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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个概念的辨析

发布时间: 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文章超长,有耐心者看:

大道已经散去,是群小横行的时代,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现实主义时代论著中,尝试评价那些曾经创造中国一个个经济奇迹而甘愿丧失理论个体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着的理论形式,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成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肯定他们就是肯定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就能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辉煌灿烂的明天。本文结合新近出版的《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个案评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 当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已经渐渐远去,在熙熙攘攘的现实主义环境中,理论家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反思。现在就是一个反思的时代!
当我们把一切光环都小心翼翼的聚集在英雄头上,我们赢得了新世界;当我们把一切理性之光折射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上,我们建设了新世界;当我们面对现实主义的世俗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思想注定要孤独面对全世界。于是,我们成就了我们自己,虽然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脉动构成了我们精神和思想的灵魂和动力,但我们打造出了崭新的理论世界——属于个人的理性世界。解释和传播、继承和发展、坚持和创新,这就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无悔的人生道路,生命因为充实而绽放着理性的光彩!现在,有了反思精神,在现实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他们成就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伟业,他们的理论注定要成为标志个性的理论,成为世俗社会经济生活的理性源泉。无论他们的反对者、还是他们的赞成者,都是他们理论的受影响者;无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必须从这里获得熟悉经济理性的力量;这就是反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历史使命。
卫兴华先生的学术道路经历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对于学术的执着和陶醉,使他在耄至之年成为反思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只有我们把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再仅仅单纯地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介绍,而是当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研究,才是真正扣准了反思时代的脉搏,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才懂得民族经济理性的真正自主与独立。卫兴华先生2005年出版的《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以下简称《文集》),就是这样一部现实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为我们解读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创新,理解和确立他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思想贡献,提供了一部有定力的理论成果,方便了我们评价工作的展开。这些成果在本质意义上说,就是现实主义社会中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实是个宽泛的称谓,本文具体划分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以《资本论》体系为代表的个人经济学说,现在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资本主义部分的主干内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制度创始人在内的经济学说,现在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资本主义部分的重要补充内容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以上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文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新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在本文中探讨),本文所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仅仅是探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这个现实主义时代中国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一、引言: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术生涯

卫兴华先生1925年10月6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1920年代的世界是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时代,就像英国作家鲁迪亚德•吉卜林所大讲的“担负起白人的责任”进行世界范围内教化和殖民的时代[1]。1920年代的中国正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短命政府此起彼伏的时代。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大声疾呼:“社会充满了老旧和腐败,找不到一点点有活力的新鲜空气来缓和我们在绝望中的窒息”[2];时间过去了十年,国家依然如故。这一年,好不容易从社会主义中发现了中国前途的孙中山先生,却壮志未酬身先死。先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的苦难时代,时代也注定了这个民族所有普通家庭的苦难,穷愁而没有前途是当时中国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现状。按照先生的说法“我是在母亲穷愁的眼泪和叹息中长大的。”[3]
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大批最优秀、最杰出的炎黄儿女开始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在经过文化启蒙后的中学时代,先生就将自己的名字从寄托世俗愿望的“卫显贵”改为寄托理想主义情怀的“卫兴华”,表达了对民族、国家责任的担当。1940年代的中国是抗日救国和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张扬的时代。中国山西就处于共产党影响最直接的区域,风云际会,英才辈出。先生所在的山西省进山中学和先生组织参加的投枪社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在这里,先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成长为一位普通的青年共产党人,并以自己的进步行动和才华打动了美丽的官家小姐孟沚蘩,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从此,先生的人生道路和爱情道路双双经历了种种考验,并终成正果。从1950年读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开始,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生,这一研究就是整整一生,直到头发被风霜染成白雪般的模样。依然与老伴踯躅偕行,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旗奋勇前进!这本70万字的《文集》就是这种追求理想主义的执著精神之表现,如果加上同年出版的34万字的《卫兴华自选集》,这整整一百多万字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的近二十年的经济学成就,其中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作品。20世纪90年代是英雄主义已经烟消云散,理想主义已经支离破碎的年代,是市场经济物欲纵生、人心浮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臭”了的年代,是一切都表现出特别功利的现实主义时代。先生大道不弃,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地,孤独但并不失望、寂寥但并不失落。谁将声震人世必自长久缄默,这才有了这一百多万字的东西,这才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魅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个体经济理性成就,是现实主义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先生只是我们现在所要评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希望通过这样的评介,使我们对于一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独立经济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和认同。
这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与现代拓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是源自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在马克思的经典作品《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马克思的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表述,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起点。马克思论著中生产方式的多重含义,无疑增加了理解的分歧。尽管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机器化大工业工厂生产形态,但把生产方式传统地理解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无疑是对歧义丛生的生产方式所做出的最为准确的抽象概括。按照苏联教科书的经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被界定为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显著差别,生产力之所以被忽略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基本假设——那就是社会主义能够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社会生产关系这个研究对象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性质、本质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代表社会最活跃力量的生产力,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和说教化的发展倾向,甚至远离了生动、鲜活的社会具体经济现象。这是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取得更好发展的根本原因。直到现在,有学者还继续把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动摇的教条,这是极其狭隘的观点。
考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现实中完全应该有不同的界定,决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界定。如果我们关注西方经济学近200多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从萨伊到詹姆斯•穆勒、从马歇尔到萨缪尔逊,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注意吸收和借鉴这个历史经验。事实上,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现象的界定已经区别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包含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己的理解和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所坚持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只不过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界定而已;不幸的是这个界定在理想主义时代被中国经济学界接受并实际上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教条。
卫兴华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基本上表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就是研究怎样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其次是认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现在则是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文集》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收录的九篇文章有五篇探讨了研究对象的问题。其中《〈资本论〉究竟研究什么》基本上是在第一个层次上探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则是在第二个层次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2002年发表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结构和学习的意义》则在反思中提出:“我们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一般地也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在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应该注意马克思专门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统一与区别。……我们应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而不能仅仅限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5]
这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内容。这种拓展最终反映在先生担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6]这个研究对象的界定并不是完美无缺,也还没有被所有的教科书所接受。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传统界定一统天下的历史,这已经体现出中国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上的这种现代拓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区别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征。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坚持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奠定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英雄主义时代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武器,剩余价值理论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想主义时代,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理论难题,并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基本原理上的割裂。因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有着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遗憾的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离开市场、商品交换关系的现实基础。这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不同理论体系结构,前者因为更多的是照搬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体系完美,但往往被用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难免存在说教胜于知识传授的弊端;后者则因为难于在基础理论上实现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有效衔接而倍受指责,并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因而陷入理论上东拉西扯的尴尬局面。所有这些都严重的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西方经济学工具化教育和分析方法传授的教育模式中受到挤压。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重头戏。
卫兴华先生《文集》的第二部分所收录的八篇文章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标题就是“劳动价值论研究”。其中有四篇就是针对有些学者错解、曲解、误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战性成果。充分表明,如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尤其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劳动价值论需要创新与发展》一文中,先生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新。这就是要把劳动价值论不存在社会制度属性的观点作为研究的一般前提,提出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指出“笔者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社会公务劳动。这四类劳动都是社会所必要的、有益的劳动。”[7]对于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和服务劳动、社会公务劳动的价值创造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集中探讨的理论创新问题,这些有益的探索都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所忽略的,先生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的这些意见和观点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但如何在统一的理论基础和逻辑上解决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难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很好的办法。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篇教育仍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这呼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任何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界定,所反映的正是理论界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主张。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如果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任其流变,甚至歪曲定义,则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就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道就可能葬送。以流行词汇“市场化”而言,苏联、东欧、拉美国家都是在“市场化”的口号下进行改革,但却没有一个在“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上取得成功,基本上都是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栽了跟头。其根本原因就是把“市场化”当作了市场经济的教条,丧失了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和民族经济理性应有的自立,割断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妄图搞出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乌托邦,结果却陷入了“市场化”的经济烂泥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往往被简化成“市场化”改革,但有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笼头,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不是无原则、无条件,可以为所欲为的。
现实主义时代最大的理论潮流就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尤其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先生不惜面对流俗的非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高度责任心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等基本范畴,尤其针对一些学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公平+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理论批驳。《文集》的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收录的十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究竟怎样正确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再论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不要混同几个不同的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等文章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等等概念的辨析,有力的批驳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其重要意义可以用先生所经常引用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老先生的一句话来加以评价:“不可把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糊里糊涂走上私有制市场经济道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人头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8]社会主义经济等范畴是统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脚手架,是奠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离开了它们就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学以英雄主义的气魄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彻底的否定,宣布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造性理论成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展开了社会实践的过程,构造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在最短的时间成就了一个个贫穷国家迅速工业化的奇迹。凡是创造必有疏漏,凡是理想必有缺陷,当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影响渐渐远去,现实主义时代的人们应该反思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就是要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实践和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走到了现实主义的老路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论证公有制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论证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和改革道路。人们已经习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正确,怎么可以自我否定?事实上任何理论只有经得起否定之否定,才可能有创新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被浅薄的人嗤之以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颠扑不破才是科学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承担起了这个历史使命。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卫兴华先生也经历了这个痛苦的学术反思过程。《文集》第四部分的标题就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所收录的十二篇文章主要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这个认识是从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基础,到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目标的逐步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锤炼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也在根本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之否定,这是人类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有坚持、有放弃,才有发展、有创新。这与现实主义时代那些拿来主义有天壤之别,与那些拾人牙慧、贩卖新自由主义以冒充市场经济权威的轻薄经济学家们更是有本质的差别。包括卫兴华先生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在用他们的理性和知识实现民族经济理性的自觉反思和知识积累,而那些轻薄经济学家们只不过贩卖西方经济学的的教条而已;前者在书写历史,后者已经热中于买办道路。

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

现实主义时代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关,也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难关我们不再一一重复,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挑战重重。但历史机遇就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将不再仅仅是领导人或者领导集体的创新,大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人理论创新将凸现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性源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将在理论体系、学科建设、以及形成流派上实现最大的发展。
先生《文集》的第五部分,标题是“经济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理论”,所收录的七篇文章也主要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问题。其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先生提出:“把握继承与坚持同发展与创新的关系”,系统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此的基本态度,有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坚持,才能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先生在《应该重视消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文中所评介的消费经济学正是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先生提出“把握‘源’与‘流’的一脉相通的关系”,精辟的指出:“既不能不懂马列,错解马列,却妄谈发展马列,更不能不读不懂马列,曲解马列,而肆意否定和批判马列,妄称是理论创新与发展。理论创新是‘流’,不能割断与‘源’的传承关系。”[9]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完善和学科建设上都是非常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对待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上,先生指出,要“把握好坚持与借鉴的关系”,“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10]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不足先生则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理论思考》、《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几点思考》等文章中都反映了实现理论创新的急迫心态。
先生向来反对别人对他的过高评价,向来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事求是派,但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仅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时,我们必须用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理论贡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理论创新,这与个人的荣辱得失、名利态度无关。

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生主题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注重社会分配公平和公平分配制度的设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突出特点,马克思主义所坚决捍卫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人权至上、抑制物权无原则泛滥的社会制度。物质社会财富的涌流应该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条件,而不是一些人享受、一些人受穷的理由。时下中国,有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但淡忘了人民利益,而且把一些人的贫穷、甚至下岗工人的失业,看作是一些人发财治富的条件,这完全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腔调。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施托尔希比他们说得更好,在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接济法时,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简单、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高贵品性……”[11]这不就是现在社会中有些人所倾力宣扬的社会观念吗?
面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所存在的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农民工、下岗职工正常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现实,卫兴华先生大声疾呼:“只要不是赞成分配不公,面对上述社会分配领域的严重不公平,就应该重视通过公平分配的措施解决问题。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12]收入《文集》第六部分的九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标题就是“我国收入分配和利益关系问题”。研究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现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贯品质。但现实主义时代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效率化的分配原则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先生在《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一些商榷意见》、《论建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新体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观与我国现实》、《共产党人的富裕观》等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坚持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先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核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分配的制度体系,实现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共同福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穷人的经济学”,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在“穷人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面民生问题的杰出成果。

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效率问题研究

在现实主义时代,经济学中的效率问题被天然地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归结有什么不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解释,这就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资本家为了实现更大、更多的利润,从部门之间的竞争、行业间的竞争,一直发展到垄断组织的竞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效率大规模提高而人民可支付的社会需求有限之间矛盾的直接产物。但有人却因此宣扬西方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社会问题的学问;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更有利于解决效率的问题。这样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文集》第七个部分的标题是“生产力理论与发展理论”,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以及中国实现经济好而快发展的具体理论问题。这些文章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效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效率理论。把效率看作是市场的内在属性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人类自觉行为、实现经济效率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计划经济体制构想的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生产力问题和发展理论的研究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效率问题的主要理论。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的基于效率的考虑。在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卫兴华先生对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内容和发展途径,并提出了“生产力多要素论”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生产力多要素论”带来了机制保障,但怎样在效率追求的过程中坚持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来人共同努力!

九、结论: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其量加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在学生中,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克思《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典范的经济学表现形式,除此之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都做了些什么贡献,他们并不清楚。甚至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有的工作只不过是在没完没了的争论谁是谁非,没完没了的引经据典;但却裹足不前、没有值得称道的理论贡献。
在有些人眼中,他们甚至还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西马”也比“中马”强是很多学界人士的观点。但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英雄主义时代,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谁是谁非的争论最终战胜了两半社会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客观评价和理论研究的完整体系,确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改造道路,使新中国在实际上走了一条区别于唯一可以借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造之路。他们经济学的个人体系尽管没有得到凸现,但他们经济理论的合力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判断和理论体系,而且他们慷慨的把自己的理论创新贡献出来形成国家统一的经济指导思想。他们对于中国两半社会和整个中国历史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理论贡献,是现代任何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在民族、国家需要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们心甘情愿做一个平凡的理论工作者。在火红的理想主义时代,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创造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从来就没有的奇迹,为一个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福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甚至大量的成果都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但他们同样无怨无悔,引经据典,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阐发社会主义原理的真义,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体制和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奇迹。当无数现在时髦耀眼的个人学说和体系灰飞湮灭的时候,这一宏伟的集体经济学建构将成为人类不竭的理性源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集体奉献精神,一直持续到中国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确立。
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实验经济学成就面前,我们的学者却被西方经济学中派别的、个人的、带有广告标签的理论所诱惑,在争名夺利中成为庸俗的、没有历史的、盲目教条的现实主义者,并且敢于无知的嘲笑他们的前辈:你们除了引经据典有什么学术贡献?却不知道他们所自以为是贡献的东西只不过是贩卖别人拙劣的东西而已。尽管他们用科学、规范这些东西进行积极的包装,但却从根本上无法掩饰他们经济思想的贫乏和个人名利至上的学术动机,这就是现实主义时代“独立”的新兴经济学家。大道已经散去,是群小横行的时代,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现实主义时代论著中,尝试评价那些曾经创造中国一个个经济奇迹而甘愿丧失理论个体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着的理论形式,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成就,是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杰出贡献,肯定他们就是肯定中国经济的昨天、今天,就能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辉煌灿烂的明天。
卫兴华先生仅仅是他们其中的一位,这样的评价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而是因为他们的群体——是新中国经济学自立的脊梁。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整体评价适合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学者是短视的学者,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走得长远的民族,一个没有自立思想基础的学科永远只能是别人思想的贩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完全具备了理论自立和思想自主的实践基础。在这个媚俗的现实主义时代,使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学生、学者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能够有自主的理性和反思的精神来面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斯愿足矣!

参考文献:
[1]RudyardKipling’sVerses.NewYork:Doubleday,1943,p321-323
[2]罗兹•墨菲:《亚洲史》,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3][5][9][10]卫兴华:《卫兴华经济学文集(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6页,第29页,第172页,第469页,第472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6]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修订版的体系结构和理论构想》,《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7期
[8]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11]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0页
[12]卫兴华:《应重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公平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12期
作者 张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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