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与投资行业的10个流传最广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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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1号谣言：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名字是金融市场的主角
随手打开《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或类似的刊物，总是能发现许多分析师或经济学家在讲话。他们背后都有一些非常显赫的名字：GS, MS, ML, DB, 等等。如果只看这些刊物，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名字理解为金融市场的主角，是它们决定了价格、成交量和一切走势。但这不是事实，因为它们只是中介商。对外行而言，它们拥有一个气派的名字：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而内行一般把它们称为“经纪商/自营商”(Broker/Dealer)，这精辟地描述了它们的两大功能：帮助客户进行融资和交易，用自己的资本进行投资和投机。
因为这些公司只是中介商，所以它们必须不停地发表言论，打免费的广告，让全世界都注意到自己。如果你掌管着1万亿美元资产，并且要亲自作出投资决策，你肯定绝对不会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经纪人，为那些拥有1万亿美元资产的人提出建议并提供服务，你肯定会尽可能多地接受记者采访，以便给那些真正掌握资产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投资银行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当然，GS和MS这样的中介商也拥有庞大的投资管理部门，BCS的投资管理规模甚至是全世界最大；但是这些投资管理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是分开运作的，它们的基金经理可能根本不会在乎自己的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
ML, Citi和许多其他投资银行没有自己的投资管理部门，GS, MS和DB的投资管理规模大致在2000-5000亿美元之间，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很少有人听说以下的名字：Fidelity拥有1.4万亿美元，State Street拥有1.2万亿美元，Capital Group拥有大约1万亿美元，Vanguard拥有8000亿美元。以上任何一家都相当于三到四家顶级投资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所以，当中国私募基金挺进香港，声称要把GS和ML赶出去时，他们完全错误理解了金融市场的角色关系。他们不应该把经纪人赶出去，因为经纪人是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否则市场无法运转。
2号谣言：只要做足功课，个人投资者可以轻松击败机构投资者
这是彼得-林奇反复强调的谣言，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在10年以上的长期内，真正打败了机构投资者的个人非常少，大部分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作为机构的食物。在中国，你也可以随机调查100个自己操作的股民，问问有多少人在过去2年、3年或5年内打败了市场。许多人会告诉你，不但没有打败市场，甚至没有赚到一分钱。
林奇认为，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大的耐心，更少的投资限制，可以自由购买小盘股、陷入困境的股票，不用向别人反复解释自己的决策，等等。机构投资者需要向无数个人和其他机构负责，需要应对堆积如山的法律和规制问题，其交易成本往往也不低于个人。但是林奇没有告诉你，机构投资者的高成本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他们可以最快速地获得市场信息，并且在重大危机到来之前提前跑路，而你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
一个掌握1000亿美元的基金公司，每年至少会向华尔街支付1亿美元的佣金和“软钱”，并在市场出现重大波动的时候与华尔街合作。作为代价，华尔街的分析师会不停地给基金公司打电话，发送邮件（谁给的钱最多，谁就会第一个接到电话），使基金经理永远比市场提前1小时知道最新消息；当基金经理有几十亿美元的重仓需要抛售时，华尔街会绞尽脑汁地为他卸货，甚至不惜让自己蒙受亏损，以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当你通过报纸、网络和手机短信监视市场动向时，机构投资者早就把这些东西纳入了备忘录。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基金经理的职业道德不高——当他们从券商那里获得一个重要信息，总是先照顾自己的老鼠仓，最后才轮到客户。在中国，如果你真的能够侥幸打败机构，这多半不是因为机构投资者不如你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道德。
3号谣言：对金融和投资来说，专业知识是无足轻重的
彼得-林奇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在市场上生存，艺术和历史知识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索罗斯也告诉我们，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或金融学。如果你有幸参加过投资银行或机构投资者的面试，你肯定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很少询问艰深的专业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性格、经历、价值观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打转。这是否意味着你可以一边研究哲学，一边成为超级银行家？或者一边学习绘画，一边当上对冲基金经理？
事实上，你听说过的所有名声赫赫的金融界人物几乎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沃伦-巴菲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乔治-索罗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荣誉学士（相当于硕士），彼得-林奇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罗伯特-鲁宾（高盛前联席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和耶鲁法学院的法律博士，斯蒂芬-施瓦茨曼（黑石创始人和CEO）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等等。大部分银行家都是MBA（工商管理硕士）或JD（法律博士），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一般学习金融、会计或经济学。你也可以发现不少出身工程学、数学或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士，但是极少有人受的是历史学、艺术或哲学教育——即使有，他们后来一般都去过商学院镀金，然后重新开始。
解释这个事实很容易，就跟拍电影一样——大导演总是会告诉你，他们成功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自己的艺术感觉和宗教信仰等等。他们不会告诉你，自己能拍出电影首先是因为在电影学院接受了如何放置三脚架和如何设置光线的训练，也不会告诉你各种镜头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对于他们那个档次的人而言，这些可能都太简单了，可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4号谣言：如果你是一个天才，具备大局观和灵感，你就能统治世界
大错特错。多年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识的所谓伟大人物也曾经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金融和投资界是这样运行的：你拿起报纸，打开研究报告，分析国际局势、宏观经济和高层内幕，然后突然产生一个伟大的灵感，然后你对同事说：“嗨，我有个主意，这个主意能让我们赚10亿美元。”然后你们就促成了一桩并购，或者做了一笔伟大的投资，或者把某家公司运作上市，或者干脆空手套到了10亿美元。如果你经常光临大学附近的星巴克，可以看到无数的潜在天才在跟别人口沫四溅地分析世界大局，讲述自己的灵感有多么美妙，天生就是当百亿富翁的料子……
有极少数天才终于在金融界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许是投资银行分析员，也许是交易助理，也许是研究助理。他们惊惶失措地发现，自己第一年的全部工作居然是给老板端咖啡，给上司预订午餐，以及打印装订宣传手册！第二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作PPT幻灯片，检查Excel表格的数据输入，并且被老板永无休止地嘲笑。第三年？没有第三年了，因为他们都逃跑了，带着一大堆钞票逃跑，却不得不悲哀地承认自己一辈子不想搞金融了。在与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愤怒地指责自己的老板是个废物，居然没有理解自己的伟大投资构想，或者扔掉了自己的并购可行性计划书，或者禁止自己接听客户的电话。最后他们会这样歌唱：“我是个天才，天才，太天才；你们都不配，不配，不配跟我说话——Suck my balls, you uncle **er!”
大部分天才终身都只能为自己的账户做投资，或者看着证券报发表融资建议。时光流逝，他们的自大情绪却丝毫不减，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个大交易或大决策完成，他们都会轻蔑的说：“我会做的更好——我是天才，我不是读死书的，我注定不是循规蹈矩的，我他妈的就是有一大堆灵感。”在熬过足够的年头之后，他们可能突然获得一个掌管大资金的机会，或者成为某个项目的融资主管。灾难就这样发生了。不幸的是，中国投资公司正是由这样一群人掌管的，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表现那么差劲了。
5号谣言：金融界充斥着阴谋、诡计、违规操作和犯罪行为
这要看你拿什么做道德标准。如果你坚持以清教徒或摩门教徒的道德观来规范金融界，肯定会发现这个行业充斥着小偷、强盗和杀人犯。问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很肮脏，你走在街上都会遇到飞车党和拎包的，打开电子邮箱都会收到无数垃圾骗子邮件。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政客、评论家和娱乐明星，全身上下只有衣服是干净的。就连去吃饭的时候，都得提防老板有没有在菜里加罂粟壳，有没有使用转基因食品。
那些攻击金融与投资行业道德败坏的人，并没有意识到金融界是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行业。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面谈或电话交谈，经常要邀请律师到场，或者做现场录音，以保证不会产生内幕交易；当你有幸为机构投资者操作账户时，你本人炒股赚钱的希望就永远破灭了，因为那是不允许的；最后，每个季度你都要签署一大堆法律文件，公开一系列个人隐私，以方便虎视眈眈的检察官随时把你抓进看守所。我说的当然不是中国的现状，但是从某些基金经理开老鼠仓被抓的事件看来，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跟上的。
当你买房子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剥掉你三层皮；保险公司最喜欢骗取你的保费，然后什么也不赔偿；在医院开药可能开到过期老药，或者干脆开到自己不用吃的药；至于电信、煤气和自来水公司，相信你经常受到他们的残酷欺诈。相比之下，金融界人士简直就是天使，他们连打一个广告都要加上几百字的免责条款和解释说明，例如“过去的业绩不代表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肮脏社会，我们只能找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我们原先认为很肮脏的行业，其实“最不肮脏”。
6号谣言：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阴谋，他们躲在密室里搞我们
在我看过的阴谋小说里，《达芬奇密码》是最精彩的，可惜它讲的是宗教阴谋，而不是商业或金融阴谋。关于金融阴谋的小说经常以历史著作甚至学术著作的身份出现，并且与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几个比较有趣的阴谋论包括：拿破仑是被英国金融家打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摩根家族的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对国际犹太人集团的自卫反击；苏联是犹太人的阴谋；次级贷款危机是华尔街的阴谋，等等。
相对而言，我觉得世界杯阴谋论更有参考价值——1998年的决赛被赌球集团收买，2006年巴西受贿故意放水，等等。足球，无论多么复杂，都只是场上22人和3个裁判的游戏，最多加上十几人的教练组，所以是可以收买和计划的（电话门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而专业的融资和投资管理则是非常复杂的游戏，一家公司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就可以轻松超越巴西队的人数，而且其影响力都远远大于罗纳尔多和卡卡。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看看花旗董事会的名单，他们要么当过政府高官，要么在其他世界500强公司担任CEO，都拥有不止一架私人飞机。
让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联合进行某个阴谋，将是阴谋策划者最大的噩梦。那些最高决策者们都太聪明了，他们的部下可能更聪明，很快就会意识到背叛阴谋可以取得更大的利益。如果有一个天才阴谋家对大伙儿说：“明天我们就联合整垮中国，捞一大笔”，那么今天就会有数十人向中国政府告密，以捞到更大的一笔。要贯彻一个阴谋，你的团队必须又小又精，最好头脑简单，不要老是斟酌利弊。对于一个即使交易1万股股票都要勾心斗角一番的行业来说，联合维持一个庞大的阴谋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7号谣言：金融界是一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的零和游戏
一年多以前，麦克告诉我们：“华尔街是一个动物互相攻击的地方。”他当然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是那群动物的领袖之一。不过，鉴于他一贯夸张的风格，我宁可相信这是指同行之间天然的敌意，而不是指行业的本性。事实上这更像是一场互相帮助的游戏：今天你打电话给我，把100万股股票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我，那么明天当我发行一只热门新股的时候，就会给你留出100万股的配额。在客户与经纪人之间的电话线上，你会不停地听到如下对话：“我帮了你这么多……我上次帮了你一个大忙……这次你必须帮我……谢谢，下次我还会帮你。”
众所周知，交易员的首要素质是喝酒，并且总要比客户和同行更晚醉倒。有人恶意地揣测，这是为了把所有人都灌醉然后套取情报；但事实是关系比情报更重要，而维持关系的最廉价的法门就是泡吧。如果白天你搞了对方，晚上可以依靠喝酒挽回一些影响；如果白天你被对方搞了，晚上可以借助喝酒让对方悔罪。银行家也是一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嘀咕如下的话：“上次那个单子我们让你们参加了，这次你们应该让我们参加……我们要当联席保荐人，上次我们不是让你们当了吗……朋友之间，合作愉快……”
如果你是圈子之外的人，例如基金投资者或者上市公司，肯定会觉得自己被搞了，因为金融家拉关系的时候用的都是你的资源，最后是你在买单。机构投资者用基金的利益来贿赂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则用上市公司的利益来反哺，以此类推。如果每个圈内人都能巧妙地从圈外人身上刮下一些金子，那么整个圈子仍然是一个正和游戏。圈内人有时候也会闹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但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真正的敌我矛盾是不存在的。
8号谣言：专业人士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或消息最灵通的人
如果一个人搞金融和投资，他肯定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要么在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奥秘，要么在竞争诺贝尔奖，要么在白手起家自己创业，总之他不会为别人筹集资金，也不会为别人管理资产。至于金融界人士是不是消息最灵通，也很值得商榷，因为金融界内部防火墙（通称“中国墙”）的存在，给信息流动带来了严重困难。此外，在宏观层面上，专业媒体的信息可不比专业人士的差，如果你读过《法柏报告》的话，就知道《纽约时报》或CNBC这类媒体的消息有多灵通了。
既然金融机构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构成的，也无法保证最灵通的信息，它们怎么还能立于不败之地呢？答案很简单：1)它们运用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以及2)它们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框架。那些所谓的“民间高手”可能的确比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更聪明，比对冲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更会分析，但他们仅仅是武林高手而已。普鲁士军队能够横扫世界，依靠的是铁一般的纪律和严谨的组织结构，尽管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头脑僵硬的笨蛋，他们仍然打败了浪漫的法国人、冷酷的俄国人和高贵的奥地利人。腓特烈大帝告诉我们：一个完善的中级军官团比一个天才的最高统帅更有价值。
金融界并不缺乏天才，但这些天才都学会了如何在科学的框架里发挥自己的热量。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你首先学习的将是IPO的法律流程，Excel模型的做法等极其枯燥的东西；作为年轻的交易员，你首先会在电话线上旁听几百个小时，以弄清机构投资者的思维方式；作为年轻的分析师，你首先会弄清如何用Bloomberg和Reuters终端最快地找到财务数据——当然，让团队里的每个人喜欢你，是一项最重要的学习任务。那些无法融入科学框架的天才怎么办？你还记得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吗？他是一个天才，但终身只能在比利亚雷亚尔这样的球队打上主力，这就是天才在现代社会的比较糟糕的下场（其实与达利山德罗比起来，他已经很幸运了）。
9号谣言：重要的不是创新和技能，而是讲故事和吹牛，以便把产品卖出去
我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唯一学成的技巧是吹牛，这正是我痛恨自己的原因。每当我看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时，总是会产生由衷的敬佩。会用Matlab和SAS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会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能够独立对整个财务和税务报表进行分解也是非常杰出的技能。我认为，随便学会以上哪一项技能，都比会吹牛要强不少。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身无长技的人太多了，而吹牛又是一项门槛很低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听到“一切技能都不如吹牛”的奇谈怪论。
好吧，吹牛的确是一种卖东西、拉单子的好方法，但前提是我们总要有东西可卖。如果没有金融工程师设计出绝妙的抵押证券和利率衍生品，我们能够仅仅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虚构出一个市场吗？如果没有律师解决资本利得税的监管问题，我们能够仅仅依靠胡吹海吹而创造出ETN（交易所交易票据）吗？即便是被绝大多数人鄙视的IPO，如果没有一个产品专家和一个行业专家，仅仅依靠所谓的“老式关系专家”也不可能做成任何一笔交易。曾经有一段时间，能说会道的人受到大家的一致追捧，于是他们都被宠坏了，直到今天还以为世界没有变化。
不少人都读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证券业务留下了深刻印象。所罗门兄弟的高管都是一群吹牛高手，但首先他们得益于一个强大的、积累雄厚的抵押证券部门。出于种种自愿的和被迫的原因，抵押证券业务的头头建立了完整的承销、销售、交易和研究业务，并掌握了强大的定量模型，然后才轮到所罗门兄弟的客户关系起作用。吹牛固然很重要，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项能力，使它与外语、电脑等能力一样，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而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力量。
10号谣言：中国的金融业正在高速发展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的中心
前半句话是真的——除了中东的石油富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比中国增长更快。如果算上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等所谓“大中华区”的金融机构，中国早已在全世界的融资、交易和投资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所谓中国将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内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甚至取代美国和欧洲的地位，无疑是一句空话。中东人正在迪拜、多哈等城市用大笔金钱打造西亚金融中心，但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威胁到了纽约、伦敦或东京的地位；同理，尽管我国政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北京和上海，它们仍旧缺乏足够的制度和实力。
几乎所有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位于英美法系国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伦敦，香港，新加坡，等等。日本在战败之后引入了一些英美法因素，但法律和习惯上的原因使东京的金融地位仍然无法与它的经济地位相提并论。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各有各的优势，但它们始终是二线金融城市。来自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例如DB, BNP, SG, ABN以及ING等等，总是会把自己的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迁移到伦敦城去，并且在华尔街买下大宗业务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中国不可能为了成为金融中心就把自己实行的大陆法改为英美法，甚至不可能做日本战后那样的改良，这是一个重大的劣势。
与中国政府想象的不同，强大的政府干预无助于建立金融中心。华尔街和伦敦城都是在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情绪下成长起来的，只有在它们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之后，政府才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作为世界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联邦和各州通过了多如牛毛的阻碍金融发展的立法，而欧洲大陆的监管倒是薄弱的多。现在我们知道，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发挥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缩小政府的权限，赋予市场更大的自由。政府的强力干预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把一个小渔村变成出口加工基地，可以让钢产量突破1亿吨，却唯独不能制造金融中心。我国政府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无法改变自己而已。
随手打开《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或类似的刊物，总是能发现许多分析师或经济学家在讲话。他们背后都有一些非常显赫的名字：GS, MS, ML, DB, 等等。如果只看这些刊物，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名字理解为金融市场的主角，是它们决定了价格、成交量和一切走势。但这不是事实，因为它们只是中介商。对外行而言，它们拥有一个气派的名字：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而内行一般把它们称为“经纪商/自营商”(Broker/Dealer)，这精辟地描述了它们的两大功能：帮助客户进行融资和交易，用自己的资本进行投资和投机。
因为这些公司只是中介商，所以它们必须不停地发表言论，打免费的广告，让全世界都注意到自己。如果你掌管着1万亿美元资产，并且要亲自作出投资决策，你肯定绝对不会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经纪人，为那些拥有1万亿美元资产的人提出建议并提供服务，你肯定会尽可能多地接受记者采访，以便给那些真正掌握资产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投资银行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当然，GS和MS这样的中介商也拥有庞大的投资管理部门，BCS的投资管理规模甚至是全世界最大；但是这些投资管理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是分开运作的，它们的基金经理可能根本不会在乎自己的经济学家说了些什么。
ML, Citi和许多其他投资银行没有自己的投资管理部门，GS, MS和DB的投资管理规模大致在2000-5000亿美元之间，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很少有人听说以下的名字：Fidelity拥有1.4万亿美元，State Street拥有1.2万亿美元，Capital Group拥有大约1万亿美元，Vanguard拥有8000亿美元。以上任何一家都相当于三到四家顶级投资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所以，当中国私募基金挺进香港，声称要把GS和ML赶出去时，他们完全错误理解了金融市场的角色关系。他们不应该把经纪人赶出去，因为经纪人是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否则市场无法运转。
2号谣言：只要做足功课，个人投资者可以轻松击败机构投资者
这是彼得-林奇反复强调的谣言，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个验证——在10年以上的长期内，真正打败了机构投资者的个人非常少，大部分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作为机构的食物。在中国，你也可以随机调查100个自己操作的股民，问问有多少人在过去2年、3年或5年内打败了市场。许多人会告诉你，不但没有打败市场，甚至没有赚到一分钱。
林奇认为，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大的耐心，更少的投资限制，可以自由购买小盘股、陷入困境的股票，不用向别人反复解释自己的决策，等等。机构投资者需要向无数个人和其他机构负责，需要应对堆积如山的法律和规制问题，其交易成本往往也不低于个人。但是林奇没有告诉你，机构投资者的高成本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他们可以最快速地获得市场信息，并且在重大危机到来之前提前跑路，而你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
一个掌握1000亿美元的基金公司，每年至少会向华尔街支付1亿美元的佣金和“软钱”，并在市场出现重大波动的时候与华尔街合作。作为代价，华尔街的分析师会不停地给基金公司打电话，发送邮件（谁给的钱最多，谁就会第一个接到电话），使基金经理永远比市场提前1小时知道最新消息；当基金经理有几十亿美元的重仓需要抛售时，华尔街会绞尽脑汁地为他卸货，甚至不惜让自己蒙受亏损，以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当你通过报纸、网络和手机短信监视市场动向时，机构投资者早就把这些东西纳入了备忘录。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基金经理的职业道德不高——当他们从券商那里获得一个重要信息，总是先照顾自己的老鼠仓，最后才轮到客户。在中国，如果你真的能够侥幸打败机构，这多半不是因为机构投资者不如你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道德。
3号谣言：对金融和投资来说，专业知识是无足轻重的
彼得-林奇不停地告诉我们，要在市场上生存，艺术和历史知识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索罗斯也告诉我们，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或金融学。如果你有幸参加过投资银行或机构投资者的面试，你肯定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很少询问艰深的专业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性格、经历、价值观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打转。这是否意味着你可以一边研究哲学，一边成为超级银行家？或者一边学习绘画，一边当上对冲基金经理？
事实上，你听说过的所有名声赫赫的金融界人物几乎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沃伦-巴菲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乔治-索罗斯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荣誉学士（相当于硕士），彼得-林奇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罗伯特-鲁宾（高盛前联席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和耶鲁法学院的法律博士，斯蒂芬-施瓦茨曼（黑石创始人和CEO）是哈佛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等等。大部分银行家都是MBA（工商管理硕士）或JD（法律博士），基金经理和交易员一般学习金融、会计或经济学。你也可以发现不少出身工程学、数学或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士，但是极少有人受的是历史学、艺术或哲学教育——即使有，他们后来一般都去过商学院镀金，然后重新开始。
解释这个事实很容易，就跟拍电影一样——大导演总是会告诉你，他们成功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自己的艺术感觉和宗教信仰等等。他们不会告诉你，自己能拍出电影首先是因为在电影学院接受了如何放置三脚架和如何设置光线的训练，也不会告诉你各种镜头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对于他们那个档次的人而言，这些可能都太简单了，可是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这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4号谣言：如果你是一个天才，具备大局观和灵感，你就能统治世界
大错特错。多年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识的所谓伟大人物也曾经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金融和投资界是这样运行的：你拿起报纸，打开研究报告，分析国际局势、宏观经济和高层内幕，然后突然产生一个伟大的灵感，然后你对同事说：“嗨，我有个主意，这个主意能让我们赚10亿美元。”然后你们就促成了一桩并购，或者做了一笔伟大的投资，或者把某家公司运作上市，或者干脆空手套到了10亿美元。如果你经常光临大学附近的星巴克，可以看到无数的潜在天才在跟别人口沫四溅地分析世界大局，讲述自己的灵感有多么美妙，天生就是当百亿富翁的料子……
有极少数天才终于在金融界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许是投资银行分析员，也许是交易助理，也许是研究助理。他们惊惶失措地发现，自己第一年的全部工作居然是给老板端咖啡，给上司预订午餐，以及打印装订宣传手册！第二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作PPT幻灯片，检查Excel表格的数据输入，并且被老板永无休止地嘲笑。第三年？没有第三年了，因为他们都逃跑了，带着一大堆钞票逃跑，却不得不悲哀地承认自己一辈子不想搞金融了。在与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愤怒地指责自己的老板是个废物，居然没有理解自己的伟大投资构想，或者扔掉了自己的并购可行性计划书，或者禁止自己接听客户的电话。最后他们会这样歌唱：“我是个天才，天才，太天才；你们都不配，不配，不配跟我说话——Suck my balls, you uncle **er!”
大部分天才终身都只能为自己的账户做投资，或者看着证券报发表融资建议。时光流逝，他们的自大情绪却丝毫不减，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个大交易或大决策完成，他们都会轻蔑的说：“我会做的更好——我是天才，我不是读死书的，我注定不是循规蹈矩的，我他妈的就是有一大堆灵感。”在熬过足够的年头之后，他们可能突然获得一个掌管大资金的机会，或者成为某个项目的融资主管。灾难就这样发生了。不幸的是，中国投资公司正是由这样一群人掌管的，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表现那么差劲了。
5号谣言：金融界充斥着阴谋、诡计、违规操作和犯罪行为
这要看你拿什么做道德标准。如果你坚持以清教徒或摩门教徒的道德观来规范金融界，肯定会发现这个行业充斥着小偷、强盗和杀人犯。问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很肮脏，你走在街上都会遇到飞车党和拎包的，打开电子邮箱都会收到无数垃圾骗子邮件。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政客、评论家和娱乐明星，全身上下只有衣服是干净的。就连去吃饭的时候，都得提防老板有没有在菜里加罂粟壳，有没有使用转基因食品。
那些攻击金融与投资行业道德败坏的人，并没有意识到金融界是世界上管制最严格的行业。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面谈或电话交谈，经常要邀请律师到场，或者做现场录音，以保证不会产生内幕交易；当你有幸为机构投资者操作账户时，你本人炒股赚钱的希望就永远破灭了，因为那是不允许的；最后，每个季度你都要签署一大堆法律文件，公开一系列个人隐私，以方便虎视眈眈的检察官随时把你抓进看守所。我说的当然不是中国的现状，但是从某些基金经理开老鼠仓被抓的事件看来，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跟上的。
当你买房子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剥掉你三层皮；保险公司最喜欢骗取你的保费，然后什么也不赔偿；在医院开药可能开到过期老药，或者干脆开到自己不用吃的药；至于电信、煤气和自来水公司，相信你经常受到他们的残酷欺诈。相比之下，金融界人士简直就是天使，他们连打一个广告都要加上几百字的免责条款和解释说明，例如“过去的业绩不代表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肮脏社会，我们只能找一个相对干净的地方。我们原先认为很肮脏的行业，其实“最不肮脏”。
6号谣言：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阴谋，他们躲在密室里搞我们
在我看过的阴谋小说里，《达芬奇密码》是最精彩的，可惜它讲的是宗教阴谋，而不是商业或金融阴谋。关于金融阴谋的小说经常以历史著作甚至学术著作的身份出现，并且与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几个比较有趣的阴谋论包括：拿破仑是被英国金融家打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摩根家族的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对国际犹太人集团的自卫反击；苏联是犹太人的阴谋；次级贷款危机是华尔街的阴谋，等等。
相对而言，我觉得世界杯阴谋论更有参考价值——1998年的决赛被赌球集团收买，2006年巴西受贿故意放水，等等。足球，无论多么复杂，都只是场上22人和3个裁判的游戏，最多加上十几人的教练组，所以是可以收买和计划的（电话门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而专业的融资和投资管理则是非常复杂的游戏，一家公司最高决策层的人数就可以轻松超越巴西队的人数，而且其影响力都远远大于罗纳尔多和卡卡。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看看花旗董事会的名单，他们要么当过政府高官，要么在其他世界500强公司担任CEO，都拥有不止一架私人飞机。
让全世界最大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联合进行某个阴谋，将是阴谋策划者最大的噩梦。那些最高决策者们都太聪明了，他们的部下可能更聪明，很快就会意识到背叛阴谋可以取得更大的利益。如果有一个天才阴谋家对大伙儿说：“明天我们就联合整垮中国，捞一大笔”，那么今天就会有数十人向中国政府告密，以捞到更大的一笔。要贯彻一个阴谋，你的团队必须又小又精，最好头脑简单，不要老是斟酌利弊。对于一个即使交易1万股股票都要勾心斗角一番的行业来说，联合维持一个庞大的阴谋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7号谣言：金融界是一场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的零和游戏
一年多以前，麦克告诉我们：“华尔街是一个动物互相攻击的地方。”他当然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是那群动物的领袖之一。不过，鉴于他一贯夸张的风格，我宁可相信这是指同行之间天然的敌意，而不是指行业的本性。事实上这更像是一场互相帮助的游戏：今天你打电话给我，把100万股股票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我，那么明天当我发行一只热门新股的时候，就会给你留出100万股的配额。在客户与经纪人之间的电话线上，你会不停地听到如下对话：“我帮了你这么多……我上次帮了你一个大忙……这次你必须帮我……谢谢，下次我还会帮你。”
众所周知，交易员的首要素质是喝酒，并且总要比客户和同行更晚醉倒。有人恶意地揣测，这是为了把所有人都灌醉然后套取情报；但事实是关系比情报更重要，而维持关系的最廉价的法门就是泡吧。如果白天你搞了对方，晚上可以依靠喝酒挽回一些影响；如果白天你被对方搞了，晚上可以借助喝酒让对方悔罪。银行家也是一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嘀咕如下的话：“上次那个单子我们让你们参加了，这次你们应该让我们参加……我们要当联席保荐人，上次我们不是让你们当了吗……朋友之间，合作愉快……”
如果你是圈子之外的人，例如基金投资者或者上市公司，肯定会觉得自己被搞了，因为金融家拉关系的时候用的都是你的资源，最后是你在买单。机构投资者用基金的利益来贿赂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则用上市公司的利益来反哺，以此类推。如果每个圈内人都能巧妙地从圈外人身上刮下一些金子，那么整个圈子仍然是一个正和游戏。圈内人有时候也会闹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但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真正的敌我矛盾是不存在的。
8号谣言：专业人士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或消息最灵通的人
如果一个人搞金融和投资，他肯定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要么在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奥秘，要么在竞争诺贝尔奖，要么在白手起家自己创业，总之他不会为别人筹集资金，也不会为别人管理资产。至于金融界人士是不是消息最灵通，也很值得商榷，因为金融界内部防火墙（通称“中国墙”）的存在，给信息流动带来了严重困难。此外，在宏观层面上，专业媒体的信息可不比专业人士的差，如果你读过《法柏报告》的话，就知道《纽约时报》或CNBC这类媒体的消息有多灵通了。
既然金融机构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构成的，也无法保证最灵通的信息，它们怎么还能立于不败之地呢？答案很简单：1)它们运用了团队合作的力量，以及2)它们有一套科学的工作框架。那些所谓的“民间高手”可能的确比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更聪明，比对冲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更会分析，但他们仅仅是武林高手而已。普鲁士军队能够横扫世界，依靠的是铁一般的纪律和严谨的组织结构，尽管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军官都是头脑僵硬的笨蛋，他们仍然打败了浪漫的法国人、冷酷的俄国人和高贵的奥地利人。腓特烈大帝告诉我们：一个完善的中级军官团比一个天才的最高统帅更有价值。
金融界并不缺乏天才，但这些天才都学会了如何在科学的框架里发挥自己的热量。作为年轻的银行家，你首先学习的将是IPO的法律流程，Excel模型的做法等极其枯燥的东西；作为年轻的交易员，你首先会在电话线上旁听几百个小时，以弄清机构投资者的思维方式；作为年轻的分析师，你首先会弄清如何用Bloomberg和Reuters终端最快地找到财务数据——当然，让团队里的每个人喜欢你，是一项最重要的学习任务。那些无法融入科学框架的天才怎么办？你还记得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吗？他是一个天才，但终身只能在比利亚雷亚尔这样的球队打上主力，这就是天才在现代社会的比较糟糕的下场（其实与达利山德罗比起来，他已经很幸运了）。
9号谣言：重要的不是创新和技能，而是讲故事和吹牛，以便把产品卖出去
我接受了多年的高等教育，唯一学成的技巧是吹牛，这正是我痛恨自己的原因。每当我看到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时，总是会产生由衷的敬佩。会用Matlab和SAS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会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是非常杰出的技能，能够独立对整个财务和税务报表进行分解也是非常杰出的技能。我认为，随便学会以上哪一项技能，都比会吹牛要强不少。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身无长技的人太多了，而吹牛又是一项门槛很低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听到“一切技能都不如吹牛”的奇谈怪论。
好吧，吹牛的确是一种卖东西、拉单子的好方法，但前提是我们总要有东西可卖。如果没有金融工程师设计出绝妙的抵押证券和利率衍生品，我们能够仅仅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虚构出一个市场吗？如果没有律师解决资本利得税的监管问题，我们能够仅仅依靠胡吹海吹而创造出ETN（交易所交易票据）吗？即便是被绝大多数人鄙视的IPO，如果没有一个产品专家和一个行业专家，仅仅依靠所谓的“老式关系专家”也不可能做成任何一笔交易。曾经有一段时间，能说会道的人受到大家的一致追捧，于是他们都被宠坏了，直到今天还以为世界没有变化。
不少人都读过《说谎者的扑克牌》，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证券业务留下了深刻印象。所罗门兄弟的高管都是一群吹牛高手，但首先他们得益于一个强大的、积累雄厚的抵押证券部门。出于种种自愿的和被迫的原因，抵押证券业务的头头建立了完整的承销、销售、交易和研究业务，并掌握了强大的定量模型，然后才轮到所罗门兄弟的客户关系起作用。吹牛固然很重要，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这项能力，使它与外语、电脑等能力一样，成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而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力量。
10号谣言：中国的金融业正在高速发展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的中心
前半句话是真的——除了中东的石油富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比中国增长更快。如果算上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等所谓“大中华区”的金融机构，中国早已在全世界的融资、交易和投资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所谓中国将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内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甚至取代美国和欧洲的地位，无疑是一句空话。中东人正在迪拜、多哈等城市用大笔金钱打造西亚金融中心，但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威胁到了纽约、伦敦或东京的地位；同理，尽管我国政府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打造北京和上海，它们仍旧缺乏足够的制度和实力。
几乎所有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位于英美法系国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伦敦，香港，新加坡，等等。日本在战败之后引入了一些英美法因素，但法律和习惯上的原因使东京的金融地位仍然无法与它的经济地位相提并论。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各有各的优势，但它们始终是二线金融城市。来自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例如DB, BNP, SG, ABN以及ING等等，总是会把自己的投资银行和交易业务迁移到伦敦城去，并且在华尔街买下大宗业务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中国不可能为了成为金融中心就把自己实行的大陆法改为英美法，甚至不可能做日本战后那样的改良，这是一个重大的劣势。
与中国政府想象的不同，强大的政府干预无助于建立金融中心。华尔街和伦敦城都是在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情绪下成长起来的，只有在它们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之后，政府才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作为世界金融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联邦和各州通过了多如牛毛的阻碍金融发展的立法，而欧洲大陆的监管倒是薄弱的多。现在我们知道，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发挥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缩小政府的权限，赋予市场更大的自由。政府的强力干预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把一个小渔村变成出口加工基地，可以让钢产量突破1亿吨，却唯独不能制造金融中心。我国政府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只是无法改变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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