越来越聪明,为考试而背诵便成为越来越简单的一件事情,应试教育的制度是否有可能因此而改变,因为为考试而背诵越来越简单则应试教育将越来越无法选拔人才。
在古代,能饱读经典便是上等人才了,这也是应试教育选拔人才的理论依据。未来将不是这样的时候,应试教育就会灭亡。然而,现在高考被评价为中国最公平的制度。那么,未来的选拔人才机制应该如何设计,才能既保证最公平,又有助于人才选拔,且在中国社会可行呢?
A20:
首先,古人读书似乎不是你说的这样心态。古人的学问是所谓“为己之学”,今人才有为人之学。古儒的精神根本不是今人可及甚至可想像的。
Q21:坛友0o戏子:
汪教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一直强调经济发展转轨的今天如何去克服制度惯性呢?您认为在今天的情形下会不会产生新的行动集团呢?
A21:
你的问题似乎需要澄清。任何制度都有惯性。任何制度变革都要支付代价。任何群体,只要不是既得利益群体,都愿意为制度变革支付代价。关键是现实的政治,而不是抽象的制度。
Q22:坛友xias000:
汪教授,您好!我对“官僚化”和“批判性思维”这两个问题比较感兴趣。下面是我的浅见,请您指正。
1.ZF组织采用官僚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官僚制具有不断僵化的趋势(见唐斯《官僚制内幕》)。
1.1ZF的官僚化,应该主要是指官僚制的不断僵化过程。社会的官僚化,应该是指ZF范围的扩大,并不断僵化。
1.2官僚化的根源在于宪法规定的权力结构。改革开放前,民众(人民)普遍具有较大的实际政治权力,但没有把政治权力有效的制度化。改革开放后,根据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中央ZF具有名义政治权力。 然而实际的政治权力在各部委和地方ZF。这主要是由中央-地
方、中央-部委层级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所致。中央难以有效监察各部委和地方ZF。同时,人民缺乏有效的政治权力,以监察或制约部委或地方ZF。
1.3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各层级中的政治人都是向上负责,为了晋升并规避风险,评价指标化(论文数量信息容易证实,而质量信息难以证实)和组织官僚化(按章办事)也会越来越严重。
1.4中国大学组织各层级也是向上负责,指标化和官僚化难以避免。
1.4.1当教育和科研产出成为晋升的手段时,大学目标必然扭曲。大学较少对学生(家长)负责,较少对社会负责。结果社会整体难以有效进行知识创造和积累。
1.5此外,在这样一个大的权力结构框架下,中央为了加强对部委和地方的控制,普遍采用项目制。结果,官僚化和腐败加剧。公共服务不足或扭曲。
1.6在给定这样的权力结构框架下,三分之一定律可能未必起到关键性作用。框架中的弱权力群体,难以有效集体行动,来反抗坏制度。
1.7虽然人人自私,但是会有“上帝”出来的。
1.7.1大脑神经元也是各个自私。神经元网络为什么会涌现出自我意识呢?自我意识的出现应该会增加个体存在的稳定性。
1.7.2相对应的,社会成员人人自私,社会网络也会涌现出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例如有意识的制度设计等)的出现应该会增加社会存在的稳定性。
1.7.2.1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应该包括社会存在何以稳定的问题。
2.思维(或思考)的本质是探索(或搜索)。针对一个问题,应该探索各种可能的解决思路,此即探索。应试教育的弊病是,灌输特定的解决思路(思维习惯),而没有从问题开始,缺乏探索精神。学生也习惯于接受灌输,而缺乏反思、批判意识。而提倡批判性思维,应该属于矫枉过正,以希望不要被思维习惯所束缚。
3.补充说明,以上个人浅见,缺乏论证,多为断言。请您批评指正。
A22:
我认为这篇发言是这里出现的第三次重要发言。
Q23:坛友乐乐儿童:
汪老师您好!您认为影响行为经济及行为运营理论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您觉得下面两个问题是否正确或其严重程度如何:1)在行为数理建模研究上,部分研究为使所做模型更加简化或优化而使用了不够合理的行为假设;2)对具体行为的使用存在冲突或交互,比如有很多研究在对待声望寻求和竞争偏好,关系维护行为和互惠偏好时在模型构建上并无区别;另外,如果考虑行为经济或行为运营方向的博士论文,采用如下方法是否可行:对一个热点问题或细分领域,选取若干个行为偏差逐一进行建模分析,随后采用实验或案例的方法综合验证模型推导的显著性。 期待您的回答!
A23:
你表达的个问题语义不清。你列出的两个你认为是缺陷的问题,第1个,请参阅张五常《经济解释》新版,他在那里早已反驳过这样的见解。第2个,缺乏主语,不知所云。此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喜欢用“运营”这类不可理解的语词。最后,你提出的研究方法不可行,或者是错误的思路。因为,人的行为是整体。拆解为不同方面的“偏差”(我姑且认为你的意思是指统计意义上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的残差),不同方面的行为原本是统一的,于是很容易产生“相关性”问题(希望你学过计量理论)。
Q24:坛友breezeqi:
汪老师,读过您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发现卓越的经济学家往往在经济模型和理论的背后,是对人类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使人活得更幸福和自由,而这也是无数思想家毕生所追寻的。我想问的是在人类全部知识版图上,经济学占有怎样的地位,已经作出什么贡献?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是与其他社会科学更融合还是更分离,以
及如果是更融合,那经济学又如何平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A24:
许多年前,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有一次演讲,后来发表,文章题目是“在神话学与神学之间的经济学”,或诸如此类的标题。请你在网上找找,应可回答你的问题。
Q25:坛友出云上野:
请问汪教授如何看待城镇化改革的预期收益和成本,主要难点和问题在哪里以及中国未来10年,除房地产经济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坚实有力的增长点。
A25:
城市经济学或集中效应经济学,周其仁的观点,我转贴在我的搜狐博客里了。
Q26:坛友1981wyl:
接着我之前的提问和您的回答,我有一些新的问题向你讨教。
(1)Sen确实在晚年更重视苏格兰的启蒙思路。但是,Sen与Hayek对待苏格兰思想时,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Sen看重的是斯密的同情心概念和中立观察者设置,而Hayek则认为休谟等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中含有秩序的演化论思想。基于此,我斗胆认为Sen抓住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器”,而Hayek则把握了其中的“神”。因此,Sen的正义理论是静态的,而缺乏一种动态演化理论。
(2)窃以为,Buchanan的思想与Hayek的思想不仅有表明上的冲突,也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自由、市场与国家》和其它一些论文中,Buchanan认为Hayek的思路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自己的工作以哈耶克的“文化—制度”共生的观念为前提。这从Buchanan晚年对“相对的”和“Status quo”概念的愈发重视可见一斑。
当然,二者的理论中都存在一些疑惑。
,当哈耶克要对宪法制度进行改革时,理性建构主义的色彩不可谓不浓。对此,哈耶克在1994年的“Hayek on Hayek”中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说服不了我。
第二,布坎南晚年希望通过宪法专家和专业的道德宣导机构来解决宪法知识和宪法伦理问题,这不仅被哈耶克的思路所不容,而且我也表示深刻的怀疑(这可能与我辈生活在天朝,周遭充满了装扮成知识和道德的意义形态宣导有关)。
第三,布坎南晚年提出general principal,作为对宪法性质的规定;而哈耶克认为generality只适用于私法,宪法是公法,不可能具有generality。这之间的分歧我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哈耶克,但是如此,在简单多数投票已经成为民主的默认形式的前提下(所以布坎南才会无奈地从原来的立场后撤),宪法就有失去规定性基础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尤其想听听您的意见。
(3)哈耶克在晚期著作中经常使用group selection的概念,这似乎与他坚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冲突,Binmore的著作我读的不仔细,似乎没看到给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答案(不好意思,这多是我的揣测,因为实在读的不细致);Bowles和Gintins的思路是否可以回答哈耶克的这种内在紧张?您说的Binmore的那篇2010的文章,是否是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的“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A26:
1981年出生的?很。思想史家流传一个看法:有两个哈耶克。你可能知道,Vernon Smith特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一传说,他坚持只有一个哈耶克,同样,只有一个亚当-斯密。类似地,1994年之后,学术界流传关于有两个布坎南的看法。我在“逝者布坎南”里大致表达了我的不同看法。今年五月,我在“东财-清华”政治演化研讨会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这样的命题,我反复讲解过,但听懂的人很少。我推测你能懂,那么,请你到胡舒立的“思享家”网站,去读我这篇文章,很短,但很艰深。不过,每一句文字后面都有括号,里面是文献征引,供读者进一步研读。你这些新的问题,整体而言,我在这篇文章里解答了。这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哈耶克,布坎南,森,无一幸免。其实,你和我也不能幸免。不要试图从桑塔菲学派找到解答,他们,Bowles and Gintis,其实相当浅。
Q27:坛友环境成功发达:
汪老师,您好!请问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怎么样?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还有,能不能谈谈您对房地产行业的看法,您觉得房价会降吗?
A27:
请你到我的搜狐博客里找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Q28:坛友haitianxxing:
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时所说的制度,既不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也不是博弈论的制度经济学,制度的概念过于复杂,没有统一,我想问汪教授,现在的制度经济学到底有几种比较成熟的视角,到底哪一种制度经济学比较容易本土化?
A28:
可是,你没有读过诺斯1990年那本书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Q29:丁丁老师:
您好!
两个问题:
1.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现实中会遇到颇多挑战(而且越依赖这个假设,面对的挑战就越大,比如微观、博弈论等),行为经济学可以算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但还是没能很好的与现实接轨。我觉得主流经济学貌似没有给予“人”更充分的研究,也忽略了人与人间的社会互动(可能由于读书量的关系,认识不一定对)。我一直觉得,接近于真实的学问才是好的,否则只能算作一厢情愿,但我总感觉当下的经济理论与现实间存在不小的距离,这让我学习经济学的热情多多少少打了些折扣,所以请丁丁老师解惑。
2.如今我对制度、激励、约束以及自发秩序等问题很感兴趣,不过由于学识尚浅,总感觉进不到门里,只是在门外踱步。还请丁丁老师推荐些可以进到门里的书目吧。
谢谢!
A29:
这些常见问题,我强烈建议你读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Q30:坛友xp20102594:
丁丁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性差别和共同之处,虽然对此有许多版本的解答,但我还是想听听丁丁老师对此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GDP制度的问题,很多人士都认为以我国现行的GDP制度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缺陷,丁丁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存在哪些问题,该何改进呢?
A30:
你可以提供一个清楚的定义吗?什么是“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学生和老师,被这些荒唐的大词儿,耽误到什么程度呢?
Q31:坛友彩色的大青虫:
看到丁教授也是数学转金融的,我想问您个不太专业的问题:
我看到最近几年金融数理化是一种趋势,所以打算报考计量经济学或者金融数学,并且有有立志在这一领域做出点学术成果。但是看到您说金融还是应该以实证为主,过度数学化是不科学的,我又比较疑惑研究金融或者经济是否应该从计量、数理入手......恳切老师指导!
A31:
你到北京的金融街实习过吗?感觉到怎样的情况?
Q32:坛友leeandjack:
汪教授,您好!我想提问:1,逻辑学三段论,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应该成为标准?2,如果三段论不能成为标准,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何种逻辑方式来展现研究的清晰与?3,我认为数学逻辑是一种清晰地研究工具,但是如何保持其与实际对应的可操作性?
A32:
为什么三段论要成为标准?你可能不熟悉逻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类似的问题,我在许多文章里解释过。例如,“数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吧?
Q33:坛友zhicunyuan:
请问: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已经确立,将来能在哪些方面可以突破?
A33:
抱歉,我认为制度经济学已经完结了,无路可走,所以,2004年以来,我开始讲授行为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两条出路。
Q34:坛友北纬31度梦寻:
丁丁老师:
你好!
我知道您是国内新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包括布坎南等人均尝试对其下过定义,但是感觉前人的界定还是有点模糊。您能不能结合最近些年对新政经的研究,对其下一个定义呢?如果能结合一下中国的实际国情,就更好了。谢谢您了!
A34:
你只好等候8月出版我的新书《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这本书里,我用了两讲的篇幅来界定新政治经济学,一共六种界定方式。然后,我在其余六讲里展开第六种界定方式下的新政治经济学。这部讲义艰深厚重,远非西方肤浅的经济学讲义可比。
Q34:坛友kevin0815:
丁丁老师:
我对行为经济学有些兴趣,请教个问题。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通常修改了新古典标准的“理性人“假设,并且这些假设的修正通常也被宣称有心理学的基础或经验上的证据,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了。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方法或多或少不同于新古典的工具主义而有走向实在论的趋向呢?
可是,如果能称得上是实在论,实在论的坚持似乎并不容易。当年萨缪尔森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可是,他自己的分析却又被人质疑仍然是工具主义的。是否随着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在论的坚持更加可能了呢?
修正标准的”理性人“假设,是否仍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的前提假设包含了人的动机、理性、外部信息等多个方面,在对标准假设修正时,修正的”组合“更多了,好处可能是:有可能对纷繁复杂的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可是,可能存在修正标准假设的不同方面或曰不同的修正”组合“均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的现象。那么,行为经济学修正假设的思路是否也埋下了甚至更加严重的工具主义的”地雷“?似乎Rabin或Camerer关注过这个问题:一些人冒着行为经济学之名胡乱修改假设来解释”异象“。而这一问题,是否也仍有待于通过接受经验的检验和更扎实的假设构建基础来解释?
PS:我简单查阅了一下实在论,发现有很多的流派,一时也理不太清。我在这里粗略用到的,先大致等价于工具主义的反面,即强调假设还是贴近现实,然后进行逻辑的推导,据以获得对经验事实的”真实“解释而不是工具主义的”撞上“现实。
A34:
可以推测这是另一位教师。不论如何,理性与合作,这是行为经济学的两个灵魂,即核心议题。我在讲义里详细讨论过。西方的行为经济学主流在以往十年依赖三大方法获取数据,仿真,脑科学,田野与实验,最近两年看得很清楚,仿真和实验,逐渐被放弃或边缘化,只有脑科学数据,被认为是最科学的,是硬数据,故而一家独大。你提出的方法论议题,在脑科学盛行的时期,只有一篇质疑的论文发表,几乎完全被忽略,而且绝不是毫无理由。我提醒你注意,在任何新学科兴起的时期,方法论从来不是主要议题,也不应成为主要议题。方法论议题仅仅在事后才被关注,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
Q35:坛友bellman2010:
现在不读书的大学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毕业之后成功(请定义)的概率(请提出测度方法),都已超过了在大学里苦苦读书的大学生。为什么?
汪老师,您好!这一问题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89之后,整个社会思想已经被阉割的太厉害,七零后很有批判精神,但是七零后这些人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而年青一代多是人云亦云,这就出现了您说的提问问题水平下降。事实上这个人大论坛的变迁也是这样,前三年之前,还有些学术探讨、独立思考,现在充斥一些发文章技巧,和骂人的暴戾之气。
成功在多数人的定义下无非是名气和权力、金钱,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已经和民工显著差别,所以不读书反而有可能更少受毒害,或者更真诚。当然不读书也许更没有道德底线。总之,新的读书无用论蔓延。这将极大地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个体的最优导致损害社会整体。
说道这儿,有必要说一下腐败。腐败也绝不仅仅是官员的行为。尽管腐败和权力结构有关,例如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中央政府为发展经济,必须对地方政府有所激励和分权,但是相应的监督丧失,腐败就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城管、一个普通警察都会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这些是靠民主也无法解决的,例如印度。停车场收费,要发票,保安收5元,不要发票,2元。中国社会已经演化成群体的恶。
A35:
同意你的解释,很好!这也是我和同事们平日闲谈的主题,普遍地,学生不愿意读书,也缺乏社会责任感。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或因为沉沦于日常生活从而放弃了思考,这种大众的平庸,终于形成集体之恶。这种恶,远比纳粹党的恶更可憎。
Q36:坛友jhkd5311910:
汪老师,您好,我现在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马上毕业了,本科学的是统计学,经济学没怎么接触,通过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我发现自己对人的行为,或者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比较有兴趣,比如个体通过非正式网络采取集体行为与雇主谈判来获取收入的提高,ZF提供公共转移会改变原先激励结构进而影响子女对父母的尽孝行为。之前对行为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接下去打算继续读博了,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往行为经济学方面发展,想问下汪老师能否提一些建议。谢谢
A36:
根据你的描述,我建议你追随清华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劳工社会学。
Q37:坛友longtom:
汪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困惑,在国内为什么一些理论基础并不扎实的,对经济思想并不是很熟悉的人也能写出论文来?似乎写论文就是看几篇文章,运行一下软件就行了,并不需要平时的积累,并不需要下功夫去读经典原著。我就有这个苦恼,我很想踏踏实实地学习经济学,所以花很多时间去读原著,结果到头来学院要求发论文的任务都完不成,而其他人只是看论文就行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对经济学学习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请汪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A37:
很令人苦恼,许多试图认真研究问题的学生与你有同感。我们社会的官僚化,始于2003年,至今已十年了,积重难返。社会的官僚化,远比官僚政治更可怕。社会原本有自发抵抗政治官僚化的倾向,但它自身的官僚化,使这一倾向完全消失。学生,主要是学生家长,于是只局限于家庭利益之内,不再有社会和社会生活。既然如此,他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问题呢?他们甚至不关心“问题”,他们只需要完成老师的指令,如同工人与老板的关系一样。学生无罪,社会有罪,当然,社会之罪的根源是政治体制。
Q38:坛友longtom:
谢丁丁老师的回答,那我应该怎样行动呢?放弃认真学习知识,思考问题?还请老师明示。。。
A38:
树熊同学,倾听你的心灵。哪怕你先到打工子弟学校去志愿教书,安静下来,观察弱势群体,观察中国社会,静下来观察,克制自己的正义激情,一个月以后,你可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它只能来自你的内心,不能来自任何人,包括我。
Q39:坛友xias000:
汪教授,下面概括提出的问题是否合适?
关于涌现的秩序及其稳定性的两个问题:
1.作为秩序的大脑神经元网络何以涌现?作为秩序的社会网络何以涌现?
2.神经元网络的稳定性何以可能?社会网络的稳定性何以可能?
2.1或者,神经元网络何以涌现出自我意识?社会网络何以涌现社会意识(群体意识)?或者社会何以走出集体无意识?
A39:
涌现秩序的稳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故而,我愿意说,你的发言是这里出现的第四个重要发言。不过,我提醒你回顾文献:1)涌现的,未必稳定;2)稳定的,未必符合人类的意愿;3)与“结构”不同,只有稳定的,才被视为的“秩序”。所以,现在可以看看经验世界:1)有不稳定的头脑和心智结构,例如“精神病”,这是口语,临床分类有许多种类:人格转换障碍、精神分裂、两极临界、甚至包括自闭症的一些不稳定案例。社会结构当然也有不稳定的,这是复杂社会的特征之一。你提出的第2问题及其子问题,其实无解。本质性的探讨,我仍建议你去读我贴在胡舒立的思享家网站我的主页里的文章“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第2问题的子问题,我建议你读埃克尔斯的著作,有中译本,标题是《脑的演化:自我意识的发生》。他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与波普联合发表过一本重要著作《自我及其脑》,晚年写了这本书,结尾探讨宗教之为一种涌现。他去世了,晚近有一本书可算是接续这一主题的,2006年的,可能还没有中译本,Gerald Edelman,《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另外一本是:David Geary,2005《The Origin of Mind》。
Q40:坛友环境成功发达:
汪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经典的经济学著作?您对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书有何评价?
A40:
王小波说过,好书需要批评,坏书需要炒作。
Q41:坛友洞庭古风:
教授好:
最近在看《管理世界》的文章,近年来大家对腐败、对贪污、对涉及到社会发展中ZF角色的扮演,进行了一些研究。测算各地区的犯罪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地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地腐败程度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这些研究的结论暂且不去评论,先就可能的事实进行反思:

中国各个省市的腐败程度是透明的吗?
若是透明的,那请就中国地区间的腐败程度进行一个排列,进行一个清晰的对比。这是一项技术活,当然勇气和争议也是需要的,也是相随的。
第二:
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会不会存在一个正相关关系?
如是有这种可能,也需要实例加以佐证。我相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古代到如今总有一个本土的案例为我们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第三:
腐败存不存在一个可能的福利溢出效应?
如果有这种可能,在社会存在等级分层固化的情形下,主政者对腐败的惩戒更多的体现的是清明,是维持的一种良好形象。而不是为提高居民福利。而相反,所谓的腐败者或许从自身的考虑,为树立口碑,积极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加强城市治安,扩建廉租房,创模范城市......
既可以中饱私囊,又能讨百姓欢心,何乐不为?
A41:
我记得这类问题在你之前提出过,我在这里也回答过。大致就是,西方学术界承认,有一条腐败与发展的库茨涅茨曲线。其实,这类彩虹形(倒U形)曲线或U形曲线,无非是经济学家骗人的把戏之一。你多思考就明白。

Q42:坛友甄艺凯:
丁丁老师好,首先,我要说我是你忠诚并有些狂热的粉丝,您2010年以来的搜狐博客,思享家博客的每一篇文章我几乎都看,我喜欢你的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文字,就像在《行为经济学》的序言中说的,您当时用了“流淌”这个词。还有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的哲学气质,以及那么一点点神秘主义的色彩。其次,这几年,我受您启发比较大并获益匪浅的就是您在跨学科教育中提出的“让知识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涌流”,当时,看到这句话我激动无比。所以,最后,我试着回答,您提出的最后的问题“批判性的思考”,我的理解首先是康德的“寻找前提,划清界限”,以及我从您的文章总结出的九句话:1、 知识的问题是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确认,我如何知道我知道
2、知识本身是一个过程
3、知识一旦抽象成概念就静止了
4、只有在生命的冲突和生活的体悟中才能理解作为概念的知识
5、知识是局部的、当下的、私人的、亲切的。只有local knowledge 才是真正的knowledge
6、批判性的反思为知识划界
7、只有能够承受最深刻批判的知识才最接近真理
8、只有“对话的逻各斯”才能尽量把握整全的知识
9、知识的极限处是信仰
A42:
呵呵,感谢,感谢,你确实很认真读了我的文章。有笔误,“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不是“知识”)。批判性思考的出发点是康德的“批判”方法,你完全正确,当然,不能停止于康德,所以才有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问题,以及“知识过程与生命感悟”(我十几年前那篇《读书》的文章)。你的概括,都正确,一定要警觉,就是任何概括都有代价,正如同生命体验不能被任何概念概括一样。
Q43:坛友甄艺凯:
让心智在所有方向上涌流,打错了。我并不习惯这里,更喜欢安静的看您的文章,然后再提问。
A43:
再次感谢,你自己修订了笔误。安静,这是阿伦特考察人类思想时提出的前提。不静止,就无法思考。当然,这也是我们老祖宗早已提出来的,所谓:静,以通天下所感。很高兴认识你,艺凯,看照片,你不到三十岁,风华正茂,批判性思考,在这个年龄(有了一些阅历,有了一些理论,理想尚未完全泯灭)。
Q44:坛友artygrace:
请教一个“根本”问题吧,丁丁老师怎么看价值的衡量问题,即有没有一个最根本的指标能计量一件商品的价值?比如说用劳动时间的话,有些劳动的是快乐的、充实的,有些则是枯燥乏味的,这样即便时间相同也不应该记为等价。您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衡量工具,可以作为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的商品、以至于金融产品的一个“原象”。
A4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初是几位有哲学气质的人(不是专业经济学家)确立的学派,这一学派留给我们的最重要遗产,是“主观价值论”。我常收到国内学院派以外作者的来信或赠书,据说,发现了科学衡量价值的最终原理。这类作品,很值得同情,因为意识形态控制和思想操纵,长期而言,摧残大众的头脑,形成整个社会的官僚化。你是数学家吗?放弃这类幻想。不要忘记,我也是数学家。读齐美尔《货币哲学》,试试看可否说服你。
Q45:坛友lillble:
丁丁老师,
面对如今的世界,姑且认为是糟糕的吧。我们是应像胡适先生说的那样,于旧村中重建新村。还是远离旧村,亦或是身处旧村却不为旧村所困?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一篇对您的采访,你说愿做一个幽灵,但我觉得若想成为幽灵,必是免不了重重的磨练与修行,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本科生而言,您觉得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去又该进行怎样的修行去面对这个世界呢?“不求改变世界,但求不被世界改变”是我目前的想法,您以为呢?
A45:
胡适的时代,尚可在旧村里建设新村,因为民初至七七事变,是一个制度和观念都还可以自由探索的时期。现在的时期,三分之一定律几乎无处不在,怎样可能有新村呢?有也是短暂的,我常警告我们实验教育的同仁和同学,我们的事业注定了是昙花一现的事业。紧迫感,是我们实验教育的全体参与者的日常感受,尤其在这种紧迫感之中,我们的博士生们,内心形成了某种悲剧观念。
Q46:坛友xias000:
谢谢您,汪教授!我读书慢,思考多一些,所以您提供的这些都非常有帮助。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一个判断是,自我意识具有维持神经元网络稳定性的功能;类比地,社会意识具有保持社会网络稳定性的功能。
A46:
从你自己提出的解答,我认为你很有潜力。因为,自我意识,在脑科学家看来,就是要维系identity的整体性,所谓“扣带回”脑区功能。社会意识,你类比推测,也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仍要提醒你读荣格的著作,社会意识是一种集体有意识,颠覆社会意识的力量很强大,或许来自集体无意识。根据荣格红书的传记篇,荣格集体无意识观念的提出,恰好在1913年前后,他与他周围的朋友,相当频繁地不约而同地梦见数量众多的死尸或战争或表达这类情绪的符号。然后,次世界大战爆发,颠覆了“老欧洲”的社会意识。
Q47:坛友李志云:
才看见汪老师的在线问答的消息,希望能赶上。
有人认为“很多创新需要企业之间合作,但由于上下游企业互不信任,怕掌握了对方技术变成全产业链的更强竞争对手,所以创新无法进行。也即,并不是缺少利润发现,而是因为缺少信任而无法合作。熊彼特要修正:企业家精神的最重要指标,不是发现利润,而是主动信任,承担风险。”
而我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类发展是先有利润还是先有信任这个问题,单从部落发展可以看出大家是先集合在一起互相信任再去狩猎取得利润,但是感觉是潜意识里是先发现了合作的预期收益(捕获更大的动物,分得更多的食物),后选择了策略的信任。不解。请老师解惑。
A47: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研究企业家能力的理论与实践。我那时写过几篇文章,例如,我的观察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不仅包括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三要素---敬业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创新的精神,而且还更经常包含第四种精神---济世的精神。
Q48:坛友artygrace:
我本科数学最后做了金融工程方向,去年旁听您行为经济学的时候您呼吁大家常思考根本问题。然后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总觉得应该能找到一个类似基坐标性质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空间里分析一切解决问题。这样就能把很多定价问题和理性问题都解决……看来是想太多了……但是我觉得找不到一个衡量的价值东西,一簇东西应该也是有可能的呀,毕竟连物质世界都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根据脑科学也不就那么几种么?您的意思是这条路子走不通还是?
A48:
呵呵,原来是我教室里的。当然,价值是人类幸福感的第三维度(精神维度),你记得我的幸福三维空间吗?既然如此,怎么可能穷尽呢?反证法,假设你找到了一套数理方法将人类全部可能的价值观表达在某一可测空间里,那么,至少应当有一个人类成员能够读懂你的这套方法,然后他就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是你的空间里无法容纳的。你试着采取哥德尔的方法证明我的猜测。
Q49:坛友lillble:
我能体会这种紧迫感。当我在某个时候陷入悲观时,也会种被社会孤立的感觉,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跟我想的一样,甚至他们就根本不会想别那么多。每当这时,我的偶告诉自己,即便是少数,还是有人和我一样,没有放弃。只是丁丁老师,你说的昙花一现以及紧迫感的最终出口在哪里?现在的选择是否就是等待(在等待中不被社会异化)?
A49:
昙花一现,怎么有出路呢?我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当然,你不妨到大连来和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闲聊,他们一定比我更乐观。
汪丁丁老师结语:
至少今天,我必须离开这里。以后呢,我一定会想念这里,因为我太重感情生活了,我在这里有一些重要感受,我无法忘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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